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足情深（上）

周代锁

——父母在，是一家;父母去，是亲戚

父亲，生于1930年，卒于2008年;母亲，生于1933年，卒于2000年。父母生养我们兄弟三人、姊妹七人，兄弟姊妹共十人。自我记事起，爷爷奶奶均不在。全家12口，亦可谓名副其实的大家庭。

如今，兄弟姊妹十人，是分散各地的十个家庭，即使春节，也很难齐齐整整聚在一起了。作为十人中间最幸运最霸道的一个，我如今过知天命之年，常常想起那个时候，回忆那时无处不在却又并不珍惜的温暖，感慨万千。

一、剪五角星

大姐改云，哑巴。

我记事起她已出嫁。因为哑，只能嫁给脚有残疾的东沟王二哥。好在上天眷顾，大姐家不远，隔一岭一河，走路十几分钟。门口好像有枣树。而且王二哥嘴勤腿勤手勤，日子艰难但勉强过得去。小时候常跟着母亲去他们家，受大姐二哥的稀罕。印象中大姐二哥也经常回来，二哥破柴担水扫院子样样都干。大姐虽哑，却也心灵手巧，操持家务和从事生产劳动与常人区别不大。现在古稀之人了，还跟着年轻人学会了刺绣，绣出了仕女图和八骏图。

记忆最深的是，大姐给我剪五角星。似乎我已经上了学，有一天在堂屋里，大姐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片儿红纸，叠来折去，然后拿起大方桌上针线簸箩里的一把剪刀，只一剪子下去，然后拆开，一个鲜红的五角星就呈在眼前。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偶尔在课本上、墙报宣传画上、别人的军帽上见过五角星。五角星、红领巾，也是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孩子们最向往的东西之一。当时，我肯定是被深深吸引了，缠着她。大姐笑着，把那个五角星重新一层层折叠，再一层层拆开，反复几次，然后给我。我把玩欣赏一番之后，再照着她折叠的印痕折叠一遍，拆开一遍。大姐又找来一张旧的纸，是旧书纸还是一片报纸还是贴在门上的对联纸，记不清了，她教我折叠然后开剪。成功了！大姐高兴得啊啊着，先伸出大拇指，再用手拍着我的脑瓜。

后来，大姐又教会我新的剪法，剪出来的五角星外边套着圆圈，圆圈又变成齿状的圆圈，圆圈又变成另一个大的五角星。不方便的时候连剪子也不用，靠着门帮或立在院子哪个角落，有纸张的话，她熟练地一折，直接用手撕就出现好看的作品了。这些，我都学会了。现在常想，我之后喜欢绘画等艺术，孩提时期唯一的启蒙，恐怕就是这个。

后来知道，大姐并不是生来就哑。好像是两三岁时的冬天，不小心摔倒在火池里，大人们不在身边，等从火池里挣扎出来的时候，脸已经严重烧伤，此后就不会说话了，脸上的大片伤疤和内心的极大委屈伴随着她的一生。因为曾经会说话，说过话，这种美好始终模模糊糊留在她的记忆中，从能说话到不能说话，这个巨大的转折，是她一生的痛苦和心里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所以，我的印象中，看见她笑的时候并不多，只有和同村另外两名差不多同龄的哑巴在一起时，比比划划地交流着她们的内心密码，才高兴地笑着。直到现在，姊妹们凑到一起说笑开心的时候，大姐偶尔还会忽然间拉住四姐的手，半生气半玩笑地比划着，意思是四姐把她推倒在火池里了。当然这只是个误会，四姐也不计较，大家依旧说笑。但是，这就表明大姐心里依然被这个阴影笼罩着，失去说话能力的痛苦以及由此带来的无限委屈，像山脚下的茅草一样，被时间的火烧过一茬又一茬，却从没有彻底死去，根已经深深地扎进她记忆的泥土里。

大姐有三个漂亮的闺女，现在都已成家立业，经济状况和家庭气氛都不错，对大姐是很大的心理安慰。在三个闺女及女婿们的孝敬下，已经七十几岁的大姐的身体几乎没有大的毛病，心情也好。衷心祝愿大姐晚年幸福。

