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狐狸”形象变化背后的性别歧视
时间：2021-03-26 07:58: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狐狸”是从上古时期就活跃在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形象。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它经历了从神坛到民间的地位骤降，也经历了从神兽到妖女的内涵变化，“狐狸”形象的变化史反映出女性地位的变化史。本文通过梳理“狐狸”形象的变化脉络，着重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几位女性进行分析，结合传统文化与思想，综合运用女性主义分析方法，解释这些形象变化中所蕴含的对女性的态度。
关键词： 文学作品 狐狸 女性 变化
引言
狐狸，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虽然在发展的现代城市生活中，大部分人没有亲眼见过野狐，但是鲜有人不知“狐狸”背后的内涵，在大部分已婚人士或者有男女朋友的人眼中，“狐狸”更是第三者的象征。究竟是什么固定了“狐狸”这样的形象？在这种形象背后又蕴含着什么呢？
一、氏族图腾
最初对于狐狸的记载，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在那时狐狸以九尾狐的形式与龙、麒麟、凤凰一起并列为四大神兽，共同并列于西王母座旁，以示祥瑞。甚至在神话故事中，九尾狐是促成禹和涂山氏婚姻的红娘。涂山氏就是以“狐”为图腾的氏族，这是狐狸第一次以一个正式文学形象的身份出现。
世界民族中真正有史可查的狐图腾部族，只有我国古代的涂山氏和纯狐氏。“上古涂山氏、纯狐氏等均系狐图腾部族”[1]。《尚书·益稷》记载：“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废土功。”汉人孔安国《传》云：“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复往治水。”[2]这说的就是大禹娶涂山氏的故事。在这两段史料中，不难发现侧重点均落在大禹治水的赫赫之功，对于涂山氏则是只言片语聊胜于无。
然而研究发现，大禹与涂山氏的婚姻其实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单纯。一种说法是，涂山氏是禹所在的夏族战胜涂山族所得的战俘，据《逸周书·世俘》载：“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3]《崇禹生开》是周初名曲，讲的是大禹娶涂山氏生启的故事，这曲子用在周武王伐殷检阅战俘之时，就是涂山氏为禹之战俘的佐证。另一种说法是政治联姻，涂山氏为东夷大族，禹只为乘东夷之便而与其联姻。这两种说法不管是哪一种，都将涂山氏作为一个女性的人格和地位视若无物，只被看做一个男性和家族的附属品。可见在我国的民族发展中，男性社会中心论根深蒂固，从而出现了“女人附属男人，男人独造历史”的误区。但是实际上，应该跳脱性别牢笼，肯定女性的历史贡献。涂山女之于禹是战俘也好，是联姻也好，都不可磨灭她的“佐禹之功”（《聊斋志异·青凤》）。涂山氏族以“狐”为图腾，而狐向来被视为“水神”。《韩诗外传》载：“狐，水神也。”（《太平御览》卷909引）可以想见，以“狐”为图腾的涂山女识水势、知水性，她对于大禹治水的辅佐之力必然不可小觑。
《淮南子》有言：“禹治洪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4]石破而生启，对应大禹治水破山裂石之举。涂山女在嵩高山下化石后又破石生启，其实就是用她的兰心蕙质在提醒禹治水之方，要想大水通过这样的高山，必要破山裂石进行疏导。夏禹凭治水之功使夏族走向兴盛，大禹也被“神化”，和尧舜齐名，但是涂山氏在历史上只留下了破石生启、候人兮猗的寥寥数语。人们仿佛选择性失忆了，若真如传闻，禹图的是涂山氏族的东夷之便，成婚后为事业三过家门而不入，若站在涂山女的角度上，则禹的这些行为实在是令人寒心。
如果说涂山氏的形象还算比较正面的话，那么发展到纯狐氏，就不是那么乐观了。涂山氏更像是个传说，而纯狐氏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左传》中这样写道：“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这段记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屈原的《离骚》：“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乎颠陨。”就认为后羿恃勇作威、不辨奸贤，把寒浞和浇视作纵乐败国之君。但是后羿被杀，寒浞篡位的故事里，致命因素之一就是寒浞与纯狐氏私通。屈原《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5]其中的“雒嫔”就是纯狐氏，因此闻一多据此得出了纯狐从河伯到后羿到寒浞的“实尝历事三夫”[6]的结论。看到这里是否觉得有些眼熟了呢？这其实就是“红颜祸国”的雏形。
