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等”到“协调”:日本民主党政府对美外交走向探析

[编者按]近年来，为了加速“普通国家化”进程，日本外交在理念和对策选择上都呈现了新的特点。日本试图通过在地区和全球发挥多方面的作用，提高其国际地位，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目标迈进。客观把握日本外交的发展动向，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日外交的主动性。本期我们刊登《从“对等”到“协调”：日本民主党政府对美外交走向探析》、《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脉络及特征分析》、《地理政治变迁与日本的对外政策走向》三篇论文，从理论和现实多角度对日本外交的时代特征及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敬请读者关注。

[关键词] 日本；民主党；日美关系；对等；协调

[摘要] 日本民主党上台以来，其对外政策前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起初鸠山政府致力于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推行重视亚洲的外交。但这种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寻求日美“对等”的外交努力，最终遭遇失败。营直人上台后，开始推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重归对美“协调”路线，极力修复和深化日美同盟关系。野田当政后，走“彻底的现实主义”之路，称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基轴中的基轴”，进一步向重视日美同盟方向发展，并且“联美遏华”倾向明显。民主党主政下的日本外交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3-0072-07

日本民主党最早成立于1996年。1998年，民主党与民政党、友爱新党、民主改革联合等合流结成新的民主党，成为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经过联合与重组，逐渐壮大起来。2003年，民主党与小泽一郎领导的自由党再次合并为一个新的民主党。日本政坛由此进入了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抗衡的时代。2007年参议院选举过后，民主党跃居为参议院第一大党，对执政的自民党形成严重制约。2009年8月30日，日本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大胜，取代长期把持政权的自民党上台执政。9月16日，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顺利当选日本首相。此次大选所实现的以两大政党为主体的政权轮替，固然在日本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其影响也必然波及日本外交领域。事实上，民主党执政以来，日本外交从起初追求日美“对等”，到后来重视日美“协调”，前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一、日本民主党对美外交的基本姿态

冷战后诞生的日本民主党，与老牌的自民党同属于保守性质的政党，二者的纲领原则和政策立场并无根本性的差异。比如，双方在外交上都主张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坚持“专守防卫”原则、不行使集体自卫权、不在海外行使武力等。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两个政党的外交理念与政策主张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看，如果说自民党信奉以实力为基础追逐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那么民主党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认识则倾向于理想主义模式。民主党主张在与国际社会积极协调的基础上，确保日本的安全与国家利益。民主党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是可以协调的，加强交流、增进互信是追求安全的有效途径。

日本民主党建党后，一直主张建立一种相对独立的对外关系。而这种外交理念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对美关系问题。众所周知，日美关系是从冷战时代延续下来的主要双边安全同盟关系之一。日美关系的基本性质主要由两国间的双边安全同盟关系所决定。日本一直视日美同盟为其外交政策的基轴和安全战略的政策核心之一；而美国则把日美同盟看作是其达成整个亚太战略目标的主要支柱。然而，这种日美安全合作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美主日从”的双边关系结构。也就是说，日本在依靠日美同盟实现战后重新崛起的同时，也使得自身的外交失去了自主性。冷战结束以后，这种“美主日从”的双边关系结构依然延续下来。在“一超多强”的当代国际政治格局下，面对美国强势的单边主义，日本自民党政府加紧了对美国的追随与依附，日美同盟关系不断得以强化。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批评日本外交缺乏自主性、要求建立平等日美关系的声音进一步抬头。尤其是，对许多怀揣“大国”梦的日本人来说，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对等地位、摆脱在外交上的对美依赖、谋求“独立自主”政策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主张。

针对自民党长期奉行“向美一边倒”的依附性外交政策，民主党强调要展开“有主体性”的外交，要确立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和主动性。民主党提出在优先考虑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应努力培养与中国、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友好互信关系。

