《毛诗》经学化的过程及其特点与得失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论述三个问题：一、西汉前期，有经学的指导思想，但没有《诗经》经学的。即《子夏序》是不存在的，并从六个方面加以证明。二、《毛诗》经学化的过程。三、《毛诗》经学化的模式及其特点与得失。

关键词：无《子夏序》　《毛诗》经学化的过程　《毛诗》经学化的模式及特点与得失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2-1-8

一、《毛诗》经学化的指导思想与《子夏序》是否存在的问题

汉高祖是靠马上得天下的，所以素来不理会《诗》、《书》的作用，但到了文帝、景帝的时代，随着社会的安定、财富的积累，逐渐感觉到，要真正做到长治久安，确实要考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问题。于是开始设立《诗经》博士使之，成为国家支持的公开讲学的学官，宣扬儒家安邦定国的思想。《鲁诗》、《齐诗》、《韩诗》先后都列为学官，只有最晚出的《毛诗》没有列为学官，只能在民间流行。到了汉武帝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种“诗经”经学化的趋势就更明确了，成为鲁、齐、韩、毛各家诗派首选的方向。

当时，经学化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那就是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换句话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处理好五伦的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与朋友的对应关系。到了战国末期，荀子提出了徵圣、宗经、明道的思想。此外，战国中期的孟子，提出《诗经》研究的指导思想，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对汉儒也有相当的影响，那就是以史解经的倾向逐渐向《左传》、《国语》、《尚书》与春秋杂说靠近。

在两汉时期，《鲁诗》学派最早出，影响也最大，因而《鲁诗》的经学化也是最早完成的。据《汉书·儒林列传》载《鲁诗》学者王式事：式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死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责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

以上引文，说明王式授《诗》，必有底稿为证。这些底稿，就是《诗》三百业已经学化的证据，授《诗》颂美孝子、忠臣、父子即是齐家，君臣即是治国：刺危亡失道之君，则是从反面论治国之道。这就是《鲁诗》经学化的要义。《毛诗》经学化的道路，也是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的。

经学的指导思想，两汉时期是明确的。但《诗经》经学化的范本，诸如《子夏序》之类，却是子虚乌有之事。略举六证。

第一，春秋时期《诗经》相当流行，作为社会交流的工具，特别是外交场合，断章取义，赋诗言志，盛行一时。但当时只称《诗》或《诗三百》，尚未有《诗经》之称。孔子的高足子夏善于外交辞令，善于赋《诗》言志，但从未有授《诗》的文献记载，也不可能有《诗经》经学化的举措，因为春秋时期的社会不可能有这种超时代的要求。所以子夏不可能写出经学化的《子夏序》(《毛诗序》的影子)。

第二，据《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言：“至孝武皇帝，……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刘歆是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刘交少时，曾与申公等向荀子弟子浮丘伯学《诗》，申公是《鲁诗》的创立者，所以刘交的后裔世传《鲁诗》。据刘歆所言，武帝时尚一人不能独尽其经，可见文帝时申公创立的《鲁》诗，并不完整。同样，景帝时的《齐》、《韩》、《毛》所授的《诗经》也是不完整的，四家诗“相合而成”的《诗经》学说，至少是在汉武帝之后才逐渐形成的。相合而成的《诗经》学说，严格地说，还只是一个“毛胚”，只有经过不断修改、不断调整过的经学化的《诗经》学，才是比较完整的四家诗学说，上文提到的昭帝时代的《鲁诗》学者王式以三百五篇为谏，才有可能是比较成熟的《鲁诗》学派。另外，刘歆的武帝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的提法，说明当时还没有谁见过《子夏序》之类的古本，若果有《子夏序》之类的古本，一人独尽其经又有何难，刘歆是著名学者刘向之子，又是著名的目录学家，博览群书，后来又背离《鲁诗》而转向《毛诗》，故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的论断，当然也包括《毛诗》在内。到了东汉前期，著名的《齐诗》学派的传人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称：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成非本义，与不得己，《鲁》最为近之。……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

