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名士与陈寅恪》重版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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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竹林名士与陈寅恪》（增订本）已经编成，即将再版。作者为此特别撰写了“重版题记”，其中谈到目前学术界的若干问题，可供读者了解有关的学术动态。
关键词： 竹林七贤 陈寅恪 现代学术史
一
2001年7月，《竹林名士与陈寅恪》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一共收入了我精心撰写的四篇文章，即《竹林名士交游考》、《读<藏书纪事诗>》、《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陈寅恪》、《从华文教育到华语教育——关于海外华文教育发展趋势的一种解释》。出版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好的反响。因此，从2007年5月开始，我就有了修订重印的打算。可是由于杂事缠身，一直到2009年1月，我才利用寒假休息的时间，集中精力从我在2001年以后陆续发表的文章当中认真地挑选出七篇文章，即《现代中国社会的脱胎换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运动的特征与规律》、《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论实行民主制度的不得已性》、《也谈中国海外移民的共同性与特殊性问题——关于中外移民史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1987年至2000年之间在中国大陆就读的台湾学生状况分析研究》、《2000年至2005年之间台湾侨务政策的若干特点——兼论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20世纪后期日本归国华侨在中国大陆的工作与生活——以〈回国五十年—建国初期回国旅日华侨留学生文集〉为考察对象》、《现阶段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前瞻——以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为考察对象》，略作修订。2011年6月、7月间，我又挑选出自认为多少值得保留的三篇文章，即《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简论梅贻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典范作用——兼谈当前中国大学校长全能化的倾向》、《对中国古旧书市场运营现状的若干思考》。这样，《竹林名士与陈寅恪》（增订本）一书就编成了。可以说，这本书是我多年以来在读书作文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的汇集，也是我平生的心血之所寄。
一个学者的标志，就是他的著述质量。扪心自问，我还称得上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学者。到目前为止，作为一位学者，我所做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撰写了《竹林名士交游考》（1989年5月）、《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陈寅恪》（1990年3月）及《现代中国社会的脱胎换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运动的特征与规律》（2002年2月）三篇学术论文。如果说在38岁以前我所做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撰写了《竹林名士交游考》与《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陈寅恪》，那么可以讲在38岁以后至今我所做的研究工作主要就是撰写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脱胎换骨》这样一篇学术论文。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在读书之余对社会、对人生、对学术的一些感悟，基本上都已蕴涵于《竹林名士》、《陈寅恪》及《脱胎换骨》三文当中。想到顾炎武曾经用“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形容自己的代表作《日知录》，尽管我的文章与顾炎武的著作根本就不能相比，但是把这样的一句话放在这里，则是再合适不过。因为《竹林名士交游考》、《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陈寅恪》等学术论文的情况，我在《竹林名士与陈寅恪》的《初版自序》里已经介绍过，所以这里主要谈谈《现代中国社会的脱胎换骨》等文的写作过程。
二
在1988年左右，我对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史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喜欢在业余时间阅读、收集有关研究著作、资料汇编特别是一些档案、日记与回忆录。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为阅读而阅读，为搜集而搜集，甚至为消遣而消遣。然而，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思考，我自认为对中国激荡的百年历史已经有了一些大致轮廓式的认识与了解。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逐渐产生了撰写一本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运动史小册子的想法，而且这种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在1996年，当我编完学术论文自选集《山阳馆丛稿》之后，曾经写下了这么一首小诗《题<山阳馆丛稿>手写本》，表明我当时的思想与情趣：“小册编成已半生，心中感慨总难平。山阳已远延安近，转写当今捅隐情”。所谓的“山阳已远延安近”，是画龙点睛式的形象语言，实际上就是说，我打算在基本上完成了魏晋之际竹林名士与近代史家陈寅恪这两方面的研究之后，彻底调整自己的学术方向，不管在政治上是否会遇到一些风险。
1998年3月，我修订完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陈寅恪》（即《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陈寅恪》中的第四章《陈寅恪的思想及其意义》）一文，也就标志着经过多年的反复琢磨，《竹林名士交游考》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陈寅恪》两文终告杀青。从此，我便开始利用业余的时间，从分析推敲已经搜集整理过的有关资料入手，以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作为楷模，比较认真地进行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运动的研究工作，试图以思想史来会通现代史，宏观地探讨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展变化，尝试构建一个新的中国现代史学术体系，希望以此推动中国现代史研究向前发展。正如陈寅恪用关陇集团作为观察唐代政治史的独特视角，我则借用道家修炼用语“脱胎换骨”作为观察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独特视角。
