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气质民间情怀南方立场

南翔的小说写作，算来该有几十年历史了，长篇、中篇、短篇兼备。对于他的小说文本，有评论者认为，“好看如世说新语般传奇，耐品似逝水年华般细腻，动人出自悲天悯人的情怀。”“南翔的小说不愧为教授的作品，从中可以读出智者深邃的思虑，对人群恒定生存状态的怀疑与辨析；南翔的小说又是真正小说家的作品，它们柔和地环绕附着于人性，生长在感知的茂密森林。”“南翔的小说很好看，也很耐读；他可以在不同的时空展开想象，而最终又都凝聚于思想性和文学性，这得益于他的学院气质、民间情怀和南方立场三者的完美结合。”我以为，评论者从不同角度的触摸，基本上参透了南翔小说的审美特点，得出比较剀切的结论。

一、学院气质

南翔小说的学院气质，几乎是文学界的共识。其小说文本的审美风格是与他的教授身份相辅相成的。教授学者的丰厚知识底蕴给他的小说写作加固了知识储藏、逻辑思维的堤坝，使之免于暗涌袭击而陷于浅表、散落；而小说创作的活泛生动反过来又丰富与激活了他的理论逻辑思维。中国作家学者型的，现代如鲁迅、巴金、周作人、茅盾、老舍等人自不必说；当代像王蒙、刘心武、曹文轩、李庆西、汤吉夫等人也颇出色。当然，既是作家，必须要把握好学术与创作的界限，毕竟创作与理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思维方式。

南翔小说的学院气质，首先体现在其锐利风格上。他写小说注重微观和感性，但也时刻关照着宏观和理性。他的小说艺术形式是感性加理性的双重锻压，是回转与腾挪的和谐共振，是生活与文艺的互动相长，是现实与理想的融合无间。他对小说写作的技术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与掌控，“好与坏都不要发出声来”(契诃夫)。在叙述故事时，既洋洋洒洒，收放自如，又舍得剪裁，惜墨如金。简洁不是技巧，却胜似技巧。新近出版的这部中篇小说集《女人的葵花》与他的别的选集中的小说一样，都显示着一种属于南翔自己的那种锐利风格。其中，我看见一个女人用满坡的灿烂葵花，支撑起全部的情感荣辱和精神期待。(《女人的葵花》)一个心机勃发得令人咋舌的女人，在与市长秘书惊心动魄的潜在较量中，长袖善舞，其手段令人掩卷浩叹!(《我的秘书生涯》)在一幅幅文字画面里，缕述与蒸汽机一起的“大车”们曾经的内心轰鸣与翻涌的悲喜。(《火车头上的倒立》)而荒唐的就任与辞官，如同哈哈镜一般，折射出现实与理想的错位。(《辞官记》)

擅长写大学题材、写当代知识分子，是南翔学院气质的另一种表现。南翔长篇小说《大学轶事》。努力探索，大胆尝试，打破中篇与长篇界限，取得可喜的成功。一部相当完整的中篇小说《博士点》，原来只是《大学轶事》中的一个断面，一个单元，但不同的单元组合起来，则构成一部有关当下大学生不同侧面的广阔图景。

《大学轶事》以一所大学为背景，从教学层次的角度为切入，对博士点、硕士点、本科生、专科生、成人班进行全方位的扫描，主要人物轮番上场，次要人物贯穿始终，而前面的主要人物在后面则又充当起次要人物，从而使得由主要人物的命运与故事所构成的相对独立的中篇，通过场景的切换、整合，次要人物的粘贴、勾连，以及主要与次要人物的置换位移，缀合熔铸成为一部有机统一的长篇，给人以天衣无缝之感。这种小说既可以单章阅读，也可以一气读完，甚至还可以任取一章随意阅读而毫无障碍，从而大大地方便了阅读也增加了阅读的趣味与快感。作品语言凝练、简洁、生动，具备时代的动感、观念的新颖，更具有广阔的文学包容性，写得娴熟练达准确到位，鞭辟入里而深刻犀利，形成了他反讽幽默的风格。南翔的尝试获得很大的成功，他打破了传统的文本和格式。