民主党要求日美“平等”的外交政策主张，清晰地体现在其竞选政权公约中。在2004年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明确指出：“与美国的关系，日本最终不应该只是追随地依存，而应构筑自立、对等、成熟的同盟关系。”在2009年大选政权公约中，民主党更是突出了“以自立外交向世界作贡献”的外交政策主张，并将未来的日美关系定位为“紧密而对等的同盟关系”，要“与美国分担作用的同时实现日本的责任”。尤其是，民主党提出重新探讨驻日美军整编，承诺将驻日美军的普天间机场至少迁出冲绳县。可以说，日本民主党急欲从缩小驻日美军基地人手，改变“美主日从”的日美关系现状，与美国建立对等的伙伴关系的外交政策主张，迎合了日本国民要求实现国家和民族完全独立的愿望，获得日本选民的赞赏和好评。这是日本选民在大选中支持民主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求与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不仅是民主党的基本外交政策主张，更是其主要领导人的强烈政治诉求。

民主党前党首小泽一郎，是日本政坛叱咤风云式的人物。在对外政策上，小泽曾提出“日美中等边三角”论，对美政策坚持“对等关系”，在亚洲政策上则重视对华关系。每当言及日美关系，小泽必然强调“对等性”问题。小泽认为：“所谓同盟，就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一味追随美国算不上是同盟。”他指出：“得益于冷战体制下美国的保护，日本并未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冷战体制崩溃后，美国不再负有保护日本的责任。”在此背景下，应“构筑日美两国相互信赖关系，确立对等的、真正的日美同盟。”为此，日本要构筑自身的外交战略，明确自己的主张，在国际社会中与美国分担责任的同时，发挥积极作用。关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大量军事存在，小泽一郎曾发表过震惊日美两国政坛的言论。2009年2月，小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就军事战略而言，美国在远东的部署，只要有第七舰队就够了”。“驻日美军目前如果有牵涉到防卫日本的部分，尽可能由日本来负责，这样美军所扮演的角色就可缩小。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可派遣更多部队到前线”。小泽一郎关于弱化驻日美军作用的讲话，显然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趋势格格不入，令美国对日美同盟的未来走向感到不安与担忧。

民主党另一主要领导人鸠山由纪夫也极力主张日本应摆脱对美追随、对美依赖的外交。鸠山指出：“日本应该保持对美国的独立性，想说的话

就要说。……我们必须从对美国唯唯诺诺的遵从状态中解放出来。”日本“应确立与美国的对等而稳固的伙伴关系，在国际社会分担责任的同时发挥作用。”2009年5月，鸠山当选民主党党首时明确表示，要将美军普天间机场迁至冲绳县外，最终实现“没有驻军的日美安保体制”。鸠山在就任首相前发表的“我的政治哲学”一文中指出：“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美国主导的全球主义时代正走向终结，世界正迈向一个多极化时代”，日本外交的课题就是“如何使价值观各异的国家共存共荣，在自立的同时共生”。鸠山认为美国仍是日本的重要盟友，但强调日本应采取独立外交政策。

透过上述民主党的外交政策主张及其主要领导人的相关言论，我们清楚地看到：构筑“基于相互信赖关系的对等关系”是日本民主党对美外交的基本姿态。

二、寻求“对等的日美关系”的外交努力

民主党政权建立后，踌躇满志的鸠山由纪夫首相，高举“改革”的大旗，颇想在内政外交上大干一场。从外交领域看，鸠山首相主观上是想在对外政策上进行大幅度调整的。而谋求日美关系的“对等性”则是鸠山政府“外交新政”最大特点所在。为此，鸠山政府在强调构筑“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的同时，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推行更加重视亚洲的外交，并将后者作为实现日美“对等”的重要战略依托。 首先，鸠山政府积极寻求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 鸠山政府虽然也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并把日美同盟定位为日本外交的基轴，但同时还提出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把日美关系放在平等位置上，使日美关系朝着“紧密而对等”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鸠山政府这种寻求“对美平等”的外交努力，主要表现在印度洋油料补给、日美核密约、普天间机场搬迁等问题上。尤其在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上，鸠山政权试图推翻自民党政权时期与美国达成的搬迁协议，执意欲将美军机场迁出冲绳县甚至日本。

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是日本外交中的一个难题。2006年，当时的自民党政府与美国方面达成协议，同意把普天间美军机场迁至冲绳县名护市内的边野古地区。但该协议因遭到冲绳县民众等的强烈反对，一直无法得以落实。