二、红颜祸水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对人尤其是女人的性格和心理有着空前绝后的迫害和压抑，这种压抑的社会氛围成了“狐狸”形象和女性形象恶化的温床。男性中心地位的不断强化，使得祸国殃民的不再是暴君，而是国君身旁的女人。从纯狐氏之后，女人与狐狸之间就结下了斩不断的羁绊。无数有着“狐狸精”称谓的女性在文学作品中，替亡国的昏君背了黑锅。最典型的就是商纣王的宠妃有苏氏，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妲己。有苏氏也是一个以狐狸为图腾的氏族，因此后世的一些史家和小说便牵强附会，传说妲己是千年狐狸精附身，奉女娲之命下凡祸乱殷商，但因为失了分寸太过暴虐，而最终被女娲收降除名。
苏妲己这一代表父权视角下经典女性形象的人物被史家和文人墨客反复鞭挞。她的美丽充满诱惑，她的罪恶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她红颜祸国，她罪该万死，她就是只狐狸变的精怪要来吸取华夏民族的坚毅之魂。可是苏妲己真的十恶不赦吗？
春秋文献中，《尚书·泰誓》提出：“今商王受……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尚书·牧誓》载：“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这两段对妲己的描写一笔带过，可见在当时的人心中，妲己并没有太大过错，更多的是偏向于指责纣王对妲己的过分宠爱，没有分寸。妲己的恶名化应该是受了丈夫帝辛的拖累。自古成王败寇，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子贡曾经一针见血地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商纣王可能并没有那么坏，只不过因为他失败了，所以千夫所指，自然他的宠妃也不能幸免。
在儒学的“妇道”尚未提出的商周时期，虽然已经进入了父权社会，但是在某些制度与习俗中男权的地位尚未垄断一切，在那个年代，尚且可以说到男女平等，至少妇女可以参与政治，拥有一部分话语权。甲骨文资料表明，在家国同构的商周时期，妻妾与普通臣子在法理上并没有相当明确的分工，后妃直接参与政治甚至担任国家要职的状况也存在着。比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她不仅是武丁的妃子，还是军队的统帅，在政治事务中有着极大的发言权。可见在这样一个时代，出身有苏氏的妲己对商纣王的辅佐也十分可观。在《国语·晋语》中，《史苏论献公伐骊戎胜而不吉》篇有这样一段话：“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用以佐证妇女参政的危害，点名道姓地说到了妲己参政对殷商亡国的影响。可能这也是后世妖魔化妲己的原因之一。
但是真正把妲己描述成狐狸精，是唐代李瀚在《蒙求》注中体现出的，这不仅对狐狸的形象大有打击，而且属于故意妖魔化妲己，引导殷商灭亡是由女祸而起的想法。可能是受了司马迁《史记》对妲己的记录过于生动翔实的影响。但是司马迁的记载有很多文学加工成分，他处于汉代这一男权地位稳如泰山的时代，必然是潜移默化地将女性地位不断地贬低，更有后来的《列女传》为妲己的妖魔化添油加醋。蒙田在随笔集中说：“指责一个性别比为另一个性别辩护更容易。”狐狸精迷惑人本心，使国家灭亡、生灵涂炭的基本形象，是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降低被不断强化的，最终深入民族骨髓。
三、鬼怪妖精
汉代和唐代，社会风气十分开放，儒道佛的各种理念相错交汇，使得人们的思想发生多元化的演变。图腾观念彻底瓦解后，对狐狸的态度较之先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之前狐狸的形象仅限于氏族图腾崇拜的话，那么到了汉唐魏晋，狐妖狐精的形象发展成熟、逐渐固化，深入了人间百态。同样以妲己为例，前期只是一个以狐为图腾的氏族出来的女儿，各种文献指责之处只不过是摄政专宠，但到了汉唐魏晋就变成了祸国的暴虐残酷的狐狸精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归根究底，还是与儒学地位的逐渐上升，“妇道”思想的不断强化导致的，女人的地位越来越低，男权中心思想上至皇室下至百姓，被人们一丝不苟地践行着，甚至女人们在这大环境中也变成男权中心的维护者而不自知。