到了1998年10月，可以说在多年思考与积累的基础上，我先写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批判文章类型分析》一文。1998年12月，我一鼓作气又写成了《试论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文。1998年12月，我有机会到中共的革命圣地延安走了一趟，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1999年9月，我写成了《延安整风模式的形成及其发展》一文。在2000年的11月和12月，我又分别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批判文章类型分析》与《试论1957年的反右运动》两文进行内容上彻底的修改润饰，把前文论述的范围予以扩大，把后文论述的范围予以缩小，并且分别将题目改为《从知识分子到文化人》和《章罗同盟与反右运动》。2001年11月，我在几天的时间里，夜以继日地赶写出一篇学术论文，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两面性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先后撰写过各种性质的文章数十篇，其中在十几篇多少有点保留价值的学术论文之中，此文的写作速度是最快的。因为我自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力交瘁的感觉，已经没有再写新作的欲望，所以准备新写的一两篇学术论文，最后都没有能够写成。至于已经整理过的一些材料及自己的一点研究成果，大部分经过删繁就简之后，浓缩到上述的几篇学术论文里面去了。
在2002年2月，我利用寒假时间，集中精力对已经完成的《延安整风模式的形成及其发展》、《从知识分子到文化人》、《章罗同盟与反右运动》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两面性问题》等四篇学术论文做大量的修改补充，然后把它们糅合在一起，成为一篇长文。由于思考得比较充分，又有一个基本框架做底子，结果写起来很顺利，几乎是一气呵成。这样，我的《现代中国社会的脱胎换骨》一文的初稿总算是完成了，全文30000多字。
《现代中国社会的脱胎换骨》一文在2002年8月第一次打字印讲义单行本，作为我在大学里为硕士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们讲授《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专题》课程的讲稿。2003年6月，我对原稿又做了大幅度的修改补充，定稿时全文50000多字。2003年7月第二次打字印讲义（修订）单行本，继续作为我在大学里为硕士研究生们讲授《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专题》课程的讲稿，以后每年重复讲授一次。这门课程一直开设到2006—2007学年的第一学期，因我在其他方面教学任务重而暂停。由于观点新颖，再加上是精心构思、反复推敲出来的，五次讲课都颇受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欢迎，受欢迎的程度甚至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由于篇幅的限制，根据编辑的建议，我把《现代中国社会的脱胎换骨》一文压缩成10000多字，交给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发表。又把论文压缩成20000多字，交给《香港中国近代史学报》杂志发表。在发表的时候，《当代中国研究》的编辑还建议把文章题目改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运动的特征与规律》，因为这样更符合文章的内容，我表示完全同意。此文发表之后，受到广泛关注。此文还承蒙日本学者长田洋司翻译成日文，收入《强力的中国政治》一书之中，由日本白帝社出版。
我喜欢阅读直接的、具体的、简单的、可操作性较强的著作，例如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不太喜欢纯理论探讨的书籍，这恐怕与我本人的历史学背景有关。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是具有普世性质的，例如宽容、公正、理性、言论自由及思想自由等，而对于所谓特色的各种宣传，我是极不以为然的。在2001年12月，我对自己的一篇旧作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而后以《也谈中国海外移民的共同性与特殊性问题—关于中外移民史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为题重新发表。该文的中心论点，就是强调有关的专家学者们夸大了中国海外移民的特殊性，而实际上中国移民与其他国家移民一样，具有许许多多共同性的问题。此文刊出之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是世界史学史上的一部史学理论经典名著，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一起，是我开始学习历史时的几本启蒙读物。但是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对克罗齐的著名论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了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
威廉·夏伊勒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对我的政治思想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像这一类的学术书籍所描述的历史与现实从反面提醒我们，民主制度是糟粕，但是人类社会至今还找不到比民主更好的制度，不实行民主制度的结果就更糟粕，所以只能实行民主制度。这种逆向思考极为重要，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在2001年3月，我写成了《论言论自由及其有关问题》一文，并且以此为题做过一场专题的学术报告。因为该文很有现实性与针对性，所以我一直希望它能够公开发表在中国内陆的报刊上，并为此做过一番不懈的努力。然而该文在中国大陆好几个杂志的编辑部转了一大圈，拖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终却没能发表。到了2004年8月，我又以《言论自由与直接选举》的部分内容为基础，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资料，写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论实行民主制度的不得已性》一文。比较而言，《论实行民主制度的不得已性》一文虽然实际的写作时间并不长，但是毕竟经过长时间的构思和思考，似乎写得更好，角度与思路比较独特，融进了我对民主制度的理解与追求。
2001年11月，我经香港到台湾考察10余天。从台北、新竹、南投、嘉义、台南一直走到我的家乡高雄，在台湾西部转了好几个地方，感触很深。自从2002年3月以来，我以《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为题目做过学术报告多次，受到了听众热烈的欢迎，几乎是场场爆满。我把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抽出，改写成《近年来台湾侨务政策的若干特点—兼论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一文发表。遗憾的是，鉴于当时海峡两岸的客观环境，为了能够将此文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我不得不自我约束，在行文中处处小心谨慎，避免在做口头报告时的锋芒毕露，某些文字甚至有些趋时媚俗。即便如此，文章在发表时仍被编辑删去了不少篇幅。
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竹林名士与陈寅恪》（增订本）全书所收的文章分成为上中下三编，共计十四篇。上编的三篇文章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是全书的精华与核心；中编的七篇文章是读书札记式的学术论文，是从我撰写的数十篇类似文章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下编则是由四篇序跋随笔式的文章组成。这些文稿大多在国内外的有关学术杂志上陆续发表过，此次将旧稿重新打字排版时，校正了个别错别字，补充了一点新资料，恢复了当初发表时被杂志编辑删去的全部文字。除此之外，基本上保持原来的面貌，特别是论文的结构、观点都没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