与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相关，日本民主党曾于2008年4月反对过被称为“关怀预算”的关于日本方面负担驻日美军驻留经费的新“特别协定”，并致使该协定在参议院遭到否决。该协定虽然最终经日本众议院的批准而得以成立，但实际上却开了在现行宪法之下参议院否决涉外条约和协定的先河。恰好在一年后的2009年4月，日本民主党又在国会审议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移至关岛问题时明确表示反对。

由此可见，民主党要摆脱“对美一边倒”路线，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且在上台之前就开始付诸于行动。这预示着民主党掌权后即使不会改变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和安保基础的传统，也会明确主张“构筑独自的外交战略”，强化亚洲外交。

为了兑现在竞选期间夸口向选民许下的承诺，鸠山执政后多次表示将在2009年底前解决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

鸠山政府试图推翻普天间机场搬迁协议的外交姿态，遭到了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美方认为，搬迁协议是日美两国间达成的协议，不应因日本国内政权更替而被废止。奥巴马政府在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上对鸠山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力图改变后者在该问题上的强硬态度。面对冲绳民众的强烈期许和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鸠山政府为了解决普天间机场办法，可谓煞费苦心，想尽各种办法，但终究还是陷入了困境。鸠山首相迟迟无法兑现竞选承诺，引发了日本民众的不满以及各方对其领导能力的质疑，并进而导致其政府的支持率严重下滑，呈现出“政权末期”征兆。2010年5月，鸠山首相违心作出妥协，与美国达成协议，正式宣布将冲绳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迁往冲绳县内的名护市边野谷，最终基本上退回到了自民党的原定方案。如此一来，屈服于美国压力、失信于民的鸠山首相就只有引咎辞职一条路可走了。

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是日美关系的试金石，是日本外交面对的一大难题。新生牛犊不畏虎的鸠山政权，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在该问题上向美国叫板，到头来只能说是作茧自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此事再次证明，日本欲改变延续已久的“美主日从”的双边关系结构谈何容易，在这方面日本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其次，鸠山政府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构想，推行重视亚洲的外交，努力改善与邻国、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

鸠山提倡构建“东亚共同体”，源于他的“友爱”外交理念。鸠山将“友爱”定义为“自立与共生”的原理。基于“友爱”外交理念，鸠山认为日本应与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共存共荣”。可见，鸠山的“友爱”外交理念与自民党的“价值观外交”格格不入，或者说它就是针对自民党的价值观外交提出的。信奉“友爱”哲学的鸠山由纪夫，对此前安倍晋三、福田康夫和麻生太郎等自民党政府推行的“价值观外交”有一种厌恶感。鸠山认为，自民党的价值观外交不利于日本与价值观相异的国家实现和解。鸠山主张日本应尊重中国、朝鲜等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体制，以“友爱衍生的国家目标”创设“东亚共同体”，实现亚洲共同货币。鸠山进而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个位于亚洲的国家。正在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必须被确认为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必须持续建立覆盖全地区的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框架。”鸠山甚至认为，只有实现地区一体化才能真正解决东亚地区的领土争端问题。鸠山还指出：“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是我们在实现日本宪法主张的和平主义和多边合作原则方面应该遵循的道路。这也是为保护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在身处美中之间的情况下追求我们利益应该遵循的适当道路。”由此可见，鸠山显然把推进东亚共同体视为日本实现“对等的日美关系”的一种有效途径。在鸠山政府所勾勒的日本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蓝图中，建立“对等的日美关系”与推进“东亚共同体”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偏废。

鸠山执政期间，极力在各种国际场合兜售其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2009年9月21日，鸠山首相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期间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并提出了按照欧盟模式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此后，鸠山首相在联合国大会演说、就职演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以及其他场合也多次谈及东亚共同体。

事实上，在日本并非鸠山政府首倡“东亚共同体”构想。早在2002年，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曾提出建立“共同行动共同前进”的东亚共同体，被称为“小泉构想”。“鸠山构想”与“小泉构想”两者相较，不难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体现出了一定的传承性。“鸠山构想”的“新意”主要体现在：在进一步向亚洲回归的基础上推进东亚共同体；尊重“多样性价值观”，用“友爱”精神推进东亚共同体；按照欧盟模式，在东亚和解的基础上建立

