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蛰居族：隔离在世俗的门帘之外
时间：2020-07-04 03:32: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曹然
Fuminori Akao今年33歲，2015年开始蛰居。他对梅卡说，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可以做不平凡的事情，但他并不总是尽最大努力。他经常改变自己的爱好和目标，他说自己渐渐迷失了。
Chuj o，28岁，他原本梦想成为歌剧演员，但由于是长子，家人希望他加入家族企业。蛰居之前，他勉强在办公室工作了一年，最终还是放弃。2014年他开始蛰居，2015年接受志愿者的帮助加入“新起点”。Chujo在“新起点”的居住地泡澡。这里如同一个小社区，蛰居族一次可以在这里居留两年，学习基本的生活和工作技能，尝试融入社会。
Sumito Yokoyama，终年44岁。1996年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2013年开始蛰居。2017年，也就是梅卡为他拍照后一年，Sumito在自己的公寓里去世，死后三个月才被发现。
Kazuo Okada，52岁，2009年开始蛰居。他曾是公司职员，但自己主动辞职。他喜欢看书和演奏爵士音乐，甚至能为梅卡献唱越南歌手的作品。
Riki Cook，34岁。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的家人主要住在夏威夷，他一个人蛰居在日本。
Ikuo Nakamura，38岁，他与大学里的老师和朋友有些分歧，后来发现生活很不公平，2009年开始蛰居。他说他现在对人们失去了信心。拍摄蛰居族时，梅卡总将帘子纳入镜头，展现这个群体与外部社会的主动隔离。
梅卡·伊兰（Maika Elan）坐在屏风后，小心翼翼地等待对面的回答。逼仄的空间里，光线能透过帘幕洒在屏风两侧，但中间是不可逾越的距离。梅卡不懂日语，好在屏风那头的声音不难分辨：往往就是简单的“可以”或“不”。
“只有一次例外，说‘不的人后来又接受了我。”梅卡思考良久，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这位屡获大奖的越南摄影师曾将镜头伸向许多不同的边缘群体，但当2016年她来到日本时，与潜在拍摄对象沟通的过程与以往完全不同。
梅卡的拍摄对象被称作“蛰居族”。起初，她脑海中的蛰居族概念与日本主流社会无异：好吃懒做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弟，因为受不住学业和工作压力，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自我隔绝于世界。
梅卡逐渐发现蛰居族与世界的关系不那么简单。他们也读书看报，上网冲浪，乐于在熟络了后向梅卡打听异国故事，也会为她一展歌喉，表达对爵士乐的热爱。他们并不真的隔绝于世界，只是与这个快节奏的后现代社会有不同的节拍。
弱者或勇士
梅卡一般在下午造访蛰居族。他们白天睡觉，下午打起点精神，然后通宵打游戏或自我娱乐。但许多照片里，主角依然瘫在床上，或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曾经，蛰居族无法想象这样的生活。今天的日本社会精致而高效，强调责任与争先，崇拜强者。开始蛰居前，他们也在格子间的秀场里做整齐划一的表演：早出晚归，挤地铁，打卡、开会、加班，恭恭敬敬而诚惶诚恐。
今年34岁的混血儿里奇已经蛰居多年，但梅卡依然从他身上看到了表演的痕迹：“他一直想努力表现得完美，他害怕犯错。”
巨大的压力造成人与人的疏离，这是日本留给梅卡的第一印象。“当我走进餐厅或者咖啡馆，看到里面人很多，但80%的人都是单独坐的。”梅卡回忆道。探索日本社会的孤独，成为了蛰居族项目的起点。
孤独文化是蛰居的背景，但并非主因。比如更年轻的蛰居族中条。大学毕业后，他梦想成为歌剧演员，但因为是家中长子，却被要求继承家族企业。上了一年班后，中条带着因疲劳而染上的胃病，开始蛰居。
毫不意外地，中条成了家人眼中的荒谬之人。但他也恰恰是典型的蛰居族：男性，通常还是中产以上家庭的长子，接受完备的教育，有一般人眼中良好的工作、事业或机会，但自己却有别样的想法。他们被虚拟地赋予了一切，事实上却一无所有，成为主流价值观下的难民与异类。
