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命名”的背后

1980年代以来，由于文学观念的开放，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现代抒情小说作家开始被重新发现。二十多年来，对于这一谱系作家作品的重评充分提升了这一类小说创作的文学史地位。钱理群先生就曾断言，在现代文学作品中，“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往往是（当然不是‘全部是’）带有抒情性的，或者说是具有某种诗性特征的”的“现代抒情小说”谱系的作品（1）。然而我们目前的研究却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诗性”价值在这一领域研究中的重要理论意义，于此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实践。既使有所涉及，也基本流于诸如诗化、诗体、意境等文体层面上的“诗”性特征问题，缺乏对深层次“诗性”价值的关注与透视。这不仅造成了当前这一领域研究的文体化倾向，陷入了命名的芜杂和混乱状况，也影响了对这一类创作深层次意义的认识和理解。由此，越过文体层面，探求现代抒情小说创作的诗性深层意蕴，对于缝合、纠改当下研究存在的偏失，深化研究对象和视阈，就显得必要了。

一

现代抒情小说是“诗性”的。在目前的研究评论中，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此类创作跨文体的写作倾向，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诗”作为一种文体在形式和内蕴上对现代小说的渗透和化入，使小说获得了抒情性的审美品格，对意境、语言的诗化、故事情节弱化等文体特征的注重使我们在较大程度上把握住了这类小说的“诗”性特质（2）。但现代抒情小说的“诗性特征”是否就停留于此了？显然不是。海德格尔曾将一切艺术定义为源于作家“存在之思”的“本质上”的诗（3），雅克·马利坦也认为诗性意义“离不开从内部使之有生命的词语形式”，是在基本的、最普遍意义上被理解的（4）。类似观念的提出表明文学具有着超越文本表层的审美终极之境，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现代抒情小说的“诗性特征”蕴涵着深层的意蕴。要而言之，作为“产生美感的东西以及来自审美满足的印象”（5），作品的诗性价值当不仅关涉文体层面辞藻的优美，韵律的音乐化，话语的象征性、暗示性、意境性等“诗”性特征，还要体现出“内在深度”的思考和表现，具有着人生审美本质上的理想性意义。因此，对于现代抒情小说的研究就需要越过外在的文本话语层面，进入深层的“诗性价值”关注。虽然说在目前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曾指出现代抒情小说“形式美”之中也有“偏重于表现人的情感美、道德美”以及人性美、风俗美方面的性质（6），但谈论的更多还是感性层面的抒情性、印象性等文本外在特征，并不重视对作品内在诗性价值的深入阐发。显然，这反映出部分研究者对于现代抒情小说所具有的人学“内在深度”价值的忽视，而离开了这种整体质的规约，也就容易造成理论批评视野向外在层面的倾斜与泛化，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目前研究中现代抒情小说命名存在的芜杂、多样以及文体化等现象了。

事实上，“现代抒情小说”这一说法本身刚被提出也就留下了这样的缝隙。赵园早在80年代中期就对“抒情小说”的命名提出了质疑，主张对命名进行规约，认为其“太过空泛”，“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抒情’，而是充满感情意味的具体场景……这是一些较之‘情感性’、‘抒情性’原为细腻、微妙的美感”（7）。显然，“抒情”作为和“叙事”并列的文学范畴，并不具备定义这一类创作的针对性、具体性。而至目前，对“现代抒情小说”的重复命名又还有“诗化小说”、“诗意小说”、“诗体小说”、“诗小说”、“抒情诗小说”、“意境小说”、“写意小说”等等。“诗化小说”倾向于“小说是一个诗篇，不是诗歌的小说并不存在”（8），侧重“语言的诗化与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与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9）；“意境小说”是“借助‘意境’这一诗学范畴”把作家的文本归结到一起来进行研究”（10）等等。众多概念的提出往往基于不同的尺度，但基本指向某一方面的文体特征。文体特征的多样性为多种命名提供了可能性，但命名如果离开本源“呈现”，也就往往会沦为一种表层的标记。这样一来，混乱就在所难免了。

