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籍”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时间：2021-01-30 04:11:1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编号：2018ZDJD-B018）项目成果。
摘 要：本文以范小青小說《灭籍记》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小说中三个主人公一系列行为和人物命运背后的内因和其社会背景，阐述了“籍”所引发的“身份问题”对个体生命的限制和影响，引发人们对身份焦虑与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思考。
关键词：范小青;《灭籍记》;身份焦虑;生存处境
作者简介：管文娟（1978-），女，汉族，常熟，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6-0-02
《灭籍记》是苏州作家范小青近年出版的作品。这部作品似乎依然延续范小青以往作品的风格，以苏州的老宅为核心展开故事，叙述老宅中人物的辛酸故事，但透过这一表象，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关于身份的迷思。
小说主线围绕着“籍”展开，书中提到这个“籍”就是一张纸，“比如户籍。就是证明你存在的一张纸，或者换个更直接的说法，这张纸，就是你，有了这张纸，就有了你。又比如房籍。如果你明明有一所房子，但是你没有那张纸，有谁会承认那房子是你的呢。”[1]“籍”这张纸，记录的是个人对国家或组织的隶属关系、出生地或祖居地、姓。中国的户籍从来不是简单的一个户口，它背后代表的是一系列人物关系的证明和政治、经济等利益的权益。所以“籍”对于每一个国人来说，都是万分重要的，是每个人存活于世，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通行证。小说《灭籍记》中通过吴正好的寻“籍”，郑见桃的追“籍”和叶兰乡的造“籍”，讲述了“籍”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及它影响下的每个小人物命运的多变与跌宕起伏。
一、身份焦虑的现实书写——吴正好的寻找故事
小说的主人公吴正好是一名大学生，在酒店做着无聊又卑微的电工工作，工资低又不受尊重。由于上班经常打游戏，他多次被解雇。他们一家是老宅的租户，从其爷爷辈开始就一直租住在被分割得难见本来面目的老宅西厢房。吴正好感觉自己一直住在违章建筑里，过得还不如乡下的农民。但经济状况不佳的他，没有能力改变眼下状况。生活看不到希望，除了打游戏，他对任何事物都没兴趣。在为准备结婚把老房子打扫的过程中，他无意间发现了父亲吴永辉的领养契约。契约上列明其父吴永辉是郑见桥和叶兰乡的亲生儿子，他父亲具有郑氏老宅的财产继承权。这一契约的出现，在吴正好死水一般平静的生活中投下了一块巨石，让他看到了直接改变自身处境的希望。于是，他一改往日懒散的状态，立即投入到寻找证明他是郑氏后代的过程中。吴正好这一人物代表的正是现代社会中迷惘而又焦虑的一批底层年轻人。经济的飞速发展，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和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使他们迫切希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但缺少能力、缺乏意志又无背景，使得他们空有一颗改变的心。所以当吴正好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兴许能改变他身份的机会时，他用力全力去争取，但最后发现一切都是徒劳，他最终仍回到了原来懒散的生活状态中。
二、“我不是我”——郑见桃的追我人生
郑见桃是吴正好的姑奶奶，在被吴正好找到时，她的名字是“叶兰乡”。郑见桃为追求爱情骗取了个人档案，又弄丢了档案，从而失去了身份证明，所以尽管她是活生生，有肉体的人，但因为缺乏身份证明，过了一辈子“我不是我”的生活。失去证明身份的档案材料，就意味着失去了原来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她的身份、角色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不能再继续从事教师职业，甚至不能顺利找到工作，生存成为最大的问题，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流浪者或“边缘人”。因为犯过的错和对权威的恐惧，她选择冒险盗用别人的身份来活下去。曾经的她也曾冒险回老家想找回身份，结果却被哥嫂出卖只得再次仓皇出逃。“郑见桃的每一次精心策划、设计，几乎都能够如愿以偿，但每一次又都好景不长，害得她一直忙忙碌碌，一直不得空闲，为自己的身份几乎操碎了心，成天到晚都得把心思用在怎么做成别人上面，最后差不多都忘记了真正的自己是谁了。”这里既有对“我是谁”的哲学反思，也有对自我身份焦虑的直接阐释。这么多次的冒用都没能长久或没能成功，一方面是很快被拆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她自身对她找回原有身份的潜在渴求和归属感的缺失。她本可以一直用卖梳子的方式存活，也曾用自己的本名与二娃结合，如果只为生存，完全可以选择其中一种就那么活下去。但这些生活状态给予她的身份并不能消除她的焦虑感，她没能融入任何社会关系中。所以，她没有停下追寻的脚步，继续前行，直到老到再也扮不动别人。最后，她在叶兰乡帮助下选择用叶兰乡的身份继续活下去。