南翔小说语言的锋利、简洁、儒雅，可谓其学院气质的第三个表现方面。仍以《大学轶事》为例，其中比喻、反语、民间段子、古诗词、俚语、时髦话、政治术语等等，不时可见，精彩纷呈。诸如“高徒出名师”(反语)、“好一个农村包围城市”(政治术语)；“从珠穆朗玛峰到了海底世界，从经济特区到了革命老区，从伊丽莎白贵族学校到了农民讲习所”(夸张)之类的运用，见出作者的语言功夫，形成小说的幽默风格。作品语言洗练、简洁、生动，具备时代的动感。作品在结构上的尝试也是可取的，拉近了与接受主体的距离，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变化。

南翔的学院气质，还表现在作为教授的他，在创作、教书之余，也常有批评文字面世。新世纪之初，南翔曾经出版过一部《当代文学创作新论》，该书从当下小说的审美倾向、艺术张力、情感素质、叙事策略、奇幻色彩到故事语境、精神解构、语言功能、多维旨趣和历史影像，提出很多独特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主张。并结合新的文学理论，对严歌苓、白先勇、董桥、王璞和龙应台等著名港台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条分缕析，钩沉出当代文学创作崭新的美学命题。作为这部书的评论者之一，我注意到，该书所论所叙，皆围绕当代小说创作，这也不妨看做是其小说写作的“经验之谈”。客观地看，南翔的批评文字以文本分析为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艺学告别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政治社会学批评模式，引进了大量西方现代文论。然而“大吃西餐”的中国文艺学并未像预期的那样发展，在80年代的短暂辉煌之后复又跌入90年代的黯然。中国的文学批评界不可谓不勤奋，介绍、评论、梳理、跟踪，西方现代文论源流本末都被批评理论家们像秋风扫落叶般地扫荡了一遍，但劳心劳力都未能建构出中国本土的批评学体系。我以为，南翔的这本批评集较好地避免了所述之弊端，这乃是他创作与思考的物化形式。由于作者本人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国内出类拔萃的小说家之一，因而运用文本分析批评方法当是他得心应手之途，比较接近法国的“细读文本”批评。

读南翔的批评文字，强烈的感受是出自一种学者兼作家的批评。他紧扣当代作家作品，从作家作品出发，又以作家作品为归宿。整个批评过程充满文学本身的气息，而非别的什么。这主要得力于作者自己长年从事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以及在大学任教多年，身心浸淫于学术氛围中间等因素，可说是“读、写、教兼备”，因此可以钩沉出当代文学创作若干美学命题，久而久之，遂成系列。一直以来，我对南翔一身而兼二任的身份与才智在欣赏之余，更看重两者的相加所达致的效果：一般作家对理论好像不以为然，或重视不够，更遑论能在两者之间穿梭乃至游刃有余。而南翔却可以做到既潜心创作，又研究理论，进而对创作和理论都能熟悉或深入。这样的作家，我认为应该比单打一的作家更有优势。总体上看，南翔的小说文本在凸显故事魅力的同时，常常流露出较浓的知识气息，其风格明快机敏，带有学者作家的幽默感和语言机锋，且不乏对历史、文化、人生进行颇具深度的思考与诘问，可以说，这是南翔迥异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之处，也是南翔得以独树一帜的不可替代的写作个性所在。

二、民间情怀

民间情怀是南翔小说的第二个审美特征。来自生活底层的他，在以大学教师为职业之前，曾在江西宜春火车站工作了七年，七年的压抑与彷徨，七年的脏累与苦

差，练就了南翔超人的毅力，孕育了南翔出众的才华，他视宜春为第二故乡，他的精神家园，更使他蛰伏已久的文学梦想犹如火山般喷发。南翔写作的民间情怀也由此铸成。由于能“接地气”，南翔小说创作就如大地之禾、水中之鱼，态势平稳，不显峻急，摇曳多姿，质地精良。以中篇小说集《女人的葵花》为例，其中的《女人的葵花》、《铁壳船》、《我的秘书生涯》、《火车头上的倒立》、《东半球，西半球》、《表弟》、《沉默的袁江》、《人质》等，均取材于民间。可贵的是，南翔的小说在选材上的民本侧重之外，更有思想和人性的深度掘发。读他的小说，我对其审美诉求得出以下几点认知：

