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议会思想之引进
时间：2021-01-27 09:29: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民主政治似乎是人类长久以来不断寻找的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但在晚清这样一个异常复杂的政治系统中，各方势力角逐而来，伴随着不同的思想文化的流入，一个封闭的中国被迫进入现代化的大流中。引进议会思想似乎是一个“随势”之举，至少在晚清的政治发展历程中，很多有识之士都是如此认为并把它付诸于践的。本文正是站在中国晚清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下，对来自于西方的议会思想其中的引进之路的探讨。
关键词：议会思想；晚清；政治发展；引进者
人类长久以来都在不断寻求着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希冀在一起生活而不分贵贱，有事共商，公平合理，让彼此都感到满意。然而想要一个完美的制度，显然不太容易。然，民主政治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概念，但在要如何建立并能有效运作方面，人类一直处于不断摸索实验之中。
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看法，近代民主从开始到20世纪末已经经历了三波。所谓的三“波”，就如大海潮汐般，浪潮来的时候，许多国家纷纷建立民主政治；潮退的时候，有些国家又回复到专制的状态。亨廷顿所划分的三波潮汐，大致如下：（1）从1828年到1926年，是一个长波，至1922年到1942而回潮；（2）从1943年到1962年，是一个短波，至1958年到1975年反转；（3）1974年至今，仍在推进中。
中国没有在亨廷顿所指的民主浪潮中。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建立资政院（1910～1911）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四次国会之建立，几尽都是徒有虚名和名不副实。惟中国虽确实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但若以潮汐观念来看，便不能忽视这潮来潮去的冲击。
再者，从发生学上看，民主政治源于西方社会，这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在起始阶段便主要靠移植。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化、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些传统激发了贵族和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参与的斗争，并造就了19世纪的民主发展。”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中国近代的政治发展的速率及其走向也就与中国对现代民主的认识与认同水平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也正是本文为什么要以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作为其出发视角的缘由。
一、纵观晚清政治的发展与议会思想的引进
（一）概述
政治发展是指以政治民主化、政治现代化、大众政治参与、认同于民族国家、提高行政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为目标的一种政治变迁，它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晚清”指自鸦片战争至清王朝垮台，即1840～1911年，历时71年。期间至少掀起过三次民主化浪潮，即戊戌维新运动、20世纪初的预备立宪运动和跨越清末民初的辛亥革命运动。纵观晚清政治发展之速率，表现为前慢后快的趋势。期间的各个时期，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人有很多，如林则徐、冯桂芬、王韬和康有为等，他们在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中，提出过各种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案，有些还付诸于了实践。对晚清中国而言，所谓政治发展，也是指政治生活及其结构从传统的专制集权向现代民主转换的历史过程。其基本目标是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或政治现代化。就当时表现而言，集中诉求于对议会思想的引进和实践。
议会思想在1840年前后开始进入中国，从引进的人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传统有功名的绅士、政府官员、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其中绅士知识分子的代表和著作有：冯桂芬，《校邠庐抗议》（1876）；王韬，《弢园文录外编》（1882）；康有为，《七上书》（1884～1898）；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1910）。政府官员的代表和著作有：林则徐，《四洲志》（1842）；魏源，《海国图志》（1844）；徐继畲，《瀛寰志略》（1846）。而传教士的代表和成绩有：麦都司，墨海书馆（1835～1857）；林乐知，《万国公报》（1874～1906）；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1895）。以上这些人对晚清思想界的影响很大，其具代表性也可见一斑，他们在其著作中或多或少的都提及了西方议会的思想，对不同阶段的晚清政治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且，纵观传统和现代的差异，在时间上晚清社会表现为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和1840年后中国进入的近现代社会的交织；在空间上表现为中国处于传统社会，西方列强则进入到了现代社会。那么对于晚清时期的政治发展而言，已然明显纳入到了世界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视野中，无论是议会思想还是其他的思想流派的发展都必然会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
（二）来自于西方的影响
西方社会对中国晚清政治发展和议会思想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的民主化进程影响着晚清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正如亨廷顿对民主化浪潮的划分，晚清的中国处在世界民主化的第一次长波、第一次回潮和第二次短波之中。总体而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对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回应，其中世界民主化的回潮同样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同时因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中国民主化发展也有着自身的鲜明个性。议会引自于西方，但经过本土的“加工”后，已带上了中国之特色。从选举到开议会的一波三折、各方势力的角逐与妥协中可见一般。
