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医生李伟光的抗日史迹

时间：2021-02-19 08:05:02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５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因为筹办关于台湾同胞抗日的历史展览，专门征集了李伟光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用过的血压计、手术刀片、消毒盒、制药勺等医疗用品，及写有“立起沉疴”４个大字的匾额、皮箱、柜子等物品，并以“伟光医院”为题，将它们布置成一个景观，成为整个展览里的一个亮点。

李伟光原名李应章，１８９７年１０月８日生于台湾省彰化县二林镇。在学生时代，李伟光深受“五四”运动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自决潮流的影响，民族意识得以增强，思想进步。１９２１年１０月，李伟光联合著名的台湾反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蒋渭水等人创立台湾文化协会，“对于唤起汉民族的自觉、反对日本的民族压迫，起了很大作用”（李伟光《自述》）。１９２５年，李伟光领导了著名的“二林蔗农事件”，给日本殖民者以沉重打击。李伟光因此遭到了日本警察的迫害，受了１０个月的牢狱之苦，家毁父亡。１９３２年１月，为免遭殖民者的再次迫害，李伟光设法离开了台湾，横渡海峡，来到厦门，并于同年４月在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行医为掩护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因为自已的入党介绍入被捕叛变，李伟光被迫悄悄离开厦门，经汕头、香港、广州，于１９４３年底辗转到达上海。

文章开头提到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用于布置景观的历史文物，便是李伟光在上海从事抗日活动的历史遗存。

李伟光到上海后，一边在英租界劳合路开诊所，一边寻找党组织。据李伟光后来的《自述》称：“诊所开张后，因英租界是商业区，看病的人并不多。考虑到法租界是住宅区较适合开医院，（我）就于１９３５年底将诊所迁到法租界。但医务仍闲散，经济日益困难。加上接不上党组织关系，思想很苦闷。当时上海吸鸦片烟的人很多，烟毒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毒害，我觉得既然找不到革命关系，搞戒烟医疗也是爱国之道。于是着手研究戒烟药品，到１９３７年１月研究成功，开始做戒烟医疗。因诊所不敷所用，所以搬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四明里开设了伟光医院。”——这就是“伟光医院”的来历。

５年前笔者参与征集李伟光同志的抗日资料时，曾到过昔日的“伟光医院”。这是一幢独门独院的四层小楼房，样子已经非常陈旧，但感觉很结实。只是当时已被上海市某政府部门定为拆迁对象，据说多方努力都未能改变其被拆迁的命运，否则，宽阔的淮海中路将会有一座真实而完整的“台胞抗战遗址纪念馆”供世人参观。

利用“伟光医院”作掩护，李伟光做了大量的抗日工作。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后，李伟光曾先后掩护中共地下党员曹荻秋和吴成方住在伟光医院三楼后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或利用医生身份接近日本人，搜集日军情况，向吴成方汇报；或为新四军提供药品，等等。这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其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伟光医院”开办４年后，李伟光又在上海泰安路增设了疗养院。李伟光因为做戒烟医疗而出了名，求医者纷至沓来。李伟光说：“这又便于掩护我的抗日活动，许多革命同志常到我医院或疗养院‘看病’、‘住院’或做客，联系或谈工作，如有一次吴成方带刘先生来住院治骨病，偷偷地交代我说刘先生是新四军的高级负责同志，要注意照顾。他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老吴又带一位李先生来治胃病，住了１０多天。其间，吴成方常来看望他们，交谈工作，而我即若无其事地装着看他们的病。”

不论在台湾本土，还是在祖国大陆，李伟光都积极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并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因此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他是出席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五名代表之一，还参加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说：“这是我一生最激动、最光荣的时刻。”然而不幸的是，５年之后的同一天，李伟光以上海市人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上海市国庆５周年庆祝大会时，突发脑溢血，于次日上午不幸逝世。

往者虽已逝，来者亦可追。每当我肃然驻足于李伟光同志的遗物前，想到他的故乡台湾正笼罩着一片“台独”乌云的时候，我发现，“个人利益”、“政党利益”与“民族利益”三者之间的区别此刻竟显得如此清晰，宛如小学课文里提到的“芝麻”和“西瓜”。我想，许许多多如李伟光一样的台湾的先辈们，已经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很好地诠释了这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那些因一己私利而致祖国危难和分裂者，其行径无异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猴子，荒诞至极。

李伟光同志跨越台湾海峡，不顾个人安危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这种精神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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