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误区”初探
时间：2021-04-17 08:17:3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一直伴随着诸多“误区”，基于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应走出的“三大误区”，即“革命史”、“思想史”和“现代性”误区，以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史 “革命史” “思想史”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1)04-0108-02
[作者简介]王瑜，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广西桂林 541004)
一、前言
作为学科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已有50余年的历史了。期间，伴随着中国教育指导思想的变化，这门学科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首先是在建国后50年代学科创始期，其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是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马首是瞻，在教学过程中着重突出“革命史”的内容。其次是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的结束，着重突出“思想”启蒙的治史内容。以启蒙思想统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导致的一个教学现象是在课堂上过多地突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史内容。在世纪之交，“现代性”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治史思想的主要特征。以现代性作为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标准带来的迷惘是巨大的，一方面是“现代”概念本身难以界定，并不是固定的；另一方面是当我们唯“现代性”马首是瞻时，无形中就忽视了对中国现代文学文学性的考察。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在教材编写思想和时代追求的潜在影响下无形中带上自身难以意料的一些“弊端”，导致其教学走入了一定的“误区”。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应走出的“三大误区”
(一)“革命史”误区
以“革命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潜在的指导思想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授课者要着力突出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建国后也是学科创建初期为数不多的教材。王瑶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由于学科建设的需要“被迫”转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王瑶强调：“尽管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部分；尽管古典文学中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作品中还有相当多的反帝反封建因素；但从文学的时代特点和总的风貌来看，只有‘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才可说是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同呼吸、共脉搏的，才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王瑶夫子自道似的强调成为当时大多数授课者坚守原则的一个缩影，那就是说不论这个学科的定位是怎样的，首先它应成为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斗争并取得胜利的一个宣传工具。于是，在建国之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讲堂上不论是授课老师坚持的“指导思想”还是学生的期待都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革命化”、“斗争昧”的叙述。黄修己曾说：“在我学现代文学史的时候(1959年)，这门课己经变成阶级斗争史了……它告诉我们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第一，斗争是不间断的；第二，是逐渐深入的，越深入便越深刻；第三，一分为二，你死我活，但无产阶级总是胜利的；第四，已经斗到小资产阶级了，所以首先我们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我们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我后来当了老师，大致也是照着这么讲的。”黄修己的切身经历传达了那个时代的气息。所幸的是，没过多久，伴随着中国政治领域的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这种讲授方式随同整个社会生活重心的转变不再是课堂授课方式的主流。因而，就这个“误区”而言，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当前的影响并不明显，几乎完全淡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授课的讲堂。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从整体上看“革命史”的授课方式不再重现，但在具体的文学思潮论争、作家间不同争论的阐述中，仍有不少授课者热衷于从作家的身份、信仰直接武断或片面地否定一部作品，颇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气概”，这是要注意克服的。
