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演变与新发展

摘要：从城市经济学说的历史渊源、发展变迁这一视角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评价了经济思想史上有关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演变，总结了城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以期有助于城市经济学理论建设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说；经济集聚；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11-0004-10

一、城市经济学说时序概览

如果将“城市经济学说”笼统地定义为经济学发展进程中所有论述城市经济现象的理论和方法总和，并将之进行时序排列，便可得到图1所示的城市经济学说演变图。

浏览该图可发现，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城市经济学的整个演进过程可分别被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从演进的时间顺序看，城市经济学说先后经历了“古典城市与劳动分工说”(1826年以前)——古典区位理论(1826-1963)——“城市经济的外部性解释”(1890-1990)——“新城市经济学”(New urban Economics)(1964-1990)——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内生城市说”(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NewClaSSical Economics)(1991至今)等阶段，并且这些城市经济学说在时间上相互交错。

(2)从它们对城市产生的解释是内生还是外生这一角度来看，城市经济学说先后经历了内生性城市经济学(1826年以前)——外生性城市经济学(1826-1990)——内生性城市经济学(1990年以后)阶段。

同时浏览该图还可发现，要想对城市经济学说演进进行一个令人满意的综述，就必须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古罗马、古希腊一直到19世纪2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一直从劳动分工角度解释城市经济问题。但为什么这一思想在1826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并未受到经济学家重视，反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复兴?

第二，1826年出现并延续的“古典区位理论”@能在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的经济学框架下解释地理空间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但为什么后来会走向衰落，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同样是研究地理空间对人类经济影响的“新经济地理学”却能大行其道?

第三，1890年，马歇尔对整个经济学进行了天才式综合，但城市经济学说并未在这次天才综合之后有质的飞跃，反而却滑入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泥潭。新古典经济学解释力如此强大，但为什么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

第四，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的新经济地理学“内生城市学说”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是否意味着城市经济学说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但从城市经济学文献看，目前还不存在一个比较系统且内在统一的解说。比如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Mark B1aug曾对“空间经济学与古典区位理论”进行了一个综述，但其阐述重点是杜能的区位理论在工业布局、中心地理论中的应用和影响；Fujna，Krugmail和Venables对城市经济学进行了一个概述，但只介绍了杜能区位理论、马歇尔对城市经济的外部性解释以及他们所发展出来的“新经济地理学”(NEG)，对此后的城市经济学新发展却没有述及。Baumont和Huriot也对城市经济学进行了一个回顾，但同样只涉及杜能古典区位理论及其演变、新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而未涉及“古典城市与劳动分工说”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城市经济学涉嫌领域甚广，比如，在城市经济学演进的早期，它主要被当作一个区位问题来研究，后来经济学则将之放在外部性问题中解释，到了近代则有不少的人认为，所谓的城市问题其实就是城市规划问题，与经济学关系不大等等，结果便阻碍了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第二，城市经济问题涉嫌领域甚广，因而就需要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地理规划甚至环境学家之间的通力合作，但20世纪晚期以前的还不存在这种跨学科研究的风气，结果就成了城市经济学步履维艰、发展缓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的余下部分将结合每个代表性城市经济学说的内容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讨论城市经济学说的演进与发展以及每一阶段的功过，与此同时试图对上面提出的四个问题进行解答，试图为城市经济学说的整个演进过程勾勒出一幅全景图。

二、古典区位理论何以“衰落”、新经济地理学何以“复兴”?

古典区位理论何以走向“衰落”，而新经济地理学又何以“复兴”，自然有其时代原因，也有其理论的内在缺陷。

首先，从古典区位理论所处的时代来看，杜能生活在经典的农业时代(19世纪)，当时的农产品生产技术六角形市场区域提供产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等问题，因此它不能解释城市的内生形成这一核心问题。

第二，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报酬递增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可供多倍的人使用等等，但事实上古典区位理论均对这些重要现象毫无察觉，反而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这些重要特征全部给剔除掉了。

前人的失败正是后人前进的动力。正如克鲁格曼所说，新经济地理学的复兴正是用现代分析方法复兴和弥补了古典区位理论的内容。

第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一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一一相继在七八十年代应用于现实，结果经济学家便开始对城市经济问题所涉及的报酬递增、完全竞争等难题重新恢复了信心。