对三家诗的评议，“咸非本义”四字，说明三家诗都是取《春秋》、采杂说的“合成”之作，附会之说多。说《毛诗》“自谓子夏所传”，“自谓”二字，不屑之意显然。但至东汉末年，郑玄却提出《子夏序》，认为《毛序》是子夏、毛公合写之说，言之无据，当可断定。

第三，《毛诗》学派内部，《毛传》与《毛序》时有对立冲突不可调和的意见，总数约有二三十条之多。若果有《子夏序》，《毛传》学者与《毛序》学者，都应该见到。但事实上，《毛传》与《毛序》时有冲突，这就证明了《毛传》与《毛序》的作者都没有见过《子夏序》。

第四，基本信奉《毛诗》的郑玄，在《小雅·十月之交》等四首诗的时代问题上有争论，《毛序》以为是刺幽王之作，郑玄则认为是刺厉王之作。若果有《子夏序》，则以《子夏序》为准就是了。郑玄与部分《毛序》之争，说明郑玄自己也没有见过《子夏序》，郑玄批驳部分《毛序》，说明他也不信《毛序》都有依据。

第五，以部分《毛序》编写的水平不足，确定《毛序》非子夏所作，这是著名学者欧阳修提出的看法，他在《诗本义》中指出：毛、郑之说皆云：文王……化行于六州之内。就如其说，则纣犹在上，文王之化止(只)能自被其所治。然于《荞莒序》则曰：“天下和平，妇人乐有子。”于《麟之趾·序》则曰：“《关雎》化行天下，无犯礼者。”于《驺虞·序》则曰：“天下能被文王之化。”……据《野有死腐·序》则又云：“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按：“天下”是总称，《周南》、《召南》只是文王所化之地，不能称作“天下”。殷纣当时虽然还是天子，但文王所化之地，已非殷纣所能控制，因此也不能说称“天下大乱”。《毛序》用辞不能掌握分寸，所以欧阳修指责《毛序》“其前后自相抵梧，无所适从”。这种前后不一，自相抵梧的措辞，不可能出自孔子高足子夏之手。此是其一。其二《二南》之中，无思犯礼者，被文王之化者，大都是女性。而《行露》与《野有死庙》中的强暴者都是男子，所以欧阳修又提出尖锐的责问，何以被文王之化者只是女子而不能感化男子呢?以子夏之聪明才智，也不可能写出这等序言。所以欧阳修据此断言说：《二南》之《毛序》非子夏所作，而是后世传授《诗经》的讲师所妄作。欧阳修此等眼力，实非常人所及，可谓定论。

第六，《毛序》非子夏所作，略举实例如下：《丝衣》之《毛序》曰：“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高子与孟子同时，为战国中期时人，晚于子夏。故非子夏所作。又《周颂·潜》之《毛序》：“季冬荐鱼，春献鲔也。”此用《礼记·月令》释《潜》，《月令》乃汉人所作，与子夏无涉。

由上六证。可证《子夏序》是虚托之事。

二、《毛诗》经学化的过程

根据《汉书·儒林传》所载，西汉的《毛诗》创立者及其传人，共五位，即：

毛公——贯长卿——解延年——徐敖——陈侠

毛公是景帝时人，鉴于当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毛诗》学派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解读《诗经》本子，当时可参考的重要的文献资料，也只有《尚书》、《左传》与《国语》，因此当时的《毛诗》只处于初创阶段，还需要通过吸取三家诗的营养，逐渐形成不同于三家诗的《诗经》学派。贯长卿及其父贯公，善治《左氏春秋》，此是崔述所言。据此，贯长卿可能对《毛诗》进一步比附《左传》起了一定的作用。解延年情况不详，徐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其时正当宣帝之时，其时，司马迁《史记》的公布与流行，戴圣《礼记》的编定与流传以及“情发于中而形于外”诗论潮流的形成，对《毛诗》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再说《风》、《雅》、《颂》各类诗体的组合协调，也需要相当充分的时间。徐敖在吸收新的文献数据以及建立《毛诗》的体系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因此班固说，由此授《毛诗》者，“皆以徐敖为准”。陈侠是为王莽讲授《诗经》的学者。王莽创导复古，刘歆鼓吹要把《毛诗》列为学官，这是《毛诗》发展的难得的机遇，《毛诗》学者必须完备作公开讲学的准备，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毛诗》的经学化。

