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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土情结:客家文学评论的文化心态视角

    时间:2020-08-06 03:56:2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本文以布迪厄“生存心态”概念为切入点,充分审视客家文学的故土情结,寻找客家文学评论中的文化心态视角。在此过程中,发觉在不同历史时期下,评论心态出现了从认可型、反思型再到超越型的演变。

    关键词:客家文学评论 文化 心态

    从“少小离家老大回”,到余光中的乡愁,这种难以摆脱的故土情结在长期颠沛流离的客家族群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从客家文学创作开始,便有着显著的故土情结烙印,故土情结很自然地延伸到了客家文学的评论中,重要的特征就在于独特的文化心态视角。

    一、文化心态观照下的故土情结

    客家文学评论的文化心态需要引用布迪厄的结构动力学中提到的“生存心态”概念,与传统理论心态概念分离,形成行动者动态精神生命的存在形态。“心态”是流动不居、充满活力的精神生命存在形态,既有持续稳定的特点,又有动态流变的特点。运用到客家文学评论心态解释中,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心态,这一心态也可以引入布迪厄关于稳定和动态矛盾统一的双重特性。

    在文化心态的观照下,文学评论的故土情结一方面从稳定性出发,在创作机制层面上挖掘作者在创作心理学上的稳定特质;
    另一方面,从动态性出发,探寻在环境的影响下呈现出来的对于故土情结心态的动态演变。程贤章文学书写的乡土情结评论、钟理和文学创作的原乡情结评论都是在文化心态观照下的结果,且具有典型性。在张炯主编的《新中国文学五十年》中,因写作中乡土味浓厚,将程贤章、贾平凹、刘绍棠等作者划归为地域文学中的乡土派,程贤章立足的即为乡土客家的写作。曾令存《客家、文学、禅——与程贤章对话录》中收录的程贤章的谈话也印证了乡土情结的发现——“沈从文也好,贾平凹也好,他们的创作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地,那是一种割舍不下的乡土情怀。我最先也不知道什么是‘客家文学,而只是以一种乡土情怀进行创作。”大陆对于台湾作家钟理和研究主题集中在命运悲情意识、原乡情结、传统文化习俗等问题上。蓝天、蔡登秋先后指出,钟理和原乡情结研究中简单地把原乡等同于祖国大陆偏离了作者创作的真实心理,需要充分考虑到钟理和客家人身份以及具有的源于中国传统乡土族群观念的台湾客家人原乡意识。在此基础上,再来探寻钟理和超越客家人原乡意识的真实创作观念。

    二、不同历史时期下文化心态的演变

    历史环境的改变和社会风气的变化,甚至作家创作都对评论心态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客家文学评论中,评论家的客籍或非客籍身份、个人性格、接受文学理论教育以及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状态的文化心态得以呈现出来,从评论心态的情感倾向入手,可以归纳出一定的规律性,并展现出不同的评论行径。客家文学带有故土情结的评论心态可分为认可型、反思型、超越型,三者之间呈现出互动性发展态势。

    (一)以黄遵宪诗歌评论为代表的认可型心态

    这种类型的评论心态与早期客家文学的评论实践接近,致力于挖掘客家民俗的古朴特质,带有很深的客家身份认同感或推崇感。黄遵宪是晚清著名的爱国诗人,自小深受客家民谣、山歌的感染和熏陶,以至于后来在文学道路上极力推崇客家山歌且做出了高度评价。在他创作的诗歌中,充分地吸收、借鉴和转化了客家歌谣。邢丽凤在黄遵宪诗歌评论中认定“黄遵宪诗歌与客家歌谣的审美互动,体现了诗人将中国诗歌传统与民间优秀形式融会贯通,进而推陈出新的创造意识与文体追求”。在辑录整理客家歌谣过程中,黄遵宪根据自身诗歌创作实践,提炼出“我手写我口”的创作理论,提倡直抒胸臆,不拘泥于格律用典,如客家歌谣般将自身情感无阻碍地抒发出来。因此,黄遵宪诗歌中充满了客家人文精神景观的审美呈现,形成了直接的文化透视,并在诗歌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一定的影响。周晓平、邢丽凤等展开黄遵宪评论活动遵循了认可型态度,遵从了作者的视野与感官,致力于感受诗歌带来的清新纯朴的客家民风。这类评论心态并不局限于早期的评论实践,张贵泉评论吴尔芬小说《雕版》时强调,“他用小说家独有的锐力,挖掘出潜存在古雕版印刷中未被人挖掘的客家人的精神本质——人的精神”,也秉承了认可型评论心态。在客家文学评论中,有一部分评论家是出于提炼客家文化的目的而展开的文学评论活动,这类研究也可以归结于此类心态。如段馨君的《台湾客家文学中的客家婚礼仪式》,对台湾客家文学作品《寒夜》《笠山农场》《相亲》与《福春嫁女》等展开评论,运用了布西亚的“模拟”和葛特玛的“本文与诠释”等概念,但最终目的在于提炼台湾客家婚礼仪式的变更,也遵从了认可型评论心态。

