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调和型自由主义”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文系， 北京 100089）

摘 要：“再生派”是后五四时代自由知识分子中一支重要的势力，他们通过《再生》表达出的现代性方案具有明显的调和论色彩,又具有自由主义的基调。以“再生派”为切入点对“调和型自由主义”进行研究,在研究思路上可以打破思想史研究中笼统的“贴标签”做法，在研究内容上可以为当下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些值得深思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 《再生》； 再生派； 范式危机； 调和型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6；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1）04-0029-05收稿日期： 2011-03-12

作者简介：魏万磊，讲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再生派”是20世纪30年代以《再生》杂志为言论表达平台，具有相似政治理念的学人组成的一个非正式团体，以“科玄论战”中的“玄学派”为主要班底，在人权派与时事新报派人员的基础上形成的【sup】［1］【/sup】。他们的政治主张有较大的含混性和复杂性，试图用现有的知识分类将其描述清楚异常困难，但基本上还是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调和论。他们在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做了较大的利益折中，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进行最大限度的调和。基于此，笔者姑且将这种政治主张称为“调和型自由主义”。本文将以“再生派”学人群为个案，展现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思想倾向。“调和型自由主义”是在对五四时代现代性观念【sup】［2］【/sup】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彰显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对范式危机（现代性危机）的重新思考。

一、“范式危机”理论

“范式危机”理论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一个重要的解释模式。该理论认为，晚清以降，随着科举制等传统的社会建制被废除，与之相连的意识形态成为缺乏社会基础的“孤魂”【sup】［3］【/sup】。从1895年到1925年，即从“甲午”到“北伐”这三十年的“转型时代”【sup】［4］【/sup】的根本任务是从儒家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范式转变，主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以及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前者可以看成是由个人修身推导出来的“内圣”问题，后者可以看成是社会秩序——“外王”的问题【sup】［5］【/sup】。五四启蒙运动希图用“科学”和“民主”来解决意义的危机和重建社会政治秩序【sup】［6］【/sup】。但科学在西方已经“驱魅化”，不涉及终极关怀，加上在中国的唯科学主义倾向【sup】［7］【/sup】，因而无法重建人们的信仰；以民主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性在西方受到挑战，西方意识本身也出现了危机，按照线性历史进化观的解释，空间上的并置引起时间上的先后，中国以西方为师的努力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危机。既要扬西方之长又要避西方之短，职是之故，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便有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色彩【sup】［2］【/sup】。而高力克进一步指出，因儒家意识形态崩溃而造成的意义危机和秩序危机真正凸现出来是在五四时期，正是“五四运动”使晚清以来师法西方的现代化运动陷入了范式危机，为重建社会秩序而寻觅意识形态支援的新文化运动自始就存在着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悖论，文化与政治的紧张造成新文化运动的分裂，其标志便是1919年夏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而文化层面的东西文化论战显示出文化保守主义“重建终极关怀和护存文化认同的主题”，最终以“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深入到终极价值层面【sup】［8］【/sup】。自19世纪中叶至今，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仍然没有彻底完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纪霖甚至将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看成“一部范式转换的思想史”【sup】［9］【/sup】。

张灏先生曾提出以秩序危机和意义危机的出现和解决作为转型时代研究的主线，也就是说，五四时代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表达的是要解决意义危机和秩序危机的心愿，而这一心愿一直未能实现。丁耘先生甚至宣称，科学和民主可以看作转型期知识界对现代性的一个比较经典的表达，科学被当作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民主被转换成了现代主权民族国家【sup】［10］【/sup】。如果不避简约，“范式危机”可以看作是转型时期自由知识分子在建构中国现代性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而五四时代用民主、科学来解决这种危机。众所周知，西欧中世纪的黑暗引起了两方面的反抗：人们以理性反抗迷信和愚昧，以救赎精神（所谓道德理想主义）反抗专横与不公。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希腊的理性所代表的科学主义以及希伯来救赎精神所萌生的人文主义，二者共同瓦解了中世纪并推动人们走向近代。范式危机理论借用了这种理解，并将目光投向了对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解释。

问题恰恰在于，转型时代和五四时期并未解决这种范式危机，由儒家意识形态和相关的社会建制崩溃而引发的意义危机和秩序危机在后五四时代仍然存在，这是以上研究者都承认的事实。那么，后五四时代【sup】［11］【/sup】的知识界是如何解决范式危机的呢？“再生派”学人群体作为20世纪30年代寻求中国出路的一派重要势力，其思想观念与现代化方案引起了笔者浓厚的兴趣。

二、“再生派”与“调和型自由主义”