她这一生，一直在扮演别人，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和真实经历。对于她来说，即使死亡，也只能以他人的名义来完成。萨特指出，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正是这份对于自己是否真的存在的反思，引起了她找回身份的焦虑。现实中的逃跑是为了追回个人的自由意志，可以说，她一直试图通过用她人的身份来重构自己的身份，缓解身份焦虑，但却未能如愿，个体最终未能获得他人的认同，而她自己也没有完成自我的认同，找回真正的自我。“郑见桃年轻时候为了追求真理追求爱情，丢失了自己的身份，她就再也不是郑见桃了。这一辈子，她并非不想做回自己，但是她不能。在从前，如果找回身份，她要被治罪，到后来，如果找回身份，她会被饿死，所以这一辈子，她都用了别人的身份生存着。一方面，她是一个冒名顶替的成功者、胜利者，另一方面，她是彻底失败的，她永远不能是她自己。”[2]
三、“虚”与“实”——叶兰乡的虚构人生
郑见桥和叶兰乡也同样面临社会身份问题。他们的出生与知识分子的身份，使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遇到各种曲折经历。他们为了摆脱原生家庭成份带来的桎梏，尝试参军，捐献老宅。为了参军，他们送走了亲生的儿子，但因表现过于积极没能成功;捐献老宅则因没有房契而被认为不忠诚。为此，郑见桥还去伪造了房契，却被组织发现，受到组织处分。种种表决心的行为，进行得都不顺利，尤其是在此过程中失去了亲生的儿子。因为没有孩子，他们的身份又开始遭受周围人的怀疑，有了“特务”的嫌疑。为缓解这种身份焦虑，叶兰乡在户籍上增加了“郑永梅”。这个虚构的郑永梅破解了她的家庭危机，使他们回归到普通家庭行列。沙利文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同他人建立稳固的人际关系来克服焦虑—他称之为人际安全感。[3]而叶兰乡就是用了这种方式来缓解她的身份焦虑。这个孩子也让叶兰乡找回了母亲的身份，成为她的一种精神寄托，满足了她的情感归属需求，她也借由这个孩子重新融入群体中。她在这个孩子身上倾注了所有的心思，在她设计下的郑永梅是个处处优秀的人，她也沉浸在这种虚构的世界里，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世界中的存在。人就在世界之中，因为人完全处于存在之中。”他把人看成是一个存在的场或是领域，场的中心并没有所谓的精神实体或者自我实体。叶兰乡给郑永梅搭建了一系列社会关系，构建了一个存在的“场”，对叶兰乡周围的人来说，这个“场”让他们觉得他是真实存在的，而叶兰乡母亲的身份也是真实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兰乡知识分子的身份重新获得了认同，她成为教授，也得到很好的物质条件与生活保障。此时的她，已不再需要费尽心思去构建郑永梅的一切，在她赋予郑永梅出国的身份后，就渐渐被人遗忘，直到他被吴正好翻出来，又帮他灭了籍，自此，郑永梅的使命就完成了。
四、人物命运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阿兰·德波顿认为，“身份焦虑指的是人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4]，这种焦虑，归根结底就是个体对社会或他者认同的一种渴望。吴正好希望通过继承权改变社会身份和处境，郑见桃一生都在冒用他人中试图找回自己的身份，而叶兰乡则通过虚构一个人完成了身份的重构，其或执着，或非理性或近乎疯颠的言行背后折射出的是在现实环境中，对于身份的焦虑和自我认同的障碍。为了缓解焦虑，他们三人采用不了不同的策略，从而谱写了他们不同的人生与命运。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人们使用各种物件来代表身份，如秦朝时的照身帖，隋唐时的鱼符、龟符，明朝时的牙牌等，如今人、房子、车子等更是被各种登记在册，代表着它的所有性。而拥有这种“纸”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权益或安全感。时代快速发展，内外部环境瞬息万变，然而因为身份问题引发的各类事件至今依旧充斥在日常生活中。现代社会中，仍常发生冒用别人名字上学，冒领别人荣誉奖章，制造假员工信息领取工资，利用假身份证生活，制作各种假材料来获得利益或提升身份的行为，这种身份虚构已很少是因为生存困境，更多是一种为了获得私利而进行的非法行为。但只要我们还需要用外在的形式来证明我们自己，那么这种虚构应该就还不会停止。
从《我的名字叫王村》《香火》，再到《灭籍记》，范小青一直关注着身份问题，这次更是试图通过荒诞不羁、嬉笑怒骂的谐谑性语调，揭示“身份”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力。在时代的洪流中，個人的命运是如此渺小，人的身份对人的命运、人的自我、人的人格却影响巨大。作品通过对现实和历史中身份问题的深刻思考，展示了创作主体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哲思。[5]
参考文献：
[1]范小青.《灭籍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p.77.
[2]范小青，《灭籍记》的虚与实，文艺报，2019年1月30 日第002版.
[3][美] Jerry M.Burger著. 陈会昌等译人格心理学（第6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P.98.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p.138.
[5]王振锋 洪治纲，身份背后的主体之思——论范小青的长篇小说《灭籍记》， 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 6 期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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