东亚共同体；与中国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而“小泉构想”一开始就是针对东盟提出的，当时日本并不想与中国讨论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更有甚者，小泉还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外交”的旗号，试图拉拢一些亚洲国家，孤立和遏制中国。

鸠山政府把日本的未来发展更多地寄托在融入东亚地区合作、构建东亚共同体方面。既然如此，日本就必须努力改善与亚洲邻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为此，日本民主党政府还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向前看的姿态，明确表示民主党政府领导人不去参拜靖国神社。鸠山政府时期，由于奉行积极的亚洲政策，日本同亚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得到改善，尤其是中日关系在许多领域都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鸠山政府在“对等的日美关系”口号下与美国“保持距离”的同时，却倡导“东亚共同体”构想，积极发展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这不能不给人一种日本“脱美入亚”或“疏美亲亚”的感觉。鸠山政府的这种外交政策取向，固然引发了美国方面的猜忌和担忧，甚至是不满。其结果，美国政府在普天间机场搬迁等问题上对鸠山政府施加强大压力，并最终导致鸠山政府“出师未捷身先死”。事实证明，鸠山政府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对美平等”的外交努力，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日美同盟关系受到破坏。

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鸠山政府积极主张“对等的日美关系”和“东亚共同体”，其所追求的目标是“入美入亚”，亦即要寻求对美外交与对亚洲外交(对华外交)的平衡，而绝非是片面意义上的“脱美入亚”、“疏美亲亚”，更不能将其理解为“疏美亲华”。事实上，对日本来说，只有真正做到了对美、对亚洲外交的平衡，才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反之，不仅会导致日本外交陷入困境，也会严重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在这方面，日本历史上是有过多次深刻教训的。但同时也应看到，鸠山政府重视亚洲、寻求建立日美“对等”关系的政策取向，毕竟是日本外交的一大亮点。连美国学者也认为，“鸠山政权虽然失败了，但他短暂任期的意义或许比我们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要深远得多。几十年后，我们可能会认为鸠山造就了日本历史上一个不可避免的转折点：循序渐进却目标坚定地重塑日美关系，同时将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亚洲新兴国家身上。”

三、回归对美“协调”路线

2010年6月，菅直人取代鸠山由纪夫担任日本首相，建立了民主党的二世政权。与鸠山政府相比，菅政府中“少壮派”权势上升，尤其是亲美倾向严重的前原诚司出任外务大臣一职。鉴于前任在对美外交上跌倒的深刻“教训”以及顾忌“少壮派”势力的影响，菅直人上台伊始便向美国传达了深化日美同盟的意愿，并提出推行“以现实主义为根本的外交”，坚持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

菅政府对日美同盟的深化，不再像鸠山政府那样只停留在口号式的外交辞令上，而开始出现行动上的落实。营政府成立后，首次出访地就选定了美国。这向美国明确地传递出一个信息，即本届政府将把对美关系置于日本外交的首位，脚踏实地修复和深化日美同盟关系。此后，在冲绳美军基地、东亚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等一系列问题上，菅政府均表现出坚定支持美国的外交立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菅政府对驻日美军经费，即所谓日本方面的“关怀预算”的态度转变。菅政府与美国方面就2011年度日本负担驻日美军经费的预算总额维持现有水平达成了一致。如前所述，在民主党在野时代，该党曾坚决反对作为日本为美军提供关怀预算的法律依据的“特别协定”。即使在民主党掌握政权之后，也曾一度主张削减关怀预算，但如今菅直人领导下的民主党政权转变了姿态。菅政府态度的转变，也反映在日本政府着手制定日美新战略目标上。在鸠山政权时期日美关系陷入动摇状态，自民党政权制定的日美共同战略目标并未得到重视。但菅政权建立后，却开始着手修改日美共同战略目标。营政府想借此向外界表明，日本将在东亚以及世界安全政策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这也就意味着，以“建立对等的日美关系”为旗帜的民主党政权，在成立一年多之后开始向重视日美同盟的方向转变。