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学派进入了壮大时期。范晔《后汉书·儒林传》曰：“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也。”此说，得到了朱熹、姚际恒、魏源、崔述、顾颉刚等古今学者的首肯。就《后汉书》所言，可知谢曼卿为《毛诗》训诂的完备起了较大的作用，而卫宏则为《毛诗序》的完备与细密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国风》与《小雅》的《毛序》下了不少的功夫，所以范晔赞扬卫宏“善得风、雅之旨”。

谢曼卿、卫宏之后，又有郑众、贾逵、马融与郑玄等经学大师，在《毛诗》的经学化方面，加以润色、修正，并对《诗经》的经学化加以强化，终于使《毛诗》从壮大走向成熟。

三、《毛诗》经学化的特点及其得失

《毛诗》经学化的特点之一，是在《周颂》、《大雅》方面，沿袭三家诗特别是《鲁诗》的观点却不与之争锋，而在《国风》与《小雅》的解读方面有意标新立异。

在《周颂》31篇中，《毛序》的解读几乎全部与《鲁诗》相同，甚至遣词造句亦基本类同。《鲁颂》四篇，除外，《毛序》的解读，均与三家无异。

对《大雅》的解读方面，《文王》、《绵》、《生民》、《行苇》、《公刘》、《板》、《抑》、《桑柔》八篇，《毛序》明显沿袭《鲁诗》。此外，《大雅》中的十七篇诗，即《早麓》、《思齐》、《皇矣》、《灵台》、《下武》、《文王有声》、《既醉》、《凫鹭》、《民劳》、《荡》、《崧高》、《蒸民》、《韩奕》、《江汉》、《常武》、《瞻印》、《召曼》，《毛序》的解读与三家诗无异。《大雅》31篇，《毛序》的解读同三家诗的相同率高达81％。

又，《毛传》的训诂多同《尔雅》，而《尔雅》是西汉前期形成的一部辞书，其主要材料大都取材于《鲁诗》，因而《毛诗》的训诂，也显然源于《鲁诗》。

《毛诗》晚出，西汉时期三家诗均列为学官，而《鲁诗》尤盛，至东汉灵帝时期，蔡邕等《鲁诗》学者，又奉旨于熹平石经上刻写《诗经》文本，以《鲁诗》为准。所以《毛诗》的作者在《大雅》与《周颂》等方面沿袭《鲁诗》为主的三家诗，不敢与之争锋，确实是明智之举。历代的《毛诗》学者也才能集中精力在《国风》与《小雅》方面标新立异大做文章(详后)。

《毛诗》经学化的特点之二：是看重以史解经，不仅大量比附于《左传》，而且进一步借重《史记》的材料加以融合贯通而详加发挥。这种以史解经的特点，其实古代学者早已指明，略举其要：

清代著名学者魏源在其《诗古微》中即指出：“《续序》(指卫宏的《毛诗序》)不过因《史记》有《卫》、《郑》、《齐》、《晋》、《秦》、《陈》、《曹》世家、故各择恶谥附会之。”接着魏源又从反面指明了另一种情况：“之于《魏》、《桧》之无世家一者，则但仍《毛序》为刺其君、其大夫，而不能凿以何人矣。”此反证之说，最早源于宋人郑樵，其《诗辨妄》说：“诸《风》皆有指言当代某君者，惟《魏》、《桧》二风无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国《史记》世家、年表、列传不见有所说，故二风无指言也。”