    (二)以张资平小说评论为代表的反思型心态

    反思型评论心态与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关,在现代化全面推广的启发下,以反思的意识对客家传统中潜在的不恰当习俗展开批判。20世纪初,为了与封建文化彻底决裂,进步作家接受西方先进的民主与科学理论,致力于号召个性解放主题,在封建婚姻陋习的抵制中扛起争取婚姻自由的大旗。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张资平更多关注到的是自小生长的客家地区存在的某些封建习俗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和苦痛,如《梅岭之春》中“童养媳”保瑛在追求爱情中遇到传统风俗的重重压力。张资平在创作意识上与其学术背景息息相关。李长之在《张资平恋爱小说的考察》一文中曾指出,和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同期作家相比,张资平展现出真正“受过自然科学的训练”,真正“干过自然科学的工作”。联系到国外留学生身份和地质自然科学专业背景,在张资平的写作中,现代科学意识和故土情结形成了一定的张力结构,这一张力结构也形成了反思的导向。崔向敏对张资平小说的评论中指出:“(张资平小说)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揭示出乡村婚俗压抑人性、阻碍婚姻自由的一面。”崔向敏认为张资平的客籍身份使得反省中做出的人性剖析交织在故土习性中。

    (三)以谭元亨小说评论为代表的超越型心态

    认可型和反思型心态形成一对具有张力结构的矛盾体,两者之间相互对立、碰撞和互动;
    超越型心态建立在前两种心态的基础之上,巧妙地将两种力量化解并结合起来,就如主观与客观被化解并统一一般建构成完整的心态结构。随着现代化程度的加快,现实矛盾和心灵迷失凸显,个人价值的找尋与回归成为主题。评论家的知识结构也渐趋完善,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到客家文学范畴,并能够灵活地运用文学理论开展评论活动。在社会和学术双重背景推动下,这种心态融合了认可型心态的深厚情感和反思型心态的审慎思考,直面客家文学本身,形成深沉的个人情感体悟,实现评论家个体价值和所处社会价值的深刻嬗变。刘国钰对谭元亨《客家魂》的评论展现了超越型心态的倾向,一方面通过解析《客家魂》中婚嫁、丧葬礼俗等独特民系风俗的娴熟描写,蕴含着对客家民系的深刻了解,体现了谭元亨小说创作中对客家文化的推崇和对客家地域乡土风情的温情留恋;
    另一方面也充分关注到作品中渗透出对客家传统文化不成熟的反思,包括传统文化对客家女性的不合理约束,客家文明在传承中的遗落。此外,刘国钰还特别指出,客家传统生存状况中女性教育机会的缺失或不平等,停滞了女性意识觉醒的脚步,在谭元亨《客家魂》中却忽略了这一现象,客家知识女性的塑造,“把客家女子恶劣的生存环境转嫁于生命意识追寻的那坎坷的道路之上了。”当前的评论实践不能看作超越型心态的完成,更多的是评论家个体的有效尝试。超越型评论心态的实现和客家文学评论话语建构密切相关,并需要漫长的历史阶段来完成。

    参考文献:

    [1]刘国钰.谭元亨与《客家魂》论[D].广西师范学院,2011.

    [2]邢丽凤.黄遵宪与客家民间文化[D].山东师范大学,2003.

    (作者简介:曾熙,女,硕士研究生,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文艺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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