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共识，做一个清醒的爱国者
时间：2020-05-18 03:34: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董可馨
舆论场撕裂得很厉害，在“爱国”这件事上尤其是。
一些事，本来与爱国无关，最后也引向了这个方向。
大部分争论，都有个默认的前提—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爱国是应然价值，或至少不会明目张胆地反对。争议的只是“何为爱国”，而非“要不要爱国”。
“恨国党”“你国”“公知”“粉红”“五毛”，一切被卷入这舆论场里的指称，都天然地带有浓浓火药味，它们针锋相对，谁也不服谁。
显然，关于“爱国主义”，乃至与它相伴相生的“民族主义”，共识越来越少，鸿沟越来越深。
何以至此？共识的重建有否可能？现在的确需要认真看待这件事。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从两部系列电影说起：《叶问》和《第一滴血》。
巧合的是，这两部在中美各自颇具代表性的动作片都于不久前完结，《叶问》4部，《第一滴血》5部。作为商业电影，它们是成功的，动作场面极为出彩，叙事尽管简单，也算完整。但它们都不愿止步于此，明显还想表达更多。
叶问系列的家国关怀和民族气概一以贯之，兰博背后的价值立场与国家反思清晰可辨，热血澎湃的中美个人英雄主义，无不深嵌于具有时代性的“民族/爱国主义”之中。
但显然，它们的表现方式相当不同。叶问式路线，是对外敌说出“我只是一个中国人”，到了兰博这里，则是个人自语的“你不是为国家而战，你是为自己而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第一滴血》展现出的“民族/爱国主义”面貌，并不是中国人熟悉的样子，尤其它的前两部，当兰博说出“希望国家爱我，就和我爱她一样多”时，这种观感尤为明显。
正因此，这两部系列电影背后所展现的，中美两种国情、两种历史、两种文化的差别，为我们理解“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这对概念，提供了较为典型的分析样本。
从字面来看，“爱国”是好理解的，热爱自己的国家，也即自己身处的政治共同体。这种情感真挚朴素且历史悠久，早期的政治文明都有过思考与表达，并都认识到，这种情感并非单向的，全然积极的。
在公元前的罗马共和国时期，爱国主义已经具备一种较为确定的内涵，意指一种建立在理性、自由平等、共同体对公民义务基础上的政治情感。
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把城邦比作一艘船，那么公民便都身系一船，同舟共济。这种对城邦之爱的理解，在他的死亡故事里最能得到体现。正是苏格拉底对共同体的貌似“不虔敬”，招来了城邦对他的死刑判决，而纵使有机会逃离，他也没有选择离开城邦，而是坦然面对死亡。
而在孔子及古儒那里，则不乏“邦有道则仕，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的表达。这层对政治共同体保留疏离与不合作的内容，与17世纪英国辉格党为爱国主义所注入的反对国王和政府、争取自由与权利的内容也有相通之处。
与之相比，民族主义的产生则晚近得多。它是到了18、19世纪，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而兴起的。它的功能性极为突出，就是为建国而服务。在近代殖民地与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它更是作为落后国家与地区人民团结的动员工具而大加流行。在这之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难解难分。
也因为这种结合，爱国主义曾保留的批评和异议的部分被民族主义所挤压。
这两部系列电影背后所展现的，中美两种国情、两种历史、两种文化的差别，为我们理解“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这对概念，提供了较为典型的分析样本。
区分的努力也有。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过一个公式：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恐外症。经过这个公式的表达，民族主义的面目更清晰了，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性经验也相差不远。
他的意思是说，民族主义建立在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基础上，并且通过与他者的对立，乃至对他者的排斥和贬抑，来实现对自我的积极认同。但爱国主义，不处于这种参照系之中。不过这不意味着爱国主义没有自己的参照系。
德国学者穆蒙迪和西蒙提出过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即在确定对国家，也即政治共同体的积极或消极认同时，有三种比较的方法：