又，精通史学的诗经名家崔述，在《读风偶识》中，对此又进一步追究说：“桧亡于鲁惠之后，魏亡于鲁国之世，且在齐哀、陈幽二百余年，何者远者知之历历，而近者皆不知之乎?……此二国者，《春秋》、《史记》之所不载，故无从凭空而撰为其君耳。”

崔述所指知远而不知近的违背常识的怪异情况，进一步证实了《毛序》比附《史记》的事实。

现略举三例《毛序》比附《史记》以史解经的铁证：

证据之一是：《唐风·鸨羽》之《毛序》说：“昭公之后，大乱五世”，崔述曰：“唐则十二篇，而直指者九。”按：《唐风》十二篇，前面出现的是僖公、昭公，后面出现的武公、献公，加上大乱五世的五君，即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与缗侯，正好是九君。《左传》记载不全，只有前四君而不载缗侯。唯一记载完整的是《晋世家》。有些学者依据《左传》的记载，认为“昭公之后，大乱五世”，是包括昭公在内的。这是看重《左传》而忘了《史记》。所以《毛序》的“大乱五世”，是参照《史记》的铁证。

证据之二是，《鄘风·柏舟》之《毛序》：“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勿许，故作是诗以绝之。”据《史记·卫世家》载：“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共伯于墓上，共伯人釐侯羡(墓道)自杀。”和袭杀共伯余事，就在共伯为君的当年。故《毛序》称“蚤(早)死”，根据《史记·卫世家》记载而来。此也是《毛序》采用《史记》的铁证。

证据之三是：《诗大序》提出了变风、变雅。所谓的正风正雅，关键是治世还是乱世。按照《毛序》作者的设想，十五国风，只有《二南》是正风，其它的十三国风都是变风，因此《毛序》的设计者，要把这种变风的时代，安置到厉王昏乱的时代，或是厉王死后周、召共和的时期。但《左传》是断代史，不可能记载更早的事，所以《毛序》的作者，只能比附《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作为编写各国风诗中早期诗歌的君王。如：

《齐风·鸡鸣》之《毛序》：“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唐风·蟋蟀》之《毛序》：“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

《秦风·车邻》之《毛序》：“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

《陈风·宛丘》之《毛序》：“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

《邶风·柏舟》之《毛序》：“言仁人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齐哀公——据《齐世家》载“周烹哀公”，齐哀公与周、召共和之年的齐武公仅一代之差。

晋僖公——周、召共和二年。

秦仲——周，召共和元年。

陈幽公——周、召共和元年。

卫顷公——与周、召共和之年的僖侯，亦仅一代之差。(据《卫世家》)

按：五国风诗的起首之诗，五国君王均是周、召共和之年前后的君王。这种据年表、世家的有意识的安排，说明《毛序》作者是颇有心计的。特别是《唐风》与《邶风》，有意避开周、召共和之年的齐武公与卫僖侯，而选择其先辈齐哀公与卫顷公。从经学化的角度来看，确实是比较恰当的选择。

《毛诗》经学化的特点之三：偏重于《国风》诗组的总体评价，而不理会个别诗篇的本义所在。更有甚者，《毛序》作者为了强化经学化的意图而故意不理会《左传》对某些诗旨的观点。略举三例：

以《齐风》为例。《毛序》作者一开始就以《鸡鸣·序》指责哀公的荒淫无度，接着又通过《还》序，指责哀公的好田猎。接着又对齐襄公的淫乱，加以严厉的评击。如《齐风·卢令》：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卢重环，其人美且鬈。卢重鋂，其人美且偲。就该诗本义而言，应属颂美田猎者之诗。故《毛传》言：“令令，缨环声，言人君能有美德，尽其仁爱，百姓欣而奉之，爱而乐之顺时游田，与百姓共其乐，同其获，故百姓闻而说(悦)之。”《毛传》之说似较符合该诗本义。但《毛序》却说：“刺荒也。襄公好田猎、毕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陈以风(讽)也。”《毛序》修正《毛传》之说，乃是顾及《齐风》组诗的总体倾向，以加强经学化的批判力度。按：《齐风》十一篇、《毛序》全部列为刺诗。

