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华民族的深切情怀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入研究过东方社会发展，特别关注中国问题，撰写了20余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强烈谴责西方列強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揭示了利用鸦片贸易带给中国灾难深重的危害，谴责英国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残暴行径，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并且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科技给欧洲社会带来巨大影响，对中国转变旧的生产方式、实行新的对外开放抱以深切期待，表现出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华民族的深切情怀，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寄予极大希望。

关键词：鸦片战争 反侵略斗争 民族复兴 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革命导师，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在一百多年前，当中国人民还不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伟大人物的时候，他们就对中华民族饱含着深厚情感，对中国社会密切关注，对中国人民深切关怀。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法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蹂躏下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沼，中国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抗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重要时刻开始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写下大量文章，用事实揭露英国侵略者在中国的种种暴行，以详细数据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不平等经济贸易，强烈谴责英法侵略者逼迫中国政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还高度赞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对欧洲社会的影响，全面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预言中国社会的新生和开放的大趋势，对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文明给予深切期待。

一、强烈谴责英国对中国主权的疯狂侵犯

19世纪初，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强国，长期的对华贸易逆差状态，导致它在亚洲占领印度后将侵略目标对准了中国。英国殖民者以走私鸦片作为谋取暴利和改变贸易逆差的手段，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马克思在关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文章中，揭露了英帝国侵略者在华犯下的滔天罪行，强烈谴责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他指出英帝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蓄谋已久，英帝国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以武力威胁打开了天朝帝国同外界往来的大门，用枪炮推到了中国的城墙。每一个站在公正立场上的人，在仔细地研究了当时英帝国香港当局同中国广州政府之间来往的公函以后，一定会得出的结论是：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英帝国是多么的霸道，强制别人执行错误的决定。[1]世界上一个文明的国家，绝不会对这种以违背别国意志的外交礼节为借口，随便侵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持赞成的意见。[2]马克思、恩格斯立场鲜明地谴责英国殖民者的暴行，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马克思仔细分析了“亚罗号事件”并指出：这场极其不正义的战争，是根据一个简单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马克思严厉谴责英国殖民主义的罪恶，指出帕麦斯顿在对中国人的关系上把战争的所有国际法准则破坏无遗。英国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政府割地、赔款，享受条约赋予的种种特权，大量倾销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榨取基地，由此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在侵略者的压迫与蹂躏下，中国的领土、领海、贸易、关税、司法等主权遭受严重侵犯，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化。

二、深刻揭露鸦片贸易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

鸦片战争是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侵略战争，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鸦片的输入使大量财富流失，加重了百姓的贫困，扰乱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平衡秩序。英帝国用枪炮迫使中国输入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面对英国的炮火攻击不再威风，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被打破，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鸦片贸易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库虚空， 1840年以来，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可使天朝帝国的财源达到枯竭的地步。英国侵略者向清政府勒索的巨额赔款，更是带来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中国的社会经济濒临崩溃。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在英国政府的逼迫下，支付了大笔赔款、割地、由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企业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等等的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一个是旧税更重，另一个是旧税之外又附加新税。中国的财政经济受到这些问题的严重影响，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也遭到破坏，到1840年，在英帝国大炮的冲击之下得到了登峰造极。英帝国的枪炮打破了皇帝的权威，也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开始接触，打开了中国对外的大门。[3]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鸦片贸易不仅损害吸食者的肉体，对精神上的摧残才是更为严重的，他引用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4]侵略者通过鸦片贸易获得了巨额财富，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性大肆吸金，英国政府表面上公开宣传毒品的自由贸易，暗中却垄断了对毒品生产。如果我们能仔细的研究英国自由贸易的性质和企图，我们就能发现：它所说的自由其实就是垄断。鸦片从中国的货币体系中抽血的同时，更是为英国的崛起提供了货币条件与资本条件，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英帝国商业进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新开辟的市场，给当时已经蓬勃发展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的发展以新的推动。[5]鸦片贸易给英国带来了惊人暴利，却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破坏。鸦片的大量输入，让中国的财政受到了巨大的重击，导致财政枯竭，同时也败坏了社会的风气，摧残了人民身心健康，并且严重的破坏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工商业的萧条与衰落，鸦片贸易是比奴隶贸易更为恶劣、更为残忍的贸易。