首先，不追求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却在有条不紊的叙述中透出锋芒、幽默与智慧，是南翔小说特色之一。南翔常将个人对人生的感悟于浑然不觉中融入小说之中，使之具有审美与认识的双重价值。不必讳言，时下的生存语境弥漫着浓郁的官本位气息，人际关系张弛的诸多奥秘让人为之惶惑，大量雅俗共赏的官场段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开心宝典，文学作品尤其是中长篇对官场的刻画，成为后新时期文学一道绕不开的热闹景象。中篇小说《我的秘书生涯》，成功地将官场的故事性和寓意性、人性情感和时代语境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一种安排小说情节内容的手法，对至尊至贵的政治无疑是一种解构与稀释，较之那些严肃的、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反腐小说，要来得诙谐与世俗，也更容易得到接受主体的青睐。这也正是这部小说在文本叙事上别出心裁的聪慧之处，显示了南翔小说的独特魅力。小说以近乎荒诞的手法出之，俨然是个市场经济时代的人生寓言。诚如小说主人公之一史偶然所说：“我们的心情都在紧张的路上追逐，且不管这种追逐有否意义，追逐就是目的。”小说充满了反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隐喻21世纪经济时代的政治与人性的密码。

其次，善于制造和利用反差，是南翔小说的又一个特点。倘说，《铁壳船》是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反差；那么《东半球，西半球》则是在东西文化对比的反差。在《铁壳船》里，他将主人公置于海滨一个脏乱粗鄙的“性环境”中。那只被时代抛弃的废船在倒人胃口的同时，同时兼具某种神秘的文化历史魅力。一方面是当下的开发伴随着污染，另一面是水清鱼跃的往昔，故事在老人近乎美丽与诗意的回顾中层层漾荡。我可以断言，离开了铁壳船，老人无法真正回归到当年那种美好的感觉中去。按照通常社会伦理的逻辑，这出既脏且丑的剧目在演绎的过程中，难免东窗事发。老人的女儿担心独身的老父亲精神与肉体患病，便瞒着父亲花钱雇了自己办公室的一名妇女“照顾”父亲，只说他们是夫妻。在金钱之魔的驱使下，该女子尽职尽责。但是，老人家仍然将她往破船上带领，而只有到了这个被时代遗弃却承载了老人半个世纪悲欢的破船上，老人家才会有做爱的欲望与可能。铁壳船是象征，也似乎是谶语。

读南翔这部中篇，让我联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人变成甲壳虫与那个老人最终将自己封死在铁壳船中，其悲剧性归宿令人唏嘘不已。《东半球，西半球》开篇就是主人公裘彬彬想到了大洋那边的妻子的生日。“反差”在这部小说中显得更为突出。从主人公当年身上的“食品公司的猪鬃味”到“海关与口蹄疫”，到“不会英语的乘客手中的表”，到“新加坡禁止口香糖”、“唐人街一天打扫两次仍然脏”还有管老外不叫老外，而叫“西人”等。诸如自然景观、文化体认以及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的反差。裘彬彬没有可以令自己安全安逸的铁壳船，但是，他毕竟还抱有希望，他还有精神寄托，还有他的另一半球的小阙。然而，当他回国之后，他的小阙居然也离他而去。他只能陡生哀叹。南翔小说的关注点，似乎正在于此。他关注着社会人生，关注着民间的日常生活与审美理想、生命状态与情感状态、社会问题与心理深度。他关注得坚定而执著。从中，不难窥到他那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广的人文情怀。在此种态势下，他的小说创作将会与时俱进、更上层楼，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南翔小说的民间情怀，还突出地体现在此前出版的另一部小说集《前尘～民国遗事》中。以民间的视角扫描民国遗事，以怀旧的口吻诉说那些袅袅不散的过眼烟云，这是南翔中短篇小说集《前尘一民国遗事》给我的突出印象。虽然书中所记所叙均是70余年前的人与事，但于今人如我者看来仍不嫌其陈旧，仍然生发出一种新鲜别致的审美感受。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从作家的独特叙事机巧寻找原因。其实，文学的魔力和魅力无他，就在于它可以在对人们原本熟视无睹的生活资源的翻新再造中，完成其“凤凰涅槃”式的神圣仪式，进而使之产生思想价值和审美升华。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文学迥异于其他学科的明显分野之所在。《前尘》系列小说大多写于十多年前，囊括了作家八个中短篇小说(《方家三侍女》、《红颜》、《失落的蟠龙重宝》、《亮丽两流星》、《陷落》、《偶然遭遇》、《1937年12月的南京》、《前尘》)，是南翔以“民间”作为切入点。这样的角度是很有意思的，它有意无意中让这部小说集有了一种亲和力。我注意到，虽然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不乏同类题材，但《前尘》却有意避开那些为我们所熟知的主流语境和书写路径，而将笔触转向“率见性情、俯仰自由、我行我素、癖好不遮、胸臆无碍的”褊狭之隅(民间角度)。