又如《唐风·绸缪》：

绸缪束努，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该诗本义，一目了然，是写新婚惊喜之诗。现当代诗经学者，均从此说。《毛传》言：“男女待礼而成……三星在天，可以嫁娶。”但《毛序》却说：“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焉。”《唐风》共十二篇，《毛序》列为刺诗的共十一篇，故《毛序》作者断定，从加强经学化的意图而言，也必须把《绸缪》列为刺诗。

又如《秦风·无衣》：岂日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一章，二三章略)

《无衣》本是《秦风》中慷慨激昂的战歌，据《左传》记载，楚申包胥为了拯救楚国而哭秦庭，秦王为之赋《无衣》，示意愿同仇敌忾，出兵相助。《毛序》作者从总体上看，相当重视《左传》，按一般推理《毛序》应比附《左传》从正面诠释《无衣》，且《毛传》已确认《无衣》的诗旨是“上与百姓同欲，则百姓乐致其死。”但《毛序》的作者，还是把《无衣》列为刺诗。《毛序》说：“刺用兵也。秦人刺其用兵而不与民同焉。”

《毛序》的作者在这里何以要背离《左传》而修正《毛传》呢?这是因为汉王朝是由推翻暴秦而建立的王朝，贾谊著名的《过秦论》总结秦朝失败的根由是“仁义不施”。所以在《秦风》中《毛序》作者，不止一次地指责秦仲、穆公以后的秦王不尊周礼而不能用贤。秦人重武力而轻仁义，最后导致秦王朝的覆灭。《毛序》的作者在这里是以汉人的观点、儒家的立场，借《无衣》诗旨的诠释而集中地表达出来的。这是《诗经》经学化的需要，这是汉人特殊时代意识的反映。所以《毛序》的作者为了强化经学的意识，而背离了《左传》的观点。在这里《毛序》作者不是在讲诗，而是总结历史的教训。从经学的角度讲，《无衣》的《毛序》无疑有其正确的一面。

《毛诗》经学化的特点之四：在某些国风的诠释上，其编排有其精心的一面，如《二南》，很多事必须一分为二。《二南》的《毛序》，诚如前文欧阳修所批评的严重缺点。

但从宣扬经学化的角度来看，《二南》的《毛序》也有其明显的优点。一是极力宣扬文王之化，二是极力宣扬后妃之德与夫人之德。这两个重点的选择，很符合汉代经学化的要求。《诗经》四始，《国风》以《关雎》始，《小雅》以《鹿鸣》始，《大雅》以《文王》始，《颂诗》以《清庙》(祭文王)始。周人对周文王的崇拜，远过于周武王。故《毛序》在《二南》序中抓住了文王之化这一重点，无疑是抓住了《诗经》的精髓与灵魂。抓住后妃之德，这也是抓住了中国历史教训的重点之一。夏、殷、周三朝的覆灭，皆由后妃乱德而来，故《周易》重坤德、周王朝之所以兴旺，是因为周王朝有三位伟大的女性。所以说《二南》的《毛序》抓住文王之化与后妃之德，是颇有经学的水平的。再从编排的技巧而言，也可以说是精心安排的序言系列。

从总体来看，《周南》是由《关雎》与《麟之耻》构成对应关系；《召南》由《鹊巢》与《驺虞》构成对应关系，是贞鸟、吉鸟与仁兽，双双对应。

《毛序》之序列安排相当精巧：

《关雎》：“后妃之德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指用贤)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免置》：“后妃之所化(用贤)也。”

《茉苜》：“后妃之美也。”(指乐有子)

于《楞木》、《螽斯》及《桃天》诗，《毛序》均强调子孙众多，在于后妃不妒忌。

于《汝坟》，《毛序》强调受文王之化，“妇人能闵其君子”。

以上是《周南》的编排。

再看《周南》与《召南》编排的对比：

《鹊巢》：“夫人之德也。”