第二，中国人对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主要来自西方。从晚清中国政治发展的足迹看，师法西方始终是国人不二选择。议会思想正是基于此而被清末有识之士所引进并宣扬，虽其中不乏有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之主动，总体而言，还是晚清的中国知识分子主动之选择。
第三，现代民主自西向东的过程中，由于西方是以船坚利炮为前驱，导致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在认知上对现代民主产生了情感与理性的分离。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只是带着“以敌为师”和屈辱的心态在向西方学习，情感上憎恨敌人，理智上又不得不学习敌人，这种矛盾的心态也使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付出了巨大代价。例如在19世纪末思想界开国会的观念已经成熟，然而当时的康有为等人在学习西方引进议会思想的主张上，实际是反对立即召开国会的，为此，中国的议会继续往后延缓，走着专制的历史进程。错失良机的中国国会终不能在东方大地上开花，注定结局惨淡。
第四，民族主义运动与思潮的高涨。近代的中国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必定刺激出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期间有着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别是：文化取向、种族取向和民主政治化取向。它们时而相互融合时而相互排斥。议会思想的引进正是这种运动的结果之必然。
所以，在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进程中，西方社会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对国人来说，一方面要回应西方列强的侵略，以捍卫民族尊严和权益；同时也在回应着世界民主化的浪潮，以跻身于世界文明国家之列。为此，议会思想的进入必定是中国主动回应的结果之一。另一方面要摆脱西方大国的干涉，同时也要利用西方大国的矛盾，寻求中国政治发展的空间。为此，议会思想的进入也是这种寻求的必然体现。
二、分述议会思想引进者
（一）政府官员类：林则徐、魏源、徐继畲
林则徐是最早注意到西方议会的中国官员。林氏在广东禁烟，面对西洋的坚甲利兵，不得不作“西夷”背景的了解，因此有《四洲志》之编著。该书提到了西洋的议会，特别是英、美、法三国的上下议院，集中讨论了英、美、法议会的组织、权力关系、选举等。但林氏对相关的名称都是音译，均未予转换，读起来有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之感。林对自己著作似乎也并不太满意，加上内容还需进一步充实，因之决定敦请魏源作全面性的补充。
魏源是今文学家，主张经世致用，鸦片战争之前，已是知名学者。魏源不负林之所托，完成了《海国图志》这一巨著。但《海国图志》中传达西方议会的信息，并未超越林的《四洲志》，对议会政治甚少措意，大多转抄《四洲志》，没有进一步发挥。
和魏源同时代的政府官员徐继畲于1843年～1846年著《瀛寰志略》，于1848年正式出版。相去《四洲志》6年、《海国图志》4年。徐氏无疑读过林、魏的著作。他同样介绍西方议会的结构、权力关系，文字简洁，没有林、魏的音译缺点，可读性大为提升。
综上所述，19世纪40年代，在这个晚清政治发展的前奏中，林、魏、徐的著作有开启中国人初步认识议会政治的作用。但正如一辆老轨绿皮车的晚清在开往现代化的路程中必须经历的慢速启动阶段，其中对一切新的西方的思想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接受的，所以导致其后三十年间的知识界噤若寒蝉，鲜有谈论西方议会之人。而弥补这个空档的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特别是来自英国的麦都司。他在上海的事业形成了一个文化传布站，一个中心枢纽，关系着中国人早期的议会认识。同时影响了后期的中国文人的政治思想。
（二）绅士知识分子类：康有为、梁启超
晚清政治发展到了19世纪70年代，迎来了一个由闭关自守向开放的专机。清廷先于1861年成立总理衙门，后又派遣使臣驻节西方，官方与民间的观念稍有所变动，言论尺度也放宽了。其中以西方议会为中心论旨，对英国议会政治印象深刻，认为英国的政治特色为“君民共主”。此一言论，在当时政论界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之后晚清历经惨痛的甲午战争，导致前期的改革发展付之一炬。历史的重担似乎摆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六君子的肩上。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进士出身。在1888～1898年间，先后七次上书大谈清廷改革之道，其中关于召开议院者，有第一、第二、第四各次。但康自第五次起便不再提国会之当否召开，急转只谈开制度局。可以说，康有为的理论实际上是反对立即召开国会的，但当时思想界开国会的观念已经成熟，康有为错过了这次之机会，历史便也没有再给他机会了。
拜康为师的梁启超多少受其“三世之义”理论的影响，在戊戌变法时期对议会的认知，止于向往而已，也并不赞同立即开国会而要先提升人民开化程度。但流亡日本后，1905年的梁启超转变为了积极的议会主义者。他的议会政治论大大超越前人，1910年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深入讨论如何建立国会，对于议会的组织、选举、投票、政党等均有讨论。
可以说，在晚清政治发展中，制度创新、政体改革都是曲折艰辛的。但正是在这缓慢的适应现代化过程中，各个时期的有识之士们都不断在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最终使得晚清这辆老爷车在历史发展的轨道上多行了十年有余。
三、总结议会思想引进经过
从时序先后上分析，议会思想进入中国的经过归结起来，大略可分为四个时期：
（1）1840～1870年这30年间，是知识性的介绍时期。自古以来的中国，没有议会政治的经验，时人将西方的议会情况介绍过来，经过了此一阶段。其间，国人对西方的政治结构有所认识，但只是一些初步的了解，并无袭用之意。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属于此类。
（2）1871～1895年，这25年间，士人视议会代表“君民一体”，内可以团结人心，外可以抗拒强权。王韬是君民一体论的创说者。
（3）1895～1904年，民权说代起，强调议会表现人民的权力，“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观念取代“君民一体”而风行。该时期的代表主要集中在西方传教士如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身上。
（4）1905年以后，议会思想根植于国内，人民起而要求付诸实现，因此有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仅深入理论，同时考求实施技术。康有为、梁启超在此一类中。
四、结束语
议会思想之引进多少为晚清政治发展打开了上升的通道，让传统的中国在步入近现代社会的路途中有了可以探索出路的方案。但当时的清廷已经腐朽不堪，无论是派遣留学生、废科举、开资政院还是后期的预备立宪，都是清王朝的被动驱使，假意逢迎的结果。最终导致议会思想的流产，于是从改革走向了革命也是历史之必然也。（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赛缪尔.亨廷顿 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2] 《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闾小波 高等教育学，2003.8
[3]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熊月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