第二，时代的发展使得城市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城市经济学开始从后台走向了前台，成为人们追逐的显学，在杜能缺陷的基础上构建新城市大厦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有经济学家评论新经济地理学时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所使用的所有材料均来自古典区位理论。事实上，新经济地理学只是在一个新的菜单中写上了古典区位理论早就做好的菜肴”。但问题是，新经济地理学能以古典区位理论不能清楚表述的方式重新表述和组织了那些老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经济地理学对阿罗一德布鲁模型以及由此推导出的“空间不可能定理”的清楚表述终于让更多的经济学家明白，要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就只能放弃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减，而启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并正视交通、运输成本在城市经济体中的作用。这里，我们看到古典区位理论的缺陷正是新经济地理学前进的动力，古典区位理论无力解释的内容在新经济地理学那里得到重生，而时代的发展、模型技术的成熟则是这一前进的重要动力。

三、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问题无能为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这并不意外。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间活动具有完全信息。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市场上交易，生产者能为其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可达到最优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假定相容；更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完全竞争、报酬递减假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均匀布局之预言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19世纪90年代，经济学界流行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问题得心应手，可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报酬递增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一塔克条件等工具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继承“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后世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主要对杜能理论进行简单扩展和修补，这构成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谓的“新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工作。

但启用外部经济并不有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外部经济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与竞争范式相容；但若是后者，它将作为交易中介以价格机制影响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程度、厂商垄断权力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程度有关，也即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范式很可能不相容。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回避了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

“新城市经济学”一样也不能使新古典经济学恢复自己对城市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其经典模型是一个标准的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 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或接近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外围是土地和居住区，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人效用水平相同；但其经典模型和杜能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最为关键的是，它也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

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城市经济学各流派，只能提供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在哪里集聚起来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而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各流派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空间集聚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四、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缘何在城市经济学说中失而复得?

如果从出现时间早晚来看的话，事实上，从劳动分工角度解释城市出现的所谓“古典城市与劳动分工说”应该是最早的城市经济学流派。比如，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色诺芬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又如，柏拉图则将城市的起源归因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他在《理想国》中写道：“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是对人需要的一种反应。人并非是自我满足的，而且我们大家都有许多的需要。……由于每个人都有许多需要，便要求许多合伙人和承办商来实现这些需要。一个人将同另一个人交换以供给一特殊的需要，而为了满足另一需要，他将同另一个人交换。由于这种对劳动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因此，一个人同另一个人进行贸易，两人都假定自己会从中获利”。

而只有到了斯密《国富论》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斯密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内在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像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对双方的居民有利益……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农民用不了的东西，就拿到城市去交换他们需要的物品。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这里，我们看到：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很显然，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他也是一位对劳动分工与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等理论进行全面阐述的经济学家。

可是，在斯密之后，有关城市的经济理论却进入了战国纷争的时代。

第一，马歇尔用“规模经济”的概念替代了分工经济和专业化的概念，从而，经济学的核心由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转化为研究既定资源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分工和专业化研究的是资源未定条件下如何增进一国国民财富的问题，而资源配置研究的是分工既定条件下的如何配置这些资源的问题，于是，此后的城市经济学也发生了大转向——从分工角度转向了资源配置角度。

第二，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Von Thunen)所开创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城市化理论的代表性理论之一。虽然杜能的理论具有开创性，但他以城市为中心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是以城市作为一个中心的假定作为分析的开始，这样，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便被人为地掩盖了。1909年，韦伯(A，Weber)开创的工业区位理论曾经风行一时，但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与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具有同样的缺陷。到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些试图将空间纳入经济学的努力——“空间经济学”，但是最终以失败而告终；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城市经济学派——“新城市经济学”。虽然它向主流经济学大大前进了一步，但

是其经典模型和前几个模型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及其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它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城市，还有，在单中心模型盛行的不久，现实中就出现了很多多中心城市(multi-centric)，这为新城市经济学始料未及，最终它也没有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