《采蘩》：“夫人不失职也。”

《草虫》：“夫人妻能以礼自际也。”

《采频》：“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羔羊》：“《鹊巢》之功致也。(用贤)”

于《小星》、《江有记》、《毛序》“言夫人无妒忌”。

于《殷其雷》，言“其室家能闵其(夫)勤劳。”

《毛序》于《周南·桃夭》及《召南·摽有梅》，都强调因“文王之化”，“男女婚姻得以及时”。

两两对照，两套组诗的编排的程序及内容大体雷同，形成了密切的对应关系。

可见，《毛序》的作者，在序列的编排上是煞费苦心的，而这种编排，又是因经学化的需要而适应的。

《毛诗》经学化的特点之五：为了突出历史的教训，而可以基本不顾诗歌的本义。如《毛序》对《郑风》组诗的诠释就是如此。

《郑风·将仲子》，本是一首恋诗。因为一个“仲”字，《毛序》作者把郑国大臣祭仲联系上了，从而把《左传》中郑桓公与其弟共叔段的君臣关系、兄弟关系扯在一起。为了讲述这段历史，《毛序》作者又把《郑风》的两首狩猎诗扯了进去，即《叔于田》、《大叔于田》，因为“叔”与“共叔段”都有一个“叔”字。

《郑风》中的《有女同车》，本是一首迎亲的诗，《毛序》的作者附会成郑太子忽曾有功于齐，齐欲嫁女，而公子忽却娶了陈女，失掉大国之援，而终构成患难。

《郑风》的《山有扶苏》四首诗，都是情歌恋诗。但在《毛序》作者比附《左传》的主观意识的引导下，都变成郑国内乱的政治诗：

《山有扶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拜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

《寨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正己也。”

“臣强”、“权臣”均指祭仲“狂童”，指公子突在祭仲的支持下与太子忽争位。“大国”，指齐国。

《毛序》以《郑风》七诗，叙写了郑国两代人的内乱。从齐家的角度讲，是兄不友，弟不恭；从治国的角度讲，是君不君，臣不臣。忽与突的争位，内因是权臣祭仲擅权，外因是太子忽没有娶齐女，关键时刻得不到大国的支持。

当然《毛序》此类不顾诗义，恣意发挥，强行经学化的做法也不是很普遍。《毛序》以这样的方式，诠释

《郑风》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相对而言，对非恋诗情歌的《魏风》、《豳风》，《毛序》的诠释要好得多。就是专门攻击《毛序》的朱熹，对《魏》、《豳》两套组诗的诠释，也没有多少意见。至于《毛序》对《齐》、《卫》、《陈》淫风等的批判，按照魏源、崔述的说法是有得有失，有的符合《左传》、《史记》的记载，也有比附不当之处。

《毛诗》经学化的特点之六：《毛诗》是善于体察每套组诗的诗篇与诗篇的内在联系并在上做文章，从而阐发出较深的经学意义。略举两例。

如《小雅·鹿呜之什》的前六篇，

《鹿呜序》：“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幤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而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

《四牡》：“劳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见知则说(悦)矣。”

《皇皇者华》：“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

《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伐木》：“燕朋友故旧也。”

《天保》：“下报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保其上矣。”

按：《郑笺》言：“下下，谓《鹿鸣》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归美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朱熹《诗集传》亦日：“人君以《鹿鸣》以下五诗燕其臣，臣受赐者歌此诗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获福如此也。”

此种组诗前五首与第六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展示，陈子展先生在《诗经直解》中称之谓，“编《诗》著义示法”。即借序言阐明君臣之间该如何和谐相处。而唯有君臣能和谐相处，治国、平天下才有了可靠的基础。

又如《毛序》对宣王诸诗的评价，首先对《六月》、《采芭》、《车攻》、《吉日》、《庭燎》，接连六次加以颂美，其次，《毛序》又指明：“《沔水》规宣王也。”《鹤鸣》诲宣王也。”通过“规”、“诲”二字，说明宣王已由明君变为糊涂；最后，《毛序》又把《祈父》、《白驹》、《黄鸟》、《我行其野》四篇，列为“刺宣王”。