命名是“说出本质性的词语”，而不在于“仅仅给一个事先已经熟知的东西装配上一个名字”（11），也就是说命名要具备涵盖这一文学现象的辐射性和理论生命力，能够真正体现此类文本整体质的规定性。而上述概念无疑达不到这一点。“意境”、“写意”、“诗意”、“抒情诗”等诗性特征只是现代抒情小说的局部形式特点，在不同的文本中也有着很明显的差别。比如沈从文，所有的命名都以为范例，众多命名往往侧重于其诗意、“写意”、“意境”的一面，要么是“风俗美、人情美、人性美”的诗情画意，要么说融诗入小说的语言诗化追求、意象性抒情、意境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但这样如《边城》一类的作品并不占居其作品主导地位，其笔下也并非一派祥和安宁，相反，在他湘西的边地风俗、军旅等题材的作品中，乞丐、妓女、强盗，抢女人、“烧房子，杀人……”是常事，阴森、煞风景的一面比比皆是；而在一直被贬抑为非理性、人性萎缩的城市题材小说中，其实也有着对于人性诗性意义的丰富表现。因此，如何在上述命名下统摄其小说创作的多元意义，就成为一个小说文体学和形态学上的难题。抒情小说家大都有文体家的称号，他们表现出的形式主义倾向往往被我们放大了，这在较大程度上导致了目前研究中此类评论对他们的“覆盖”现象，削弱了对现代抒情小说诗性价值广度和深度的开掘。其实，形式对于他们来说主要是一个“框置”，关键在于其内中之物。文学是人学，是“生存的学问”，应该说，正是对个体、民族、人类、存在等人生层面的形上思考与表现才构成了现代抒情小说由表入里的价值递进和本源意义上的“深处的丰盈”（施塔格尔语）。沈从文小说的根本在于“对于生命的偶然，用文字所作的种种构图与设计”中的“生命向深处探索的情境”（12）；萧红从中看到了人生命运的“新奇的花纹”、“古怪的图案”，乡土生死场上的“人的价值”；冯至“一个有弹性的人生”的生命过程的哲理图式（13），汪曾祺则是“小说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14）或许，只有进入这一层面才能充分认识他们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众声嘈杂的叙述体”的丰富意义，在生存论、人性论、审美论、存在论等意义上探究其作品的丰富意蕴，洞察其历经沉浮而魅力不减的原因。凡此,对文学人生“内在深度”的思考和表现构成了现代抒情小说文体价值之后的人生世界的特殊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必然建构出文本的深层诗性价值。

文体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现代抒情小说的产生发展得益于文体的交叉带来的 “怎么写”这一实验性，在一定的阶段内其革新意义是明显的，但当其已然“经典化”，再将一个“怎么写”的问题作为阐释的重心，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滞顿，一种人为的封闭。当然，并不是要否定形式，形式和内容是一个共同体，但当一个个命名因其向形式层面意义的倾斜而“狭义化”了研究对象本身，就需要引起注意了。而且，在世人将这一谱系文本的“诗性特征”与意境、写意等特征联系起来时，也容易强化其中的传统意义，从而阻碍意义空间的拓展。比方说，对艾芜作品崇高壮美品格的诗性意义就缺乏足够重视，甚至将他遗忘在这一谱系的创作之外。又比如对诸如冰心、许地山等人，关于他们“爱与美”方面的思想与创作多限于“问题小说”层面的阐释，而忽视其之于诗性价值的审美意义、宗教意义等等。同样，这也容易造成对作家“诗性特征”中悲剧性一面的忽视或认识不足，比如对于汪曾祺，由于我们习惯上以其80年代的创作为评判对象，往往突出其和谐意境化的意义，而忽视了他对“生活悲剧性”意义的思考和表现；至于沈从文，我们也曾一度对其“创作字里行间的孤独感”，“深心里的孤独”（凌宇语）认识不足。或许正如一位论者所言，“这种关注也往往局限于一种文体学的范围之内，却很少有人深入探究这种文体背后的文化依托，或者只将它归结于传统文化的范围之内，浅尝辄至。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对价值理性的无视，怀疑和动摇。”（15）而近年来部分研究者提出的“力图从小说的形式诗学走向文化诗学，从而在诗学视野中统一文本、文学史和文化动力注重层面”的文化诗学研究思路，也不乏应对这一问题的针对性意义。

二

小说体式的探讨，如果失去了对文学本质性精神的把握，就难免陷入局部，甚至迷误，多年来关于“现代抒情小说”多种命名界说的歧异也正根源于此。故此，提出现代抒情性小说的“诗性价值”问题，促进这一领域的文体研究与内涵研究的沟通，就有利于建构一种全面、深刻的理解秩序，进而将既有的概念纳入这样一种秩序之中，探询文本蕴涵的生存、生命、存在等深层意义。应该说，现代抒情小说具有的诗性价值使得这一谱系的作品成为“人学”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的经典现象，以艺术的方式述说了对现代人性、人生的理解，形式已不仅仅是形式，而成为探问人生意义的方式和途径。或许这也正是它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现代文学是“为人生”的，周作人在五四时就指出，“人的文学”要以人道主义为本，不仅要“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也要“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16）但后者的价值显然没有受到现代文学评判体系的重视。其实，若在诗性文学观念上看待这一点，“人的文学”关于“人间上达的可能性”观念也就蕴涵着文学的诗性价值旨向。在诗性艺术观念中，诗性意味着人生向自由与澄明的理想状态的攀升，用西方诗性哲学的话说就是，“绝不是任意的道说，而是那种让万物进入敞开的道说。”作为艺术活动的本质和核心，这在东、西方文化中也是共通的。中国文化就是一种诗性文化，传统的田园生存和性灵化生存就是这一文化的两种主要表现方式；而西方的诗性价值观念则又带有宗教的神性色彩和形而上学的诗思色彩。显然，现代抒情小说和“诗性”艺术观念有着内在的通联，都提供了人生的理想性精神意义。在此基础上，审视现代抒情小说，废名、沈从文等人的田园化、意境化，充满灵性、感受性的一些文本固然是现代抒情小说诗性意义表现的典范性作品和类别，然而仅局限于此，显然不能全面呈现这一谱系创作的多元诗性价值内涵，这就需要打破目前偏向传统的思维定势，拓展、深化研究对象和视域，本文认为这至少还需要在以下三方面着力：