文学对既往的书写，与历史教科书的臧否扬抑着眼点不同；文学对人物的书写，尤看重的并非其端正的思想，标准照似的行止，而是被大时代话语遗忘的栩栩如生的个性。只不过大时代的火车轰轰隆隆过后，路边的野菊花狗尾巴草之类要么零落，要么被遗弃与遗忘的居多。作家始于朦胧后趋清醒，致力于开掘民国历史资源，创作民国世相系列中短篇的创作，以为民国人物、民国物事和民国情调立传，勿使既往一些美好的人物、情怀与故事(包括其悲情与遗恨)，“随大时代的播迁而如同至收b勃兴的建筑工地那样，随垃圾一道倒掉与埋没”。《前尘》采取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故事背景是历史的真切的，而故事语境由于“集合”或“结构”方式的改变，而使得读者如同走进一片尚未领略过的“陌生化”时空。南翔在写作此类小说的时候，秉承他一以贯之的艺术宗教精神，小心谨慎地绕开现成的已有定论的历史脚印，努力钻探文学的独特之井，重新开垦小说的处女地。他以一位小说家的执著与力量，重新审视那段被人们审视了千万遍的历史生活资源，对那个特殊时代的语境、人事，给出民间角度的审美解读。凡此种种，不仅彰显了南翔小说的人性开掘、思想勘探的深度，也展示了他一以贯之的民间情怀。

三、南方立场

南方立场是南翔小说的第三个审美特征。这里的“南方”，既是地理方位意义上的，又是文化精神上的。首先，“南方”是指广东地处中国的南方，这是地理位置上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南方”在文化精神上的意义，即作为开风气之先、弄时代之潮的“南方”，它的“坚守”、“担当”、“进取”和“创新”。南翔自南下广东深圳以来，其

写作就注重突出南方立场与南方价值，这里的“南方”特指文化精神意义上的“南方”，代表着一种南方的声音，代表着一种文学价值观，代表着“反抗遮蔽、崇尚创造”的文学诉求，尽管是在倾向隐蔽的小说文本中隐约可见，但它的力度却不应小觑。在南翔小说谱系中，写作较早的长篇《海南的大陆女人》，是一部描写当年海南建省前后“外省人”，特别是外省女人的奋斗历程和沧桑图，式，小说观念新锐，鲜活生动，扣人心弦。长篇小说《南方的爱》、《大学轶事》及其一批中短篇小说，也始终保持着一种南方立场，保持着对当下存在的批判精神。

