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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翻译中对生命存在的人文关怀

    时间:2021-02-27 07:53: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鲁迅关注个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他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去感受、理解和把握人,从而意识到了人的具体生命状态对社会和历史的决定作用。他的弃医从文就足以说明他对人的精神存在状态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思考。如果说鲁迅的“立人”,首先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的话,那么,他的“新力”和风采就是其丰厚的、不屈不挠的生命意识。因为,没有生命意识的觉醒,就不可能产生富有魅力的思想个性。

    人的生命意识不仅仅是求生,还需要丰富和发展,还需要更加自由的展现空间。当时中国制度和体制压抑和摧残人的生命意识,他希望国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展现出他们的“新力”。于是想到,借“异邦”之“声”。

    在鲁迅的翻译文集中很少有当时军事、政治强国的作品,他认为英国的作品是供上层社会的绅士和小姐消遣的东西,离底层社会和苦难的民众太远。英国作家中,他只欣赏拜伦、雪莱和萧伯纳等有限的几个。拜伦叛逆权贵,反抗世俗,同情弱小民族,最后为希腊战死僵场。雪莱有博爱的情怀。萧伯纳锐利的讽刺锋芒,把上层绅士的道袍和假面戮得粉碎。这几位作家与鲁迅在精神上有许多相通的地方。

    鲁迅对尼采非常感兴趣,他的“立人”思想就是在尼采的“超人说”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除此之外,他对德国的作品也没有什么大的兴趣,“歌德,席勒等大师的著作他一册都没有。所有的只是海涅的一部小本集子,原因是海涅要争自由,对权威表示反抗。”

    鲁迅对法国作品也很冷淡,除了少数几个作家,其他很少问津。他觉得法国文学“享乐气息”太浓。中国正处在变革的时代,需要的是有吃苦精神、能耐劳作的人。在生活中这样的人太少了,沉溺享乐,追求感官刺激的人却太多了。把享乐文化摄到中国来,只会助长恶劣的风气。所以,在他的译作中,这些国家的作品占的比重很小。他最感兴趣的是俄国和一些受压迫的弱小国家的作品。

    一、“为人生”的选择——俄国和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

    周作人说:“鲁迅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的艺术,虽然这也就是世界文学的趋向,但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盛行自然主义。过分强调人性,与人民和国家反而脱了节,只有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里,具有革命与爱国的精神,为鲁迅所最佩服。他便竭力收罗俄国文学的德文译本,又进一步去找别的求自由国家的作品,如匈牙利,芬兰,波兰,捷克,塞尔维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

    鲁迅翻译俄国及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它们是“为人生”的文学,因为它们表达了被压迫者的坎坷人生和悲惨命运。作品中的人物,被阴暗的世界压垮,麻木,软弱,困顿,无助,虽生犹死。他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不和谐,因为这个世界拒绝了他们,推开了他们,让他们活得像行尸走肉。他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又谈不上紧张,因为仿佛被注射了麻醉剂,他们失去了反抗的意识,乖乖地向现实向命运低头,充当了牺牲品,却不知道自己是牺牲品。如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幸福》中,有人以被人凌辱,得几个钱为“幸福”,有人以凌辱别人,让别人受苦为“幸福”。这样的“幸福”其实是人间的不幸。正如鲁迅在《幸福译后记》里说:“‘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另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凡有太饱的以及饿过的人们,自己一想,至少在精神上,曾否因为生存而取过这类的娱乐与娱乐过路人,只要脑子清楚的,一定会觉得战栗!”并发出感慨:“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另一方面各糟踏他们自己的生涯。”鲁迅从这些作品中受到启示:“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善良的灵魂的酸辛,与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

    在弱小民族作品中,人物与现实世界处于紧张对立关系中,他们感到现实世界压迫着自己的力量,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复仇意识。他们向世界宣战,发泄仇恨。不过,最终是世界战胜了他们,把他们压得粉碎。如芬兰女作家康特的短篇小说《疯姑娘》,写一位柔弱的贫家少女在险恶的社会风浪中苦苦挣扎,最后精神崩溃,成了疯女。阿尔志跋绥夫的长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主人公绥惠略夫愤世嫉俗,但他不被理解,不仅当权者嫉恨他,就是一般受苦民众也嘲笑他。正如鲁迅在《记谈话》中说:“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恨,一切都破坏。”鲁迅反对这种复仇的方式。“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了。”滥杀无辜,破坏一切,叫鲁迅痛心。他担心绥惠略夫似的破坏者,在中国也将出现,因为“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缓惠略夫很相像。”

    鲁迅翻译这些作品,因为,它们也预示着中国民众的命运:“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这世界上也有着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和灾难。俄国迦尔洵的短篇小说《四日》写俄罗斯与突厥之间的战争的血腥、残酷和可怖。保加利亚作家伐佐夫的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写保加利亚与兄弟民族塞尔维亚之间的杀伐和争斗。作者向往和平,同情战争中的受难者,痛恨战争的发动者。鲁迅在译者序中说这是“悲愤的叫唤”。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医生》,鲁迅在译者序中说这是作者对他同胞的“非人类行为”的声讨。