“再生派”学人和范式危机之间有什么关联？这就需要探寻范式危机未能在转型时代和五四时期获得解决的原因。这涉及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政治秩序乃至一直存在的现代性方案等方面的分歧。普遍的看法是，在五四时代，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干将还主要将精力集中在“破”的方面，对建立由何种主义主导的政治秩序还没有达成共识，此后更是由于长期战乱，使得秩序危机始终存在。原本作为选择政府依据的现代合法性的话语体系被时局冲到后台，机遇和强力反过来主导着政权合法性的论证。随着政权更迭，合法性的话语体系被不断置换，“帝制”、“立宪”、“共和”等合法性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主导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未完全得到民众的认可，秩序危机也就无从解决。而转型时代之所以没能解决意义危机，张灏认为在于中国的传统因素和五四时期的极端化做法“两种似乎相对的”因素【sup】［12］【/sup】。

为研究者所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以科学来解决意义危机的方案从一开始便存在分歧，且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五四时期倡导“赛先生”有几种不同取向：以胡适为代表的“经验论的科学主义”强调的是科学方法，它把价值上的“好”与道德上的“正当”分开，企图将科学的工具理性提升为价值理性，使之成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来填补传统被打碎后所形成的精神真空状态。而为“党派型知识分子”所信奉的唯物论科学主义（以陈独秀为代表）更看重的是一般的知识（这更容易为中国人的直观理性结构所接受），这是不同于“韦伯论旨”的一个以普遍主义反对普遍主义的做法。与此相对，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与前两派大唱反调的“玄学鬼”是另外一种取向，如果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角度来理解，他们“反科学”的态度恰恰是建设性的态度，是要建构有别于西方整全性价值观的现代性。以科学为例，“科玄论战”中的张君劢绝非故意哗众取宠，逆其道而行之，更非不识时务，故意找骂。按照张君劢自己的说法，他甚至反对翻译《欧洲末运论》（即《西方的没落》）以保持国人对科学的信仰【sup】［13］【/sup】。但1923年张君劢还是到清华学校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意在提醒国人的唯科学论倾向。无意中，他自己也从小心翼翼地指陈科学局限堕入到无所顾忌地指摘科学主义【sup】［14］【/sup】。因此，张君劢的“科学”方案不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反而在论战的非理性因素笼罩下被作为“反科学”对待，一种试图将道德与科学共同置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基础上的科学方案流于破产。

《再生》在大陆从1932年初一直办到1949年初，新中国成立后又断断续续办了20多年，算是民国期刊中办刊时间较长的。在办刊过程中“再生派”凝聚成一个具有相近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的团体。从“再生派”学人的系统表述中，他们的政纲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同时并举、相互支撑、互为补充。这种多元主义的民族复兴纲领内部统合了许多相对立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谱系中，这套民族复兴话语显示出独特的调和色彩。

这种调和型自由主义“于政治上是把根据效率的科学与个性差别的科学以与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于经济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易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于教育是把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调和为一；然后三方面再总综合之”【sup】［15］【/sup】。因此，对他们的民族复兴话语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等三个方面论述只是出于理解习惯的需要，而实际上，它们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这样的政治制度必是有助于这样的经济建设，这样的经济建设正需要这样的教育方针，这样的教育方针乃能运用这样的政治制度。”“这样便是民族复兴的正途。”【sup】［16］【/sup】“调和型自由主义”综合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社会主义的社会平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自由，它具有自由主义的根本特质：追求个人思想自由；以法律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基本人权；以私有制下的自由经济为出发点。但它无法用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民族主义或笼统的自由主义涵盖。这种政治主张立足于自由主义的基调，照顾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诉求，吸收了西方不同的理论主张，形成了一种“调和型自由主义”的中国现代化方案。但恰恰是在不同价值张力相联结的节点上，在现实可操作性上，在实施这一方案所应考虑的非学理因素等层面上，他们用力甚少。

“调和型自由主义”的要点在于，“再生派”在政治上调和了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形成“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并通过代议制和选举制将修正民主政治与社会平等参与为核心的民治主义调和起来。在经济上，他们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国家、社会和个人在生产中的关系做了适当的调和。在文化上，他们调和了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将效率、平等与自由、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做了适当折中。所有这些表明，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解决“范式危机”的思路与五四时代明显不同。

三、“调和型自由主义”的研究意义

利用《再生》和“再生派”对于研究后五四时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观念有重大意义。首先是方法论方面，利用原始材料，在研究思路上可以打破思想史研究中笼统的“贴标签”做法。一些学者在进行知识分子群体研究时，常常加上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品牌”式的包装，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这些名词多是“西潮东渐”的产儿，甚至多经日本的转译，在跨文化旅行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跨语际实践”所带来的误读和歧义。这种做法限制了研究者思维的丰富性和层次感，使研究者容易形成“套用”的心理习惯。更为遗憾的是，真实的历史脉络在“化约论”的思维方式下被遮盖了。