此外，菅政府通过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大地震后的日美联合救灾、日美“2+2会谈”(日美外长和防长共同出席的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以及发表共同声明等一系列活动，使日美同盟逐渐走出“普天间危机”的阴影并得到深化。可以说，菅政府重新向美国靠拢，使日本的外交政策回归到了自民党原有的对美“协调”的轨道上。关于日美同盟，菅政府不再讲“对等”而更多地是强调“深化”。这与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外交提法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从日本国内政治角度来看，弱势的菅政府放弃鸠山的“理想主义”，转而采取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这也是保持和延续民主党政权的一种无奈之举。

菅政府在修复和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还在亚洲外交上奉行现实主义政策，逐步淡化了鸠山内阁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在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日本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维护其在亚洲的地位，甚至还试图联合亚洲其他国家制衡中国。2010年9月，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日本方面非法抓扣中国渔民、渔船的事件(钓鱼岛撞船事件)。在此事件中，日本政府置中日关系大局于不顾，从国内政治、强化日美同盟等角度出发，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从而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中国政府为了捍卫国家利益，不得不中断与日本的多项交流，两国关系急剧降至冰点。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本利用各种场合频频向美国示好。美国当然也投桃报李，一改以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模糊态度，明确表示日美安全条约的适用范围涵盖钓鱼岛。经过钓鱼岛撞船事件，日美同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此后，日本政府进一步推行“向美国一边倒”政策，其外交与安保政策中牵制中国的倾向越发明显。

2010年12月，日本政府公布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这是日本政府自1976年以来第4次制定防卫大纲，也是民主党执政后首次发表防卫大纲，其内容显示了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变化。这份新防卫大纲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如果说以往的大纲以“守”为主，那么新大纲则突出了“攻”。基于新大纲全新的“动态防卫力量”构想，今后日本自卫队将发展成一支攻守兼备、名副其实的军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大纲抱着冷战思维，明确视中国为“假想敌”，将防卫重心转向“西南诸岛”，不仅严重有悖中日相互信赖精神，而且势必损害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

2011年8月，饱受诟病的菅直人终于下台，野田佳彦继任首相。野田佳彦主张实行“彻底的现实主义”，强调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轴。从野田执政以来的外交动向看，日本进一步向日美同盟倾斜，日本倚重日美同盟以牵制中国的外交姿态显露无遗。正如一位新加坡学者所言：“野田外交的基石就是亲美遏华”。 野田政府在“价值观外交”的幌子下，不断加

强与美国、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国家的合作，试图建立一个覆盖全亚洲的对华包围网。对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野田首相在未获党内外共识的背景下，就迫不及待地向美国聊表加入谈判的意愿。这与其说是出自日本经济利益或“综合国益”，不如说是基于地缘政治和安保战略的考虑。更为明确地说，日本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的目的之一，就是欲图通过在日美主导下制定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框架，牵制中国并逼其就范。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将重返亚太的新战略方针后，日本野田政府还准备制定与其“相呼应”的新外交战略方针，即所谓“太平洋宪章”。据日本媒体报道，野田政府试图通过这个以日美为主轴的新外交战略，摆脱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建立带有野田特色的日本外交的“新基轴”。按照新外交战略的要求，针对“海洋活动范围扩大”且“姿态强硬”的中国，日本将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配合”，继续扮演“反制”中国的角色。

此外，野田政府还积极配合美国插手南海问题，试图在这一问题上牵制中国。比如，日本积极加强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激化矛盾的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关系，还倡导建立所谓“海洋安全协调机构”、“东亚海洋论坛”构想等。

四、结语

日本民主党上台以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先后经历了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和野田佳彦三届政府。日本民主党的执政历程虽然较短，但从其所执行的外交政策来看，前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最初的鸠山政府基于“友爱”外交理念，致力于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同时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推行重视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外交政策。鸠山政府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寻求日美“对等”的外交努力，最终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日美同盟关系受到破坏。营直人上台后，鉴于前任政府在对美关系上碰壁的深刻教训，以及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开始推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重新回到对美“协调”的路线上，不断修复和深化日美同盟关系。野田佳彦执政后，实行“彻底的现实主义”，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基轴中的基轴”，进一步向重视日美同盟方向发展。并且，日本外交中“联美遏华”的倾向越发明显。现如今，日本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已失去当初积极谋求“自主性”的鲜明色彩，很难看到其与自民党在外交上的区别。民主党主政下的日本外交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责任编辑　刘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