三、愤怒声讨英国侵略者屠杀中国人的残暴行为

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这样写道：英国现任首相帕麦斯顿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现在处于同样的窘境，首相在不久前市长举行的宴会的演说中，企图为入侵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英国媒体和政府竭力掩盖事实真相，为英帝国发动战争编造合理的理由。其实，在英国入侵中国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之后，英国政府的报社和一些美国的报刊就连篇累牍地斥责中国人，散布谣言说中国人违背条约义务、侮辱外国人、侮辱国旗等等事件。可是，他们除了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外，并不能拿出实质性的罪名可以证明这些攻击性言论的正确性。就连这个事件的真实情况也被议会中的人用花言巧语扭曲事实，那些想弄清事实真相的人也深受其误。[6][7]英帝国的政府与报纸的虚伪面目可见一斑。马克思揭露英帝国政府的卑鄙伎俩，声讨他们对中国人民实施的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我们只需了解下他们对中国的第一次战争，仿佛昨日的事情，历历在目。那时候的英国士兵，就干出令人发指的暴行，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烧毁整个村庄，这些都仅仅是他们随心所欲的玩闹之举，以烧杀掠夺为乐，但这些事件并不是由中国官吏记载而是由英国军官亲笔记载下来的。英国侵略者在中国施尽了暴力，他们把无情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对中国进行强盗式的掠夺，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残忍的屠杀。即使英国政府极力掩饰辩驳，某些有良知的报纸却也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为了替一位英国官员复仇，为了惩罚一个亚洲总督的愚蠢，我们竟滥用自己的武力去做罪恶的勾当，到安分守己的贫民区去杀人放火，害他们家破人亡，而我们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闯入他们世界的不速之客。且不说这次轰击广州的后果如何，肆无忌惮地把人命送到虚伪礼节和错误政策的祭坛上，这一行为更是丑恶、卑鄙至极。”马克思、恩格斯痛斥英军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人民财产的罪恶行径，驳斥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的污蔑。鸦片战争以来，英国殖民者对中国的残暴行为，让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杀戮与浩劫。

四、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鞭笞，激情贊扬中国人民为反抗殖民侵略、维护民族独立而做出的巨大牺牲，看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坚决支持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对于英帝国殖民者，马克思说：“他们是这样一个民族，非常厌恶我们的掠夺本性”，然而自己却向中国输入鸦片、挑起战争、掠夺性入侵，这也就将他们骨子里的那些海盗式掠夺精神毫无保留地展露了出来。与此相反，中国人却表现得很柔弱，长江沿岸和平怕事的居民，度过了将近200多年的长期和平生活，现在第一次经历战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终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在中国，被鸦片战争时压抑着的、燃起的仇视英帝国的火种，随时都会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英帝国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力量和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向中国发动武力进攻，中国人民在反抗侵略的战争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却也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也让英国人万分震惊。恩格斯指出，在镇江保卫战中，“英国人在克服了困难和逼近镇江城的时候，才意识到：中国军队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却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8]善于思考的中国人还在战争中不断积累经验，适时调整战略战术，在炮兵的射击和防御方法技术上大有进步，以致使人怀疑有外国人在中国军队。在一切实际事务中，包括战争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英帝国打着天津条约中规定了英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的旗号，带领一支武装舰队前往，遭遇了中国人的抵抗。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就算在中国人允许英帝国的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帝国的武装舰队也是完全有理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深重苦难，中国军民对英国殖民者恨之入骨。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人民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上到军队长官，下到士兵百姓，都是奋勇前进，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反侵略的斗争。恩格斯指出，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在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下，用自己的方式与欧洲人进行了斗争。一系列的抗英斗争，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也沉重打击了侵略势力，击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恩格斯鄙夷英帝国报刊，为了给自己国家的侵略正名所捏造的谎言，驳斥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污蔑，强调中国进行人民战争的正义性，赞扬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他说：我们不要像英国报刊那样，道貌岸然的，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行径，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正义战争。[9]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揭露英国殖民者在华的残暴行动，立场鲜明地声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五、深切同情勤劳节俭、善良和平的中国人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中，有许多对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详细描述，通过这些描述可以看出两国的国民性格差异表现得尤为突出。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中国人普遍具有勤劳节俭、善良和平、拘谨柔弱、宽容忍耐、恪守规则的国民性格。恩格斯描写长江沿岸的中国居民是“和平怕事”和过着“长期和平生活”的，马克思也曾提到，外国人经常欺辱中国人[10]，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也指出在作战时，一些古怪的衣着打扮就足以把性情温顺且循规蹈矩的中国老百姓吓死。在《对华贸易》一文中，马克思引用米切尔先生和额尔金勋爵的说法：中国农民一般渴望过着心满意足和丰衣足食的生活，勤劳节俭是中国人的习惯，就连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的祖先所穿过的。恩格斯称赞中国军人的勇敢坚毅、视死如归，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马克思也曾这样称赞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国官员们：对于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提出的出格要求，叶总督做出了心平气和地、礼貌地答复。海军上将态度专横强硬，中国官吏却是彬彬有礼、心平气和、沉着应对。这不仅表现出中国人民的和平善良，更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人的深切关怀和同情。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勤劳节俭、善良和平，把同情与关怀贯穿在字里行间，从道义上声援了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國人，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马克思明确指出鸦片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争”，他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反讽英帝国的侵略本性：在这场战争中，落后世界代表的是道义，而最现代社会却是为了专营利益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何其古怪的对联式悲歌。恩格斯也指出这是一场“英国人向中国人挑起的战争”，英国人“装模做样”、“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他们带着一副“伪善面孔”，打着文明人的旗号，利用报纸编造荒唐借口用以对自己的罪恶行径加以辩护。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英国人与中国人的性格迥异，英国人“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在战争中暴露无遗，不仅性情暴躁、自私、贪婪偏执，并且自始至终兽性大发，这种兽性和引起这次战争的强买强卖的贪欲完全相符[11]。

