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理论的终结与当代思想的前景
时间：2021-04-17 08:16: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解构理论的“生成”与“终结”表征了当代西方思想的某种“连续与断裂”。通过对这一“连续与断裂”的反思，文章不仅呈现了一种新的思想史研究的范式借助于这一研究范式，我们看清了思想史的问题谱系和生成机制；而且重构出了一种新的参照视野借助于这一参照视野，我们重新评价了解构理论的思想创见和当代思想的未来前景。
关键词：解构理论；生成；终结；新思想史研究；当代思想
思想史本来就有其“连续”的一面，也有其“断裂”的一面。然而，由于受某种“线性史观”的制约，以致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往往只能处理其“连续”，而不能很好地把握其“断裂”。
由于关注“连续性”的思想史研究与关注“断裂性”的思想史研究分属两种“范式”且冲突剧烈，以致现今的思想史研究，大都各执一端，互不关涉。如是，思想史研究便丧失了某种整体全面的思想史视野，以致还丧失了某种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思想史研究的这种状况与思想史的生成实际本身极不相称。面对如此情形，我们当如何努力，才能超越那种“连续”与“断裂”断为两截且各执一端的思想史观，重新建构出一个整全的思想史视野，获得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进而实现对当代思想现实的恰当认知呢？
以下笔者以解构理论的“兴起”和“终结”为考察对象，对这个问题作出初步的反思。
一 “解构理论之死”与新思想史研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欧美学界就有人传言：“解构理论已经死了。”①姑且不论这种传言对任何一个仍在世的该“思想”的权属者的思想家来讲所构成的挑衅与戏谑，单单“解构理论已经死了”这一断言本身，对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思想史家来讲，都构成了一个难题。因为，在那种表面的挑衅、戏谑与轻侮的背后，这一断言本身不是掩藏了一个其断言者未必意识到了的真问题吗？这一真问题即是：对于凌空蹈世的解构理论来讲，不管它在西方思想史上是多么的另类多么的不合时宜，如果它真的已经“死了”，那么，它肯定已成了西方思想史的一个内在要素或环节。否则，它根本无所谓“死”，因为它根本就从未“诞生”过。
解构理论真的已随德里达的去世而死了吗？抑或，解构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再臣服于它的署名者，不再归属于提出它的理论家，而获得了一种永存？如果情况是前一种，那么，这必然意味着，当代西方思想史已发生了某种断裂也就是说，与解构理论相对应的西方思想史的那个“时代”（是否可以叫德里达时代呢？），已经终结。如果情况是后一种，则意味着，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解构理论所归属的那个“时代”中，解构理论家的死并没有终结“历史”。不管情况是哪一种，始终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那就是：解构理论和它的“历史”不是解构理论文本发表或出版的编年史，而是解构理论所归属的那个“历史”。这一问题意味着，如果我们真的要谈论解构理论的“生”与“死”，进而谈论解构理论本身，那么，我们就无法不谈论解构理论所归属的那个“时代”，无法不谈论某种特定的“历史”。否则，我们就没有参照坐标来确定解构理论的历史位置，我们对解构理论本身的谈论，就只能是形而上学的。
然而，如何才能谈论解构理论所归属的那个“时代”并根据这一“时代”的“历史”特性来反观解构理论本身呢？显然，再也不能像传统的学院派哲学家那样，以一种专业技术化的、哲学-语义学的方式来分析解构理论并根据这种分析的结论来简单地规定解构理论所归属的那个“时代”。也不能像传统的思想史专家那样，预先就确定了某种历史的“本质”，并根据这一“本质”来定位解构理论的价值。
思想史研究如何才能超越简单的“思想内容”的转述和“思想源流”的梳理而真正成为对“思的历史本身”的言说呢？思想史研究何时才能不再简单地把思想史视为是某种话语本质的传承史和哲学观念的线形进化史？抛开种种现成的先入为主的成见，直面思想史的实事本身，不难看到，不管解构理论是否已经终结，事实上，我们都遭遇了某种历史的“断裂”：不是解构理论“终结”时所表征的“断裂”，就是解构理论“兴起”时所表征的“断裂”。基于此，可以断言，由于那种通过勾勒断裂前或断裂后的思想观念并将它们按时间顺序排列在一起来讲述思想史的做法必然失效，因此，思想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或切入点，就是重构这些“断裂”并透视这些“断裂”的临界时刻。
如果说思想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构思想史的“断裂”并透视这些“断裂”的临界时刻，那么，思想史研究不是马上就会陷入困境吗？思想史研究必须置身于某种“双重语境”之中：一方面是“断裂”之前的语境，一方面是“断裂”之后的语境。思想史研究如若丧失了这种双重语境的相互参照，对任何一方的勾勒和言说都将不可能。
思想史研究如何置身于这种双重语境呢？思想史研究者能“超越”自身所归属的历史语境而进入到另一重历史语境吗？由于这是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没有任何逃避的可能，因此，思想史研究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必须获得某种跨（时代）语境书写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的自觉。
问题是，什么是思想史研究的跨（时代）语境书写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的自觉？依据我们对思想史研究的直观，那就是：已置身进了某种思想语境的断裂中的“研究者”，如果他要进行真正的思想史研究，如果他要超越自己所置身的错综复杂的现实语境而进入到某种已成往昔的遥远的历史语境，其惟一可能性的前提就在于，研究者已经在先地领会到：一、自身的言说之在先存在的当下语境，并自觉地置身于此一语境；二、言说之为言说的生成本性，并内在地遵从了此一本性。
问题是，研究者如何才能在先地领会到“自身的言说之在先存在的当下语境”，并置身于此一语境呢？这种如此具有悖论色彩的双重“在先性”领会，如何具有操作的可能性？根据我们对思想史的任何一次“断裂”的发生学考释，我们发现，原来，任何一种理论或思潮的“生成”与“死亡”，无不显示出如下问题意识的嬗变及生成演化的轨迹：
1、一时代的时风世风变动（包括世界格局、社会秩序、知识思想资源、价值认同、生命意义的变动等等）导致知识分子的立身行事与生命安顿的依据解体；2、由此解体反思到某种知识与信仰体系、文化传统的合法性危机；3、为重建知识与信仰体系、文化传统的合法性，必然追本溯源，（最终）溯自知识、信仰、文化传统乃至天地自然（生存境域）之原初发生；4、如何重新领会此原初发生呢？时间（永恒/非永恒、可朽/不可朽）与语言（可说/不可说、可写/不可写）及其相互交织必然成为两个最根本的难题之一；5、从此原初生存境域的本源领会返回到知识分子自身生存的时代语境，对时间难题与语言难题的解答必然为如下问题的回答提供某种新的契机或合法性理据，从而促进知识与思想的范式转型。这些问题包括：存在视野的重构、总体历史叙事的重建、新表意范式的探寻、文化（社会）整合机制的重建、个体生命意义的重新安顿、精神救赎的可能性询问，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