一是强化对于“残酷的诗意”，或“荒原之中的诗意”等意义的理解。现代文学生命情怀更多是在现实、历史中展开的，因此，他们的痛苦远胜于前者，民族国家、救亡启蒙等宏大情感以及死亡、痛苦、孤独恐惧、荒诞等“边缘情绪”对他们形成了持久的压迫。负荷这样的“生命之重”，他们对人生诗意的思考和表现有着明显的“创伤的记忆”的精神特征，是以个体的巨大痛苦为基础来提升思考、转化现实人生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诗性价值或许就会沦为虚幻的乐观，进而削弱、消解这一问题的现实根基和丰富意义。萧红、师陀等人面对故乡和现实的双重失落，普遍表现出批判意识和故乡情怀的矛盾统一，作品呈现出乡土诗意和向荒原沦落的混合状态；孙犁的作品在战争的背景中描写诗意，将战争的残酷与诗意并置，诗意举重若轻的超越价值验证了诗性的无所不在；同样，废名小说“田园沦落”主题下的“哀愁”也应具此意义，等等。这种冲突和裂散中的诗性精神由于其变动性、对比性从而变得更富有张力。由此可见，创伤层面的痛苦记忆对于现代抒情小说的诗性价值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

二是对于指涉着宗教、诗思等层面的诗性价值的认识。在“现代文学之世界化”（郁达夫语）的背景下，现代抒情小说显然受到了“他者”化西方理论资源的影响。西方文化不仅是现代文化，还是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以伊甸园式天堂给予人生诗意的安顿，在自然、人生问题上倾向以神性来诗化。“人能否诗化，取决于他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顺服于那垂青人因此需要人的神。”（17）神性或宗教的诗意也是诗性价值的题中之旨。在此参照下，这一谱系作品具有的宗教意味就为我们提供了“爱与美”、神圣之光“朗照”下的家园等启示意义。比如许地山作品的浓重宗教氛围中渗透着爱的温柔的神灵光照的人与自然，苏雪林的“基督教的神活泼，无尽慈祥，无穷宽大”（18），冰心的“十分温柔的调子”；小说《蚕》也虚拟了一个近于伊甸园的场景，是萧乾的“一点点宗教哲学”。他们在宗教、神性的意义上思考人生、生命的存在价值，在多种向度上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性文学经验，其目的已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完善问题，在更深的意义上，这已是人类共同的生存母题。延于当代，又如北村，张承志，史铁生等等都可以在这一领域里观照。不妨认为，“或许正是这样的传统的与外来的文化精粹的汇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诗性特征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发挥）的资源性的原因。”（19）

三、关于诗性价值的欲望向度问题，也应该引起重视。作为人性的本质性力量，欲望也具有着诗性的意义，如尼采等人所言，审美状态的“第一推动力永远是在肉体的活力里面”（20），“创造性的肉体为自己创造了精神，作为他的意志之手”（21），“从整体上看，这恰恰就是那个未被撕碎的，也撕不碎的身心统一体，就是被设定为审美状态之领域的生命体，即：人类活生生的‘自然’”（22）。然而在现代文学进程中，欲望往往被人为的分割，异化为人性的负面力量，往往联系着身体性的消极颓废、淫欲和癫狂等非理性内容，难以得到正确地评价和对待，一方面，在现代都市题材等通俗小说中，欲望被都市化、生物化了；另一方面，在阶级论的左右下，革命小说等主流文学又一度将人性等同于阶级性，欲望被贬抑、丑化为道德败坏、作风腐化等政治伦理问题，进而排斥欲望的存在。在此背景下，看待现代抒情小说创作呈现的欲望诗性价值问题也就具有着完善人性的重构意义，由此，郁达夫小说“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中的欲望提升、沈从文小说欲望的“生命力与美”色彩也都能够获得诗性深层的解释，意味着欲望与文学人生之间的诗意调适；其实也就跨越了现代小说非理性化欲望叙述和主流文学去欲望化叙述之间的深大鸿沟，表明了诗性欲望之于现代文学的重要理论意义。比较于当下基于欲望张扬形成的包括下半身写作在内的感官化、消费化的文化语境，相信这也不乏反思性的价值参照意义。