(二)“思想史”误区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还应注意克服陷入“思想史”泥淖。“文革”结束后，举国上下都在反思，这种反恩本身带有思想领域的探索，更明确地说是思想上的“启蒙”。不仅文学领域，而且在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由于它的可塑性强，因而承载着更多的思想启蒙的重任。这期间，“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说的出现即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性要求的明确体现。当时，这个口号受到了举国上下的关注，直到今天仍不时为学界提起，仔细推敲，颇为“荒谬”。单就“启蒙”来说，谁启谁的“蒙”?不同的受众需要不同的启蒙层面，这难道是同一作品可以承担的吗?如果是，那么这部作品的“现代”意义叉将如何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史被政治化，近来又面临着文化史、思想史的压力，仿佛只有在文化的广阔原野上任意驰骋，才显得气魄宏大，似乎只有言必称思想史，才见得出眼光的深邃。文学史固然要关注制约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文学所表现的社会文化内涵、精神世界，但既然是文学史，就不能写成社会史、文化史与思想史。现代文学史应该有生动的文学现象描绘，应该点出经典作品的神韵所在，说出现代文学较之传统文学在艺术形式、审美情趣等方面增添了哪些新质，较之同时一代外国文学显示出哪些民族性特征，现代文学在艺术上存在哪些问题，等等。”这些论述准确地把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病脉”。如果说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有着较近的渊源，是教学中不可绕开的话题，那么，思想性过度凸显必然会削弱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性的追求与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研究者、教学者并没有意识到“思想史”对它的负面影响，反而是南辕北辙地追求在现代文学史中突出思想史，这不禁令人扼腕叹息。“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必然存在着相互阐发、解释的意义与可能性，对于怀有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来说，二者的研究并无分界，其实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因而也就无所谓什么‘跨学科’、‘比较’之类的学术兴趣云云”。我们知道，文学固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使命，但决不能因为它分担着思想启蒙的重任就可以不是文学了，果真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而，从事教学的一线工作者势必要摆脱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一而二、二而一”的定位，切实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堂还给“文学”。如果说在20世纪80-90年代前半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充斥了过多的思想史所承担的教学内容的话，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仍没有大的改观。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教学理念的更新速度有关，但更大影响来自于教学者的观念和我们文化积淀的“惰性”。在我们文化的积淀中，文学本身就是进身仕途或者高阶层的工具，它自身所具有的审美属性一直都是“工具”的附属存在。文化积淀中对文学的定位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讲授者无形中也认同了这种观点，似乎不承担外界的一些“使命”，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讲授就失去了“本源”。这，恰恰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要走出的“误区”。
(三)“现代性”误区
中国现代文学史授课中面对的外界的“干扰”是多样的，除上文提及的“革命史”、“思想史”的影响，还必须妥善解决“现代性”阴影笼罩的问题。可以说，“现代性”是世纪之交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就现代性的表现形态而言，在不同的领域它呈现出各异甚至是对立的状态。在社会发展领域，它主要是指对律法、理性的追求；在审美等艺术领域则不然，它可以是指对桎梏艺术发展形式的突破，还可以是对社会生活等形态的一种批判和反省。王本朝曾言，“现代性主要表现为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种形式。社会现代性追求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反对神本主义、神权专制。它解放了社会，也解放了人，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和人的物化和异化；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所产生的弊端和危害保持了清醒的反思和批判，揭示其非人性和物化的一面，这既是由文学审美形式本身的精神特性所决定，也是现代性的反思、批判理性逻辑自然产生的结果～。就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而言，诸多授课教师在以现代性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时并没有注意到现代性不同领域的不同体现。当授课者在关注鲁迅对黑暗中国的批判、对中国文化痼疾揭露的深刻时，当授课者在大谈特谈中国现代文学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时，他们更多地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表现形态。中国现代文学是以自身独特的语言、独特的词语组合方式和独特的意蕴等超越古代文学从而走向“现代”的，但这种“现代性”并未得到授课者有意识的关注。事实上，当我们以其他领域现代性的呈现方式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时必然是张冠李戴似地乱点“鸳鸯谱”。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不可以讲现代性，事实上是离不开“现代性”，但这种“现代性”应该是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而不是其他领域追求的现代性。就此而言，“现代性”的讲授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要避免走入的“误区”。
三、结语
“大学的现代文学教育也不容乐观。突出的问题是教材版本陈旧，有的学校多年一贯制地使用漏洞百出的自编教材，有的教材虽然曾经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十几年不加修订，原封不动地一印再印，知识、观点与方法上的舛误，通过教材、课堂及网络，广泛流传，误人子弟。教材的稳妥持重不应等同于一成不变，争议较大的观点是否引进教材固然应该慎重，但基本上得到公认的学术成果(知识、观点与方法)应在教材上有所体现，尽快转化为教育成果”。教材固然是教学的支撑点，但教师个人的理解和见解往往要比教材的变化迅捷，更容易为学生所感知、所接受。对于学界研究新动向的了解、已取得学界认可的学术成果的吸收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工作者，同时也是诸多学科的一线教学者要努力提高的地方。
(责任编辑：赵淑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