1.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
2.与该国的历史和可能的将来进行比较；
3.与一个理想的社会原型进行比较。
这三个参照系，比较的进路不同，演化出的结果也就可能不同。
一个人以否定和贬低自己身处的共同体为乐、为目的，从正常情感来讲，这是无法理解的，也是难以接受的。同样是出于爱国，可能与人不如我之处对比，从而产生自豪感，也可能与理想原型对比，从而生发出异议、批评和不服从。正因此，一个对共同体的批评者，也可能同样是一个深沉的爱国者。但这一点，恰恰是民族主义所不能认可的，因为它构成了对积极自我想象的冒犯。
回到电影，《叶问》所营造的基调比较明显地倾向于经典的民族主义模式，从电影的商业成功来看，这或许代表了现在相当多中国人的爱国进路。
叶问式的胜利
咏春拳是真的，“叶问”是假的。
看过《叶问》系列电影，再去挖掘真实的故事，很多认识要改变了。原来在1947年叶问出任过佛山警察局刑侦队队长、督察长、代理局长，1949年出任過广州市巡逻队的上校队长；
原来叶问并没有和外国人交过手，至于一个打十个这种振奋场面，更不可能存在。
为求好看，是电影的审美追求，建立冲突，是故事向前推进的基本方式。因此，无论是电影对叶问打斗场面的戏剧化表现，还是以中外两方矛盾来推进剧情，都是电影美学范畴内的事。
不过《叶问》系列，当拍到终结篇时，它的套路还是超乎想象的直白。
以咏春为中国武术的代表，以中国武术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代表，以中国习武人被打趴下来意指中国武术和中国人被打趴下，以叶问的胜利来激发观众的爱国热情，是《叶问》系列电影的鲜明特征，更在《叶问4》中几乎从头至尾被公式化地使用。
以至于有人总结出如下规律：“每部叶问电影里一定要有个中国武者被老外干掉，叶问才会变身成为超级赛亚人，开始发飙。”
在电影中，有一个象征场景一直被反复使用：围观。
叶问与外国人打斗的经典场面几乎都安排了围观。如第一部，叶问对打日本军人，后者特意安排了一场中国群众的观看，以证明日本武术之优于中国，本已准备逃往香港的叶问妻儿也折返加入，结果叶问胜，人群抬走了英雄。
第四部，美国格斗教练挑衅中国师傅，也被安排在唐人街的大场面，同样的被打败，欢呼；
最后叶问在美国军营内的打斗，也在围观下进行，其目的在于刺激吴建豪所饰演的华裔角色。在情绪塑造的意义上，它的唤醒效果非常成功。
选择叶问，实际上也是选择近代。因为近代历史之于中国，时空意义非凡。
中国的落后挨打与屈辱记忆，在近代深深烙下，民族主义也在近代革命运动中，被唤起。
中国近代革命运动，要解决的最重要任务，其实是如何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以实现国家、民族独立富强的目标。这场运动，在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了后，基本动员手段有两种，一是推动阶级斗争，二是诉诸民族主义。
可是，暗示着阶级整合的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天然存在矛盾，因此，当国家独立的任务完成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阶级话语就逐渐被淡化，而只保留了民族主义，继续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
虽然时隔百年，新中国成立也已 70年，无论是国家能力还是国际地位，中国与过去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电影依然没有挣脱这种心理框架，只不过心态从落后挨打的忍辱自卑，变成了终于有能力打回去的强大自信。
因而《叶问》的出现，不是偶然，实在与《战狼》系列有着相近的时代和心理背景。在这个成熟的商业套路里，与其说叶问打败了中国武术的敌人，不如说叶问打败了中国观众的假想敌。
但，《叶问》又与全然的民族主义狂热有所区隔，在基本的叙事套路下，它依然对人性的丰富性注入了理解，对个体判断保留了尊重，对文化交流留有开放态度，而没有简单忽略。
选择叶问，实际上也是选择近代。因为近代历史之于中国，时空意义非凡。中国的落后挨打与屈辱记忆，在近代深深烙下，民族主义也在近代革命运动中，被唤起。
这表现在对主人公的塑造，并不刻意追求脸谱化。如《叶问1》中，林家栋所饰演的翻译官李钊，几乎颠覆了过往中国影史里对翻译官的刻板塑造。他的挣扎，他的怯懦，他的隐忍，他的那句“我只是一个翻译，我不是走狗”的呐喊，更接近一个真实的人。
《叶问4》中，唐人街的中华会长反感李小龙以英语传播中国功夫，要求叶问制止，被叶问拒绝。在他的心中，文化没有高下优劣。
很美国的兰博
正如《叶问》拍得很中国，《第一滴血》拍得也很美国。
在《叶问》中，叶问打日本人、打英国人、打美国人，都带有抵抗强权的象征意味，姿态都是被迫地反击；
在《第一滴血》中，从越南到阿富汗、缅甸、墨西哥，兰博的足迹则是美国踏遍世界的足迹，染上了解救世界、保卫自由的美国色彩。
美国不存在类似中国的建国问题，国家心态也全然不同，所以《第一滴血》不会像《叶问》中那样，出现塑造国家共同体的强烈意识。相反，它表现对国家的反思，对美国的立国价值的宣扬。