正如人不能仅靠智力因素，也需要非智力因素的支持一样，一部优秀的小说除了具备浅层可读性、情节因素之外，深度可读性、“非情节因素”的参与必不可少。这是区别有出息的作家与编故事能手、民间讲古艺人的分水岭。南翔的长篇小说《大学轶事》之所以引起文坛的注意，原因并不在故事本身，却是那些幽默、狡黠、爽快、智慧、世俗、善辩、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一不留神就碰出思想火花的“非情节因素”。譬如：在叙述郝建设对去留G师大问题时，小说就有这样出彩的论述：“……就像一个男人对一个邂逅的庸常女子，偶做调情解闷，临到分手她却忽然向他袒露做终身之倚的念想，那是会促使他连联系电话也不愿留下的。”诸如此类，可信手拈来。这些精彩的议论、心理描写等等非情节因素就像水泥，将小说故事因素的局限抹得严丝合缝，使之成为一部融思想艺术于一体的作品，一个“有意味的形式”(苏珊·朗格)。小说中的“非情节因素”没有给人以牵强附会的印象，既能逢场作戏，又能见好就收，因而避免了有些作品易犯的隔靴搔痒之病，强化了小说的艺术张力。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美是生活”。《大学轶事》令我联想到生活。一部成功的小说作品，应做到真善美的三位一体。其中，真为首要条件。不真，就失去起码的可信度。这也正是如今长篇纪实作品走红的硬道理。但是，真实可信的虚构作品，也有纪实作品难以企及之处，它可以使人领略艺术的瑰丽，得到美学的浸染。与纪实作品的那种事实的真实不同，小说的真实是经过作家对创作素材精心筛选、提炼、整合之后的真实。如何做到“百炼化为绕指柔”，实乃文无定法，艺无止境。《大学轶事》的做法是，“有真意，去粉饰，勿做作”。它不着力于“塑造”什么，而致力于普通人的性格、心态以及生存状况的开掘与展现。

南翔有意选择深圳作为他的小说写作之地，我以为，他是参透了深圳这座颇具先锋文化个性的特区都市特质，也即其南方立场的真实体现。深圳是一个因改革开放形成的移民城市，五行八作麇集，人员构成繁杂，濒临香港澳门，西风耳濡目染。加之底层、精英汇聚，呈两头大中间小的葫芦形状，形成了非常独特的现代都市人文景观杂交优势。作为一位比较成熟的小说家，在这样的一种“鱼龙混杂”地带，当然是近水楼台，得天独厚，当可运笔成风、大有可为。早年南翔的创作，主要以长篇小说为主，题材大多涉猎大学校园风情画卷。他的长篇小说有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整”的长篇，如《相思如梦》、《南方的爱》，还有一种是组合式长篇，如《海南的大陆女人》和《大学轶事》。《海南的大陆女人》先是以中篇的形式发表，被《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相继转载。而《海南的大陆女人》与《大学轶事》截然不同，前者只是海南一个大背景下的人性演绎，后者的故事与人物发生在同一所大学，主要人物在单篇中，次要人物贯穿始终。《大学轶事》里的《博士点》发表后，反响不俗，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刊转载、连载。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南翔一直在探索大学题材的创作。他写大学，写学位点，写博士，写博导，写硕导，可谓得天独厚，游刃有余。他认为大学相关所有的家庭，兹事体多；大学题材创作如何出新出彩，如何承前启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南翔的小说文本，乃是学院气质、民间情怀、南方立场的三者结合、三位一体的浑然天成。

综上所论，南翔小说文本有着三大信息量：一是生活信息量，二是思想信息量，三是审美信息量。生活信息量是作家全力搜寻与表现的人物、情感、历史及其生活细节；思想信息量是作家要通过人物、故事传导出来的深邃、理智而清明的思考；审美信息量则是小说的话语方式、结构方式等。南翔小说具有丰厚的生活内涵、犀利的批判眼光、深刻的文化反省、睿智的话语表达。其鲜明的学院气质、民间情怀和南方立场，是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知识分子姿态贯穿其写作过程的。他的小说，作为价值意义的隐喻，经由作家独特的艺术思维和语言表述，升华了人们对于生活的认识。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南翔小说可使能够感知其奥妙的受众产生文化认同感。它所带有的某种含蓄特征本身，又与现代意识中的理性或非理性成分相通。读南翔的小说，使我联想起写出《百年孤独》的作家马尔克斯说过的一句话：“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是的，优秀的小说其实就是破解生活与艺术间某种隐秘关联的密码。南翔尚处年富力强阶段，开拓的空间很大，写作的可能性也很大，期望他继续思考，不断拓展，超越自己，做强自己，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