    可见,鲁迅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因为它们是“为人生”的文学,因为它们反抗强权,反抗压迫。因为它们同情弱者,为弱者呼号,因为灌注其中的生命意识,因为它们贴近中国现实。正是这种“贴近”所导致的生命感受的相通,才使鲁迅产生了译介俄国及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热忱。同时,还因为,在这些作品中表现了人物在生命边缘上的呼叫与挣扎。其中还有他喜欢的作家,如他在《〈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中说:“安特列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在《〈一篇很短的传奇〉译后附记》中称赞迦尔洵是“在俄皇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压迫之下,首先绝叫,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小说家。”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谩》、《默》和《四日》都与“疯子”有关,或者是人物疯狂,如安特莱夫的《谩》,讲一个青年感到现实世界充满了谎言,他渴求心灵的沟通,却一无所获,以致发狂。安特莱夫的《默》写一家人心与心的隔离,他们惊惧,不安,内心处于一种疯狂的焦虑。或者就是疯人的感受(迦尔洵最终陷入发狂,跳楼自杀)。这不仅让我们想起他的小说《狂人日记》,更能使我们深刻地理解鲁迅的生命状态和对文艺的理解。从他翻译的这些作品中可以发现,“疯狂”是他经常感受到的一种状态,在这里他不仅体验到了生命濒临崩溃的危机,更感受到了在这种状态下生命的反抗和挣扎。这是一种令人震撼的生命真实,它在令人感到残酷和恐惧的同时,更使人感到艺术的惊奇与伟大。

    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它自始至终维护建立在人性之上的人的尊重,这也是鲁迅生命意识的内在因素。所以,他关注作品中对与人情、人性的展示。

    二、对人性的关照——《现代日本小说集》的翻译

    鲁迅在留学日本之后,一直思考有关理想人性的问题。理想人性在他早年的个性文化架构中,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悬设,而且是其进行个性文化启蒙的重大内驱力之一。鲁迅认为,“人之本”本来应该是“恶喋血,恶杀人,不忍别离,安于劳作”。也就是说,人的纯粹本性就是应该“用天之宜,食地之利,借自立以善生事,辑睦而不相攻”。可见,鲁迅推崇善的人性。因此,他在翻译作品时,注重作品中人性的展现。

    《现代日本小说集》是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的作品集,包含日本15位现代作家的30篇作品。从内容来说,都是一些反映人性和人情的作品,从不同的视角展示着人性和人情的方方面面。

    作品中对人性的善与真、人间的爱的赞美,是和鲁迅的人性观相契合的。如菊池宽的小说《复仇的话》,写人性善的复归。夏目漱石的《挂幅》,表现了人间友爱的美好。

    鲁迅一方面赞美善的人性,另一方面又在揭示和鞭挞着人性的丑恶。他对《现代日本小说集》的翻译,就是这一思想的显现。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就有对人的恶根性的展示,如《三浦右卫门的最后》、《鼻子》。菊池宽的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最为突出,表现了人性的泯灭,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鼻子》展示了人性的恶。鲁迅的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曾写到小孩子拿干芦叶当作钢刀,一边挥舞,一边大声说道:“杀!”这说明鲁迅自己对人性恶有过长期的思考,并对此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鲁迅关心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他选择翻译这些作品,因为它们表现了人在极度受窘或受穷时的情状。如《阿末的死》,表现了现实生活扭曲人性、人情的强大力量。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揭示了人的良知的泯灭。江口涣的小说《峡谷的夜》表现了农妇悲惨的命运和内心的绝望、疯狂。这是弱者无力的反抗,改变不了世道人心,带给人的却是锥心的疼痛。

    鲁迅翻译《现代日本小说集》,除了作品的内容符合他对于人性方方面面的关注,还因为,其中一些作品表现的是自我的张扬和回归,体现出森鸥外所说的“用自己的杯子喝水”的文学追求。鲁迅翻译这些作品,也说明他们的文学观的契合。

    鲁迅的文艺理论意识和批评观念,是根植于人类丰厚的生命意识之中的;而鲁迅也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理解和接受外国文学作品的,并把它们内化为深刻的体验,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情怀更加博大和深沉。正如钱谷融所说:“人和人是相通的,观人可以知己,推人也可以及人。……古往今来的一切大学问家,都是一些善于把书本上的东西同自己周围的显示条件,同自己的具体情况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思考的人;都是善于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经常把自己同别人放在一种对照关系中来进行反思和自省的人。”鲁迅的反思和自省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新的理论的选择和判断。

    参考文献:

    [1]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选自《关于鲁迅》)[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2]周作人.鲁迅的国学与西学(选自《关于鲁迅》)[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3]鲁迅.<幸福>译后记》(选自《鲁迅译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选自《集外集拾遗》)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5]鲁迅.破恶声论(选自《鲁迅全集》第8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钱谷融.艺术·人·真诚(选自《钱谷融论文自选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7]王友贵.翻译家鲁迅[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8]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黄炎(1969—),女,山东郓城人,文学硕士,菏泽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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