尤其第一部，是《第一滴血》系列中，反思意味最深的。兰博当然爱他的国家，但“是他们让我流了第一滴血”，本是光荣的越战老兵的兰博，回国后却成了被国家遗忘的英雄，被小镇警察百般刁难，一个彪形壮汉委屈得像个孩子，他因此站在了国家系统的对立面，凭一己之力将国家暴力机器捣了个大窟窿。
第一部的立意，很好展现了兰博式爱国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兼容，对个人判断的包容。它将爱国拉到了更私德的位置，从而为反抗保留了空间。
这典型体现在，兰博在越南说出的“希望国家爱我，就和我爱她一样多”那句话里，与肯尼迪的“不要想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想你能为国家做什么”针锋相对。
从第二部开始，兰博陆续出现在越南、阿富汗、缅甸，明显为美国的国家行为所裹挟，当他代表美国军人吊打苏联、北越、缅甸政府军，“为自由而戰”时，我们分明看到，他代表美国站在“非自由”集团的对立面，幻想的一场又一场成功。这使《第一滴血》的故事慢慢滑向更简单的对立结构。
也是从第二部之后，《第一滴血》的爱国主义开始表现出民族主义化的倾向。直到苏联消失，兰博老矣，终结篇卸下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包袱，回归为一种更单纯的复仇故事—飓风营救版老鬼当家。
但即使如此，《第一滴血》还是始终保留了个人主义的私德判断。兰博并不是国家价值观的信徒，他甚至也不相信个人能做出多大改变。
在缅甸，心怀和平与爱基督徒们，执意前往战区，兰博无感，甚至劝阻。
在第三部，上校期望兰博加入美军，随自己一起去阿富汗，解放被苏联压迫的阿富汗人民，被他几次拒绝。但当上校被捕，兰博得知后义无反顾重地返战场。
阿富汗线人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兰博脱口而出：“因为他也会为我这么做。”
在兰博那里，他的行为动机更个人，从不来自宏大的国家追求。
类似《第一滴血》中兰博式爱国主义对个人主义及国家反思的兼容，与《叶问》中对角色形象的非战狼化展现，恰好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区分开来。
避免过激民族主义
现在放下电影，回归现实。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如今中国看起来像孪生兄弟。这种现象，也造成了很多人的痛苦与失语。
但对于民族主义的过度迎合，在敌我对立的思维框架下，就会产生一种强迫性。以至于现在出现了一种典型现象：你批评A，他认为你在夸奖B；
你夸奖B，他认为你在批评A。
一方面，爱国被一些人变成了一门好生意，一个护身符。甚至于，会出现某辩论选手买了iPhone，却用上华为屏保，还要在公共空间贴出以表现自己爱国行为这种事。另一方面，反感者喊出“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又将爱国情感完全打到负面。
爱国的特殊性在于，它看起来指向共同体，具备公共性，但也包含个人判断，所以它才既可以指向对共同体的积极评价，也可以对共同体发出异议与批评。
但对于民族主义的过度迎合，在敌我对立的思维框架下，就会产生一种强迫性。以至于现在出现了一种典型现象：你批评A，他认为你在夸奖B；
你夸奖 B，他认为你在批评A。
正是这种误解与胁迫，造成了理解与交流的巨大障碍，也使得如今“爱国”越发通胀，足以成为人人在手的盾与矛，以此保护自己，击退攻击。它也就此成为把爱国作为生意的那些人的绝佳庇护所。
从这一角度看，与其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在于价值判断，毋宁说，在于价值排序。
民族主义也有正当的价值诉求，国家的自由与富强，对于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相当重要，这是近代中国历史教给我们的教训。
但在理论上，它没有充分考虑从集体价值到个人价值的证成问题，只是策略性地把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直接列为第二顺序，甚至成为从属性的。
这也是“救亡压倒启蒙”后，至今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而如果放任爱国情感变成民族主义，就将越发难以对个人主义实现兼容，那么它也始終会像一颗不定时炸弹，威胁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最后其实也威胁国家的发展与健康。
借用当代古典学家纳斯鲍姆的话来说，“个人的繁盛无论在分析层面，还是规范层面都优先于国家、民族或宗教团体的繁盛。在分析层面如此，是因为这些实体并不能抹去个人生活的分离性现实；
在规范层面如此，是因为这种分离性是伦理学要面对的核心事实，即应当把每一个分离的个人当作目的，而不是作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
在爱国主义中，为个人主义留有空间和余地，为过激的民族主义降温，也许是弥合撕裂的最好办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