笼统的“贴标签”做法所可能带来的误读、套用和“化约论”倾向在解释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转型中的学人群体时遭遇了很大困难。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余英时先生就指出，在中国没办法划分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因为西方的划分标准在中国根本行不通。近代中国人都在追求“变”，只是“变”的程度不同，所谓保守主义不过是要求变革较少而已，中国近代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sup】［17］【/sup】。对于自由主义的讨论同样如此，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先天的乐观理性主义——修齐治平的理性自负与自由主义对个人理性的强调颇相吻合，这便给中国知识分子披上了自由主义这件似是而非的外衣。随着自由主义的研究大规模地展开，关于自由主义的界定也五花八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有研究者甚至采用殷海光先生惯用的“特征描述法”为自由主义阵营清理门户。但是，依靠一些特征来确定自由主义者显然有些欠妥，极有可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主导着这一过程，譬如将所要研究的这一批人概括出共同的特征，而后将这个特征反过来作为判断他们属于哪个阵营的标准。这种倒推不能说毫无意义，但至少无法展现历史被压缩的多维度，仅是一种平面的历史解释方式。

其次，“调和型自由主义”的研究在内容上可以为当下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些值得深思的思想资源。“调和型自由主义”可以丰富张君劢等人的专题研究，也可以加深对中国国家社会党政治理念、组织结构、社会作用等方面的系统认识。在笔者看来，如果说研究者要有相对永恒的问题意识，而这种问题意识并不随着历史语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意识就应该是人类的诸多问题不会“随着主义的解决而解决”，或者说不会随着政权的尘埃落定而迎刃而解，这些问题背后所体现出的思想价值并没有随着胜王败寇的逻辑而烟消云散，它的幽灵，以另一种形式在今天的时空中徘徊。这些“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Promblematique），其内部的张力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得到解决。人类的文化形象本身就是在不断对话和争论的过程中获得发展的，当然也包括今人与前人的对话，跨越历史时空的“同情之理解”。

但是，“调和型自由主义”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存在诸多问题。“再生派”学人的政治主张在现实中最大的悖论可以认为是精英主义与群众动员之间的扜挌。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自由主义的本质——多元文化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的张力。譬如就张君劢个人来说，他也曾试图完成从“追求秀异份子领导到全民参与”政治观的转变，“从民主教育着手，以秀异份子为表率，领导于上，而全民参与于下，致力于政治社会之全面改革”【sup】［18］【/sup】。尤其在中国，儒家的德性伦理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社群取向”，无论是精英主义还是全民主义，个人都不是终极价值，都受到忽略，这是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立足点的最大不同【sup】［19］【/sup】，也是自由主义为何不能与传统儒家精神融为一体的深层的和根本的原因。现实的逻辑是，理论的是非要转化为现实力量的强弱，之间还必须经过社会动员的环节，社会动员能力的强弱恰恰是最终某种理论历史命运的关键。“好人政府”的梦想破灭以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于民众动员的问题才开始重视起来。

“调和型自由主义”为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建设提供了建设性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现代思想史学界的激烈论争，可看做是对五四以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新认识。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到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从虚无主义价值观到重建人文精神的种种努力，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等等，其中两条主线同样是“再生派”学人所关注的内容，一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评价，可看作是文化认同问题；另一条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主流方案的反思和重构，可看作是现代性的方案问题。

细心的读者总会发现，诸多争论的背后，仍然是共同体（民族、国家、社会）与个人，知识与道德，自由与平等，人文关怀与理性主义之类关键词价值排序的问题，前人已经在这些问题上走了很远。思想的发展并没有遵循直线进化的模式，恰恰如此，我们才不时感到历史的亲切，感到历史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阶段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也惟其如此，才有重温历史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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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Renaissance” Group in the 1920sWei Wanl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 Beijing 100089, China）Abstract: The “Renaissance” Group was an important force among the liberal intellectuals after the May 4【sup】th【/sup】 Movement. Their solution of modernity ventilated via The National Renaissance was colored with eclecticism and the keynote of liberalism. As a result, the “reconciliatory liberalism” is approached in this paper with a focus on the “Renaissance” Group. The present study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general labeling in methodo-logy, and provides thought-provoking resources for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content.

Key words: The National Renaissance the “Renaissance” Group paradigm crisis reconciliatory libe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