《毛序》的作者，就是通过这种逐渐变化的提示，提醒后世的君王，应以历史的教训为戒，一代中兴的明君也会逐渐走向反面。这是《诗经》中的《资治通鉴》，这是《毛序》有意识的强化经学意识。

《毛序》经学化的特点之七，是“不语力乱神”，略举二例：如《大雅生民》：《鲁诗》所言无父而生、山者所养、捐人大泽等，其神奇程度均已超过原诗。而《毛序》所言仅三点，即尊祖、后稷的历史作用与祭祀中的地位。完全是现实的，且颇得要领。又如《周南·汉广》：《鲁诗》曰：“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说(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恐罹于侮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日：‘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桔是柚也，我盛之以笱，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桔是柚也，我盛之以笤，附汉水顺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乎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

《毛序》曰：“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

《汉广》一诗，在《鲁诗》看来，是一首充满浪漫气息具有人神相悦的传奇色彩的诗。而在《毛序》笔下，则成为文王之化被于南国的见证。相比较而言，《毛序》的经学化意识更为明显。

《毛序》经学化的特点之八，是序言的阐述更为精当与题旨的猜测更有想象力。亦举二例。如《小雅·伐木》。

《韩序》曰：“《伐木》废，朋友之道缺。劳者歌其事，诗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为文。”

《鲁诗》曰：“周德始衰，《伐木》有‘鸟鸣’之刺。”

《毛序》：“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

《毛序》之言，是一段阐释朋友之道的一段精彩的短论。先论朋友之道的普遍性，白天子到庶人，都需要有朋友的帮助；再论朋友之道的关键，是“友贤”，把朋友之道与求贤、尊贤、听贤等同起来。既然，交友就是“友贤”，而不忘朋友故旧，就是不忘贤人，不忘贤人是一种美德，因而会有利于“民德的归厚”。这三层意思，把“朋友之道”的要点都讲透了。此类《毛序》是《诗经》经学化的精品。

又如《王风·黍离》：

《韩诗》曰：“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

《毛序》曰：“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

《王风》大都为平王东迁后诗。以此背景而《毛序》作者设想《黍离》为闵宗周之诗。现当代诗经学者，或猜测为流浪者之歌。但历来《诗经》读者还是比较普遍地认可《毛序》说。如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讲，确实《毛序》“故国之思”说比较近似，故历代诗、词作家多加采纳。

《毛序》的经学化是两汉时代的产物，而《毛诗》经学化到了东汉的晚年，又因为其符合经学的要求，而取代了《鲁诗》、《齐诗》与《韩诗》，成为《诗经》的主流诗派。这说明《毛序》的经学化是时代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由于《毛序》的经学化较多地着眼于经学而不能兼重诗歌的本义，所以在宋代就遭到以欧阳修到朱熹的怀疑思潮的冲击，到明清两代及“五四”之后，又遭到《诗经》文学化、本义化的不断的冲击。这就是《毛序》经学化而不兼重诗义所付的代价。但从历史的观点讲，宋以后对《毛序》的种种攻击，并不能动摇《毛序》经学化在两汉时代存在的合理性。反之，《毛序》经学化的在两汉时期存在的合理性，也只能锁定在两汉的时间范围之内，因为《诗经》研究的多样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合理的必然存在，所以对《毛序》经学化的批判，乃是历史的必然。《诗经》研究的成熟性，在于既要承认《毛序》经学化存在的合理性，又要确认批判《毛诗》经学化合理性，并从中寻找出一个存在的合理性与批判的合理性的一个平衡点。然后，才能以辩证的统照全局的眼光，把两种合理性加以融合贯通，提出更高、更新的观点加以审视，这也许是《诗经》研究进入成熟的阶段了。

以上意见，只是个人的看法，如有不当，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