尤其魏晋时期，道教盛行，内丹派理论中专有一套男女阴阳采补术，与狐狸的传说结合就变成了狐狸化人吸男人精气，以助自己修炼道行飞天成仙的邪说，那些狐狸其本质就是“淫”。《搜神记》阿紫篇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是第一个生动翔实的妖狐女：“‘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狐狸的形象至此坠入谷底。由干宝的《搜神记》开始，“狐狸精”成了长相美丽身段曼妙的极具诱惑力的女子的专有名词。于是后人牵强附会，大肆想象，“即认为狐狸能够变成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女人，母狐作为传统婚姻体制的反面形象出现，她的美丽与贪婪和欺骗相连，与立于社会标准之外的美丽妇女表现相似”[7]。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要被人看成女人，就必须具备某种大家所公认的女性气质，而这种气质作为现实是既神秘又令人信服的。”“雌性是懒惰的、热切的、狡诈的、愚蠢的、无情的、好色的、凶残的、谦卑的，男人把这一切全都抛到了女人身上。”[8]因此，在强调女性就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封建社会，一个美丽而又引人注目的女性只能无奈地被人们丑化，没有任何反击的机会。武则天在某些文学作品中也被冠以“狐狸精”的恶名，大概就是因为如此。
说起狐妖、狐精，每个人都会想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描写了相当一部分的狐狸化人的故事，婴宁、青凤、娇娜等，据统计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共描写鬼144个、狐83个、神68个、仙47个、怪40个。可见狐狸并不是蒲松龄的主要描写对象，而且即使在描写狐狸变化成精的故事时，也将狐狸描写得十分亲近人情、美丽懂事，在他笔下，鬼怪妖精都是人情世故的象征，是用来讽刺世事的。可是后来人压根没有感受到蒲松龄的良苦用心，只是更加固化了狐狸可以变成人的思维惯性。狐狸化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可偏偏世人只记住了她们中邪恶的那一群，并且将之融入男权社会中不断发酵。与蒲松龄同时代的各种小说都将狐狸化成女子魅惑男人的故事讲得犹如亲眼所见。其实这是受明朝皇帝纵情恣欲、好道教喜阴阳的社会风气影响的。如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29《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叙大别山狐修道千年，“专一与人配合雌雄，炼成内丹”，见蒋生韶丽，便思“借取元阳”[9]。至于《封神演义》，就更是将狐狸精的噱头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得后人只记得狐狸精，而不知真正祸国殃民的到底是什么。
结语
狐狸的形象演变史，其实就是一部女性地位的变化史。从神坛到民间，从神兽到妖精，甚至在现代中国，狐狸还是一个针对女性的含有贬义色彩的词语。纵观我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女性的地位似乎越来越低，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消费着前人留下的关于狐狸精的传说，影视剧、小说层出不穷，这从本质上还是戴着男权思想的枷锁。现代社会的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存在这样一丝“内在的殖民化”，即维护着男权中心地位的，恰恰是女人自己。或许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根深蒂固不能根除，古典文献中已经成型的文字也无法改变，那么只能靠不断加强女性主义教育，让女性们从思想根源上站起来，并且发动男性参与，改变女性地位，获得与男性真正的平等。届时，狐狸的魅惑邪恶形象，只能于古代文献中存活，而不再活跃于人们的思维定势中。
参考文献：
[1]龚维英.原始崇拜纲要——中华图腾文化与生殖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130.
[2][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上）.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143.
[3]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213.
[4][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1册）.中华书局，1962：190.
[5][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99-100.
[6]闻一多.天问疏证.载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5册.楚辞编·乐府诗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575-577.
[7]汉斯·约尔格·乌特，著.许昌菊，译.论狐狸的传说及其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91（1）.
[8][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
[9][明]凌濛初.二拍.岳麓书社，1988：7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