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国改朝换代“马可·波罗第二”

时间：2020-11-22 08:02:51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17世纪中叶，中国正处于天翻地覆的明清改朝换代之际，中国明清双方军队都曾装备过西式大炮，澳门的葡萄牙炮队还曾与明军协同作战，抗击清军。此时有一位西洋传教士在战乱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鞑靼战纪》，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不仅如此，他后来还出版了《中国新图》和《中国上古史》，为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一些欧洲学者曾称他为“马可·波罗第二”，他就是卫匡国。

1614年9月20日，卫匡国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特兰托，原名马尔蒂诺·马尔蒂尼，17岁那年自愿加入耶稣会，随后在罗马学院师从著名数学家阿萨内修斯·基歇尔。就在罗马学院学习期间，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640年，他被派往中国传教，由于路途遥远和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3年后才抵达南京。当时中国局势混乱，为了方便传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卫匡国。第一次来中国的7年间，他的足迹遍及南北近10个省，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同时也非常同情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百姓。

清军入关时，卫匡国正在南京。他亲眼目睹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丑态百出，弘光和马士英之流只图享乐，在他看来这个腐败的政府不会长久。果不其然，1645年5月，清军占领南京，卫匡国不久前往浙江等地游历。在福建期间，他得到了隆武政权欲行北伐的消息，于是决定为该政权效力。然而，隆武皇帝朱聿键虽有北伐中兴之念，但手握兵权的郑芝龙怀有二心，只想割据福建。卫匡国见此情形，对曾结交的官员表示南明前途无望，毅然离开并前往浙江。卫匡国在浙江传教和学习中国文化时，遭遇到了南下的清军，危急之中，他用红纸书写了一张横幅，声明自己是西洋传教士。这张横幅救了他一命，清兵最终放过了他。

面对江南地区的遍地烽火，卫匡国为反对剃发的淳朴中国百姓的命运而担忧。他在《鞑靼战纪》中曾写道：“鞑靼(指清军)对服装和发型的要求很严格，谁不接受这种装束就被判为最大的叛国罪。汉人为保护他们的头发和服装所表现出的悲愤和战斗勇气，甚于保护国家和皇帝，他们往往宁愿掉脑袋也不愿遵从鞑靼习俗。”他也不理解清军为何要强迫汉人剃发，“鞑靼人没有碰到抵抗就占领南京，本来他们也可以轻易占领浙江南部的所有城镇。但是，当他们宣布了剃发令后，士兵和老百姓们都拿起了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而抗争”。

1650年，卫匡国受命回罗马为中国耶稣会传教团在“礼仪之争”中的立场向教廷申辩。这是一段漫长而又艰辛的旅程，他先到达菲律宾，从那里乘荷兰船只前往巴达维亚，直到1653年8月31日才抵达挪威的卑尔根。在长达3年的旅途中，卫匡国完成了记述明清换代的历史著作《鞑靼战纪》。《鞑靼战纪》(拉丁文版)于1654年出版，此后50年间又被翻译成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欧洲各地再版数百次。不仅欧洲人在信息封闭的年代将此书当做了解中国时事的窗口，连20世纪的中国史学家也认为该书“是补我国正史之阙略”。

在《鞑靼战纪》中，卫匡国以亲身经历分析了明亡清兴的原因，他认为官员贪污、宦官专权和无节度增加赋税，使明朝彻底失去了民心。在书中，卫匡国虽然较多描述了清兵在攻取江南时的野蛮行径，但他同时从长远看到，满人必会承袭中华传统文明，并努力成为一个正统的封建王朝。后来中国农耕型的康乾盛世的出现，证实了卫匡国的论断。

1654年底，卫匡国在罗马教廷举行的“中国礼仪之争”中，主张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不违背天主教教义的情况下，可允许中国教徒敬天祭祖尊孔等礼仪，罗马教廷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由此为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二年，为使欧洲人更直观地认识中国，卫匡国利用曾在中国实地精密测量的基础上，参考文献和图书资料，用拉丁文出版了一本《中国新图》。这本地图集不仅绘制了中国全图，还有15幅中国分省地图，详尽描绘了中国各省各地的自然和人文状况。该书不久又多次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出版，连19世纪著名的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里希霍芬也称“此书为至今为止我们所拥有的最为完整的中国地理书籍，马尔蒂尼(即卫匡国)堪称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

完成罗马教廷的使命一段时间后，卫匡国再次被派往中国。到中国后，他觐见了中国的顺治皇帝，顺治帝对他深厚的汉学底蕴感触颇深。见过中国皇帝后，卫匡国返回杭州传教。1658年，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上古史》在德国慕尼黑出版，第二年又在阿姆斯特丹再版，该书系统地介绍了自伏羲(卫匡国将伏羲视为中国第一住统治者)到西汉末年的中国历史。卫匡国将中国上古时期分为传说时代、夏朝、商朝、周朝、秦朝和西汉，令人惊叹的是，他所写的夏桀(夏朝最后一个王)至西汉末年历史年表同当今权威辞典相比竟完全一致。在17世纪的欧洲，《中国上古史》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连同18世纪整整一个世纪，欧洲学者们对中国上古时期的认识大多仅限于此书。

1661年6月2日，卫匡国在杭州因病去世。在他逝世前，他所主持动工新建的一所教堂已在杭州竣工，这所新教堂在当时中国的西洋教堂中堪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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