令人迷惑的是，过去在城市经济学思想上未受重视的分工和专业化学说近年来却再次复兴。其表现之一是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迅速兴起。这个新兴的地理经济学派为城市化理论建立了很多有用的模型等。这些模型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城市经济学当中，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来解释城市的出现、城市化进程，这比过去的城市经济学模型的解释力更强；第二，这些模型能将城市在空间上的集聚等古典区位理论纳入“经济人”个体决策并相互作用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从而使其模型的内生程度大大提升；第三，它能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增长趋同的现象。另一个表现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杨小凯、Borland、孙广振、霍宾等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运用超边际分析的现代分析方法重新将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在一个现代的躯体上复活，并用来解释城市化现象，这就是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由于其模型能将新经济地理学集聚经济、主流经济学报酬递增和劳动分工、专业化经济以及古典区位理论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乃至相关的共生现象。虽然这两者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别，但双方都认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城市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都认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报酬递增，涉及到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因此只有启用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才能真正解释城市的内生形成。

令人奇怪的是，在城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这么重要的思想早先被主流遗弃，而后来又再次奇迹般地复活，经济学家对其中原因的猜测众说纷纭。卡尔多(Kaldor)认为，马歇尔之所以不理会劳动分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分工导致的报酬递增与供求导致的均衡互不相容；除此之外，现代均衡分析发现自己很难掌握分工过程的动态特征，而且至少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使得分工不是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Robbins指出，“对生产工艺”的研究属于工程学而不是经济学的领域，或者以“行为的研究”而论，劳动分工则属于工业心理学。这就意味着把类似于分工这样的传统主题从城市经济学中消除掉似乎是理性的。杨小凯认为，马歇尔面临的数学局限使他回避了劳动分工带来的角点解问题，成为劳动分工被排除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原因。另外，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1920年代以前西方标准的经济学教材，此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又继承了马歇尔的传统并使这一遗弃得到继承，结果，古典经济学所谓分工和专业化的宏伟思想，便在时代局限以及经济学要求形式化的背景下被主流经济学遗弃了。

笔者认为：第一，马歇尔所处的时代背景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大机器(纺织机、织布机、蒸汽机)在一些行业(而不是很多行业)尤其是纺织、毛纺、铁路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规模经济的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但当时厂商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何种机器给厂商带来的收益大的问题，而是在给定机器使用的条件下如何利用规模经济的问题，换句话说，相对于劳动分工而言，研究分工状态既定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似乎显得更加重要。第二，边际效用学派在瓦尔拉(walras)之后更加重视经济学的形式化(formalization)，这样，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数学局限，因为当时流行的数学工具是所谓的微积分，而微积分正是求解边际问题也就是资源配置问题的绝佳工具。很显然，用以求解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数学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发明出来，所以，可以推断的是，马歇尔所面临的数学局限使他回避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问题。

同样，当代研究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之所以能再次复兴也不外乎这样两个原因：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先后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全球经济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大大深化，这样，研究单个厂商或单个行业规模和资源配置经济问题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可能将超过工业化而成为带动人类社会乃至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在此背景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与经济发展的新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第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相继在七八十年代应用于现实，这些发展为城市经济学的新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和竞争均衡难以相容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在该模型解决了经济学家对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之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今后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因此，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问题在城市经济学中之所以最早出现但却没有得到发展，而后来又再次复活，原因并不在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问题没有解释力，而是这样的思想给经济学家美妙的分析机器带来了冲击，带来了难堪，于是经济学在这一两难冲突的十字路口选择了后者而不是前者。

五、城市经济学说在当代的新进展

近年来，城市经济学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一是分析工具大大丰富；二是分析领域大大扩展，包括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甚至国际贸易等都进入了城市经济学家的分析视野。归纳而言，城市经济学在当代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出现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内生城市说”以及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两者的优点在于均内生地处理了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形成等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以前模型中均没有很好解决；另外，这两个理论均建立在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基础之上——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及其宏观结局均出自“经济人”的自利选择，在这些假设下，它们均较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完全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还有，这些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更低程度的产品差别化与经济活动的分散相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更高程度的产品差别化与城市集聚相对应，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实践的检验。

第二，两者均借用现代技术复活了传统的城市经济理论，同时两个理论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而新经济学

地理学则在杜能地租理论、缪尔达尔 “循环累积”、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产业关联”等原理和概念基础上，构建新城市经济学的框架；又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个人层次的专业化、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认为它能产生报酬递增，是厂商层次的规模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