六、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科技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中国古代科技曾经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古代的四大发明，被马克思看作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灿烂一页，推动了欧洲社会在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取得巨大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绕过非洲的航行，美洲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化、对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航海业、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得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革命因素迅速发展。[12]资产阶级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历史上其他世代一共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显然，航海业坏人地理上的大发现，给欧洲引进了中国古代的的科学技术，才使得欧洲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也写道：一系列的发明都有或大或小的重要意义，其中火药的发明最具有历史意义。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的，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同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13]恩格斯考察了历史上的技术发明，他指出：“蚕在550年左右从中国传入希腊。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1180年左右。棉纸在七世纪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人那里，九世纪输入意大利。”[14]纸章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的记录、传播和继承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打开了欧洲知识普及的道路。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传入欧洲以及在欧洲社会发生的巨大影响，恩格斯作了详细论述：由中世纪市民所创立的工业生产和商业获得无限高度的发展，一方面，生产更加多样化，也更加完备，另一方面，航海从萨克森人、费里西安人和诺曼人时代起，更加无比地大胆，使得商业贸易更加兴盛，再一方面，还有大量的东方发明的输入，使希腊文学的传播、海上探险和宗教改革成为可能，并且大大扩展了它们的活动范围，进展也大为迅速。此外，它们还提供了古代从未想到过的许多科学事实：如磁针、印刷、亚麻纸、眼镜、火药，在计时上和力学上还是一个巨大进步的机械计时，为旅行提供了方便。[15]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火器从一开始就是城市和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封建贵族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着身披铠甲的骑兵队同归于尽了。火器的使用，是一种工业非暴力的行为，也反映出社会经济在进步，对反封建斗争和工业发展的推动，都有很大的作用。印刷术在欧洲的出现，不仅使宗教改革成为可能，变成新教的工具，而且也把教育学术，从基督教得修道院中解放了出来。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的代表，他们所受到的历史转变影响也不算小。[16]从此，欧洲的学术活动由修道院转移到了各地的大学，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封建斗争也因印刷术的出现变得有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思想文化的交流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推动欧洲近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对欧洲的宗教、教育、文化、政治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对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欧洲产生的社会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它们为“最伟大的发明”[17]，他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这是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即将到来。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的最强大杠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传到西方，极大地推动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推动了人类的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