梅卡觉得蛰居族是勇敢的，而且他们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多元化的一部分。“在一个处处都追求完美的社会，在一个强调个人对家庭和群体责任的社会，有一些人能站出来做自己，是一种很好的社会平衡。”
“无可无不可”
通常，日本的公寓即使再小，也有面向阳光的窗户。但每个下午为蛰居族拍照时，梅卡总发现自然光不够明亮，主角蜷缩在阴影里。她就地取材，打开室内所有可用的光源，却造成过分的惨白。这令人不适的光似乎投射着蛰居族的人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走入蛰居族的生活是不易的。对那些没有在第一次就拒绝拍摄请求的人，梅卡也不能很快与他们建立联系。先是跟随已经熟识蛰居族多年的志愿者拜访，但不進门，之后是进门但隔着帘幕或屏风。如是五六次，蛰居族才慢慢让梅卡进入自己的生活。
显然，他们在回避一切与人接触的事。没有搬出家庭的蛰居族甚至比独居的蛰居族更隔绝：后者偶尔还需要去便利店购物充饥，前者则由家人供应伙食，方式是放在门外，没有任何面对面接触和言语沟通。
“ 新起点”的志愿者Oguri Ayako于2016年8月与34岁的蛰居族Ikuo Nakamura交谈。当时，Ikuo已经在他的房间里呆了七年，Oguri拜访了他几个月。梅卡说，后来Oguri和Ikuo相恋、结婚。如今，他们搬到了另一座城市，开始新的生活。
Shoku Uibori， 47岁，于1996年大学毕业，他曾是一个商人，拥有自己的公司，但后来破产了。2009年开始蛰居，他整天锁在房间里看书，有时晚上晚上出去在便利店买食物和其他必需品。
对梅卡的接纳是个例外。“或许因为我是一个娇小的女性，或许因为我是外国人。”梅卡笑着说。但蛰居族并没有兴趣对着镜头表达什么，梅卡发现，他们只是在“无可无不可”地让摄影师完成自己的任务。
网络生活也一样。蛰居族会登录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但不参与讨论，也不回应梅卡的问候。他们关注世界变化，读书看报，但从来只是旁观。“现在，我已经无法与他们中的任何人联系。”梅卡无奈地说。在这个普遍联结的世界，蛰居族可以轻易“脱身”。
难以达成的和解
蛰居是全球性问题。韩国有超过30万青年人“赋闲”在家，美国有600多万无学无业的年轻人靠父母的资助生活，其中既有大环境所迫，也不乏主动选择者。在中国，媒体关注到“蹲族”：一群受过良好教育但不工作、少与人接触的大城市蜗居者。
日本已经形成了针对蛰居族的社会帮扶体系。整个拍摄过程，梅卡通过“新起点”的志愿者小栗联系蛰居族。“新起点”是专注蛰居族问题的公益机构，这里没有世俗社会的傲慢评价。
Chujo在“新起点”的“家”中。
“事实上，志愿者们虽然在‘帮助蛰居族重返主流社会，但他们都是理解和认可蛰居族的。”梅卡介绍。他们多是年轻人，觉得蛰居族实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与蛰居族沟通就变得轻松。通过门缝递信是每一个案例的开始，过程可能长达几个月甚至一年半。志愿者们不知道另一边的人何时会回信，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同意见面——即使是隔着门帘。
不过，一旦蛰居族愿意与志愿者进一步交流，后面的进度会快得多。最初的拜访会伴有他们喜爱的糖果和漫画书，随后是定期交流。志愿者不会诱导蛰居族走出门去找工作，只是想办法帮助他们生活得更快乐。
打开心扉后，蛰居族并不抗拒志愿者。蛰居是因为孤独、社会压力与人际关系，并不是反人类。“他们其实很缺乏朋友，所以建立信任后，他们会很依赖志愿者。”梅卡说。
也有一些迷茫的蛰居族有了回归主流社会的念头，只是胆怯。条件允许的时候，他们可以搬进“新起点”的社区公寓，那是一个小小的乌托邦，蛰居族和主流社会可以达成暂时性的和解。
在这里，志愿者会教蛰居族做饭、做咖啡、学习语言，他们共同工作，产品供应给社区里的其他蛰居族，也供应给普通市民。最重要的是，蛰居族可以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开始重拾与人交流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