第三，它们均合理地解释和描绘了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以前，城市经济学说满足于在高度简化的架设基础上构建宏伟的理论大厦(比如杜能的区位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的外部性解释”)，这固然一方面获得了对现实的新的解释力，但另一面又远离现实本身，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难以分析精彩纷呈的现实世界。现在，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进步则使城市经济学越来越接近现实，新经济地理学的“内生城市说”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是这样。前者将过去经济学无力解释的空间以“冰山运输成本”的形式巧妙地纳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在规模经济产生空间集聚、运输成本产生空间离散的两难冲突中解释了多中心城市形成的原因；而后者则给予制度、技术等过去经济学不重视的内容以重新重视，认为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提高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才是城市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出现的根本原因。毫无疑问，这些为人们把握城市经济学、了解城市发展和演进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六、结论与启示

回顾城市经济学说的演进与发展可发现，从事理论创新既充满艰辛，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当一种理论真实刻画了现实世界，它就有生命力，反之如果它不能合理刻画现实，它就只能昙花一现；反过来，一个能真正刻画现实世界的理论可能暂时没有生命力，而乌云过去仍是晴天，经过现实的多次洗礼之后，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仍然会大放异彩。具体而言，回顾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可获得以下启示：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城市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理论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最有效的逻辑链条，而且城市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因素，从而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所在。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时期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由于其概念很少进行严格定义，且其理论未用数学逻辑很好组织，所以，它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结果，其发展便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时受到了自身的局限。但值得注意的是，模型化也许并不是进行城市理论研究的华山一条道，正如克鲁格曼所说，模型化有模型化的好处，它一方面在创造知识，创造不通过模型化就不能获得的新知识，但另一方面也在消灭知识，将那些难以进行精确化的知识给消灭或者掩盖掉了。因此，城市经济学家要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也必须面对这一两难冲突。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其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只要它能在一定时间内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有见地的理论或模型。因为时代发展不仅在孕育一种新的符合它发展的理论，同时，也在淘汰一种不符合它发展的理论。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它们在那个时代里并不成为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杜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时代，农业时代流行所谓“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杜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重大缺陷，但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他那个时代的现实，因而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经济来解释经济活动在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的原因和区位本身，它仅仅将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而笔者之所以坚信“新经济地理学”的内生城市理论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在未来可能有较大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中、后期工业化时代到来以及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将古典“城市与劳动分工说”、新经济地理内生城市理论与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与其他城市经济学理论相互比较，就会发现：这前三种城市经济理论从本质上看，是内生性城市经济学，因为这些理论均能从“经济人”相互自利这一最为基本假定中得出城市形成、发展乃至增长等宏观结果，而其他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实质均是外生性城市经济学，它们均通过假定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来解释城市土地利用或内部空间布局、规模分布等；另外，古典“城市与劳动分工说”盛行于2000多年前，后两种理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但又十分强调专业化与劳动分工。城市经济学从内生理论阶段与劳动分工开始，经过漫长挫折，最后又回到内生理论阶段与对劳动分工的再次重视，这一反复告诉我们：从劳动分工角度观察城市经济问题是一个合理而有效的视角，如果城市经济学家不理解劳动分工这种人类行为的本质以及它对经济组织的影响和意义，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城市这种宏观经济体的报酬递增本质；另外，城市经济学模型和理论的内生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因为它是经济学家对城市问题认识深化以及研究能力提高的必然结果。

最后，从表面上看，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是一个地理区位问题，但事实上它不仅涉及到区位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城乡关系、土地利用问题、劳动分工、移民，甚至地区发展，乃至整个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问题。对于这样的研究主题而言，就需要城市经济学家放弃掉学科的偏见，多借鉴来自其他学科的智慧，只有这样，城市经济学的春天才能真正到来。但在城市经济学说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德国经济学家沿着区位理论的路线发展自己的理论，出现了后来的中心地理论、工业区位论、经济地理学，而英国经济学家则沿着马歇尔的传统，建构自己的外生性城市经济学。虽然这两支理论流派都是在19世纪发展出自己的城市经济学理论，但也许是学科的偏见阻碍了二者之间在历史上的交流。直到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以后，随着全球跨学科研究运动的日益兴起，德国区位传统才和英国的经济学正统走到了一起，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学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是证明。可喜的是，在城市经济学演进的最新发展中，我们终于看到了华人经济学家的身影。这表明，有关城市经济学说的理论乃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谁有能力汲取，谁有能力发展，谁就会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上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责任编辑：吴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