三

诗性价值是一个丰瞻的范畴，具有着多元的思想意义。而提出现代抒情小说的诗性价值问题既出于探问现代小说价值本源意义的考虑，还受到目前文化语境的影响。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文学的诗性意义作为理论和现实问题，已然受到学界的重视，如受到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思想的影响，将文学视为这一意义的主要承载者，又如，针对商业化语境下现代人的精神困境问题，探讨人的精神境界提升的问题。再者，近年来对于诗性文化的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热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等观点也已成为共识在多个层面上被认识。这是一个背景。

在更大程度上，这一问题的提出则是基于传统与现代的合流与转变带来的理论空间。现代文学产生于中西对话的开放文化语境下，这个交汇过程使西方的理性主义、人性主义、宗教关怀等文化精神影响了现代文学的形成，也带来了现代文学主体人格的重塑，使得抒情小说家们得以吸纳现代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转化传统人格的“儒、道互补”等内容，形成了以人文精神为根砥的主体性品格；同时，现代文学“人之发现”的宏大主题也使充分的主体性进入了这一过程，使得他们对价值关系、社会、人生等也有了明显的实体化、对象化诉求，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探求人生、社会、时代价值意义的途径，是“合目的性”的理性行为，表现了较明显的在世结构和精神向度。现代文学这一“二重性”动力结构催生了传统诗性文化的转变，形成了传统色彩的“田园”与现代意义上的“乡野”、“国土”、“大地”、宗教的和谐诗意、形上超验等并存的文化景观，从而营构了诗性价值系统的多重意义。在更深层面，诗性也是人生的本体性内容，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文学作为虚构与想像的产物，它超越了世间悠悠万事的困扰，摆脱了束缚人类天性的种种机构的框范”（23）。凡此，必然使现代抒情小说走出了传统的故事性叙事模式，也逐渐挣脱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钳制，成为人生的诗性之思，以一种诗性的方式述说自己对人类存在境况的理解，传达出人类对生存理想境界的祈求与渴望。而且，这一问题的提出，还有利于利用诗性价值的规约防范将欲望化、平面化、世俗化的存在性表达张扬为诗性的东西。诗性固然是一种感性化的生命力，但它指向“肉身的澄明性”，目光盯视着生命本真的方面，是“安居的诗的创造”，生命本身没有涤尽的原始性，人生的苦难，人对现实的不满和痛苦等等构成的只是对诗性的反证，它们并非诗性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尺度，有助于辨识当代欲望化、感官化、消费化文化语境的症结，对于当前滥用、盗用人性资源的身体写作、欲望写作也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如此，或许能够纠正目前研究中对象、意义的泛化现象，凸现现代文学的人学意义。对于近年来学界倡导的文学本体性研究，问题的提出也不乏意义。

海德格尔说，“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现代抒情小说无疑“贴近”了诗的精神。这样的研究具有一种本体论性质。凡此，对诗性价值的认识，使我们有理由作上述理解。理论的建构努力有望带来研究广度和深度上的变化，当然要想促成这种变化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针对于当下不利于纯文学发展的普遍商业化的“非文学”语境，恐怕更多意味着来自文学外部的挑战。

注释：

（1）钱理群主编：《诗化小说研究书系·序》，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这一方面的成果众多，主要有凌宇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形式美》（《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4、2），方锡德的《现代小说的情调结构》、《现代小说家的意境追求》（见《文学变革与文学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杨联芬的《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抒情倾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等。

（3）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2页，第319页。

（4）雅克·马利坦著，刘有元等译：《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0页，294页。

（5）让·贝西埃等著，史忠义译：《诗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33页。

（6）这一观点较早见于凌宇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2），后人多有适用，也有人提出现代抒情小说的人性美、人情美、人物美、诗情画意等等，内容多重复，不少文章辗转抄录，大同小异，缺乏有新意者。

（7）赵园：《关于小说结构的散化》，《批评家》，1985年第5期。

（8）吴晓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9）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10）郑家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8页。

（11）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4页，第47页。

（12）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选集》（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247页。

（13）冯至：《〈伍子胥〉后记》，《冯至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页。

（1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一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5）王学谦：《自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16）严加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17）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5页。

（18）苏雪林：《棘心》，《苏雪林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19）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20）尼采：《悲剧的诞生》，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51页。

（21）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22）马丁·海德格尔：《尼采（上）》，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4页。

（23）沃尔夫冈·伊瑟尔，陈定家等译：《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疆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连云港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