二、削铅笔

二姐改玲，忠厚诚恳。出嫁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吧，跟父母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各种劳动，挣得工分，换取口粮。后来出嫁，嫁给柳树坑的代大哥。按照习俗，我这个当弟弟的，就是其中的“送客”之一。我多少还有点儿模糊的印象。我有印象的是，当时二姐的陪嫁是一副挑担、两个撮箕、一把铁锨，其他好像连一个简单的木箱都没有。此后几个姐姐出嫁，多少都有些简单的嫁妆。为此，二姐也耿耿于怀，回来娘家没少表达心里的不平衡，但永远仅仅是说说而已，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这个遗憾始终没有弥补。

1986年以前，我家宅院是三房一门：一座三间堂屋面西，两座两间的厢房南北相对，南厢房是厨房兼储藏间，北厢房是牛屋兼火池;一个小楼门在堂屋与南厢房之间面南，西面是邻居房屋后墙，这样也构成了一个简单朴素的四合院。院门外靠南厢房的下头，是一个石头垒的猪圈，猪圈旁是一棵大核桃树，与楼门口一棵侧柏树、楼门前一棵巨大的柿树比邻，互为鼎足。

有一天，就在猪圈栅栏口，二姐为我削铅笔。不知是不是入学的头一天，也不知是不是假期后的开学。我俩立在猪圈旁边，我仰着头看她，一支新買的铅笔，一把家用的镰刀，在她手里翻飞，铅笔的木屑一片片掉下来，铅芯又尖又长。好像我从没有削过这样好的效果。那时候，买一支新铅笔要消耗母亲攒在瓦罐里的一个鸡蛋，平时用的几乎都是铅笔头，有的短到几乎三个指头攥不住仍然在用。削铅笔时，不要说旋笔刀见所未见，连一个小小的刀片也没有，常常是镰刀甚至菜刀，刀的钝利以及用力的多少不好掌控，往往把铅笔的铅芯削断了，叫人心疼。那时只为二姐把铅笔削得好而高兴。现在想来，也许是二姐怕我把这新买的铅笔削坏了浪费，也许是怕我用大大的镰刀会伤到手指，也许是不经意间看见我削铅笔赶紧过来，也许本就这样经常为我削铅笔，一直为我削铅笔。记不得她当时的表情，也记不得她当时说什么话，但这种呵护和照顾一定是二姐发自内心的，而且一定贯穿在我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二姐出嫁后，我也经常去她家。她家所在的柳树坑，比我家的山更大些，我曾经和四姐一起到他们那里砍柴，代大哥陪着，一砍就是十几天，那里的杨树沟、高匡崟等大山我还印象清晰。在她家，我曾得过一个铁环，使我获得了和同村孩子一样的快乐;还得到一个口琴，使我获得了同村孩子也不曾有过的快乐。我参加工作后，二姐还常常惦记，送山菜、香菇和公鸡。也许在她眼里，我是永远需要她亲自为我削铅笔的小弟。

不幸二姐因为生活艰苦和劳累过度患上了糖尿病。在医院病床上，使劲拉住我的手，有许多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也没有力气说起，只好一遍遍叫我的名字。我听出了她对命运的不甘心，听出了她对家对子女的牵挂，听出了她的遗憾，听出了她的嘱托。但她瘦弱的身体没有能够抗住命运的魔掌，最终还是走了，成为十个兄弟姊妹中最先离开的人。

现在回到家里，一经过原来的猪圈那个地方，脑子里就会浮现当年站在这里看二姐给我削铅笔的画面来。愿二姐在地下安息！愿外甥早日时来运转，成家立业。

三、上学

三姐喜玲，热情刚烈。和大姐、二姐不同，三姐上了学而且上到高中。

依稀记得院外南厢房墙下，阳光非常暖和，一群大约是三姐的初中同学，晒着太阳，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一个个都好像城里人那样，谈笑风生，活泼热烈。我心想，这些人好洋气呀。

的确，三姐出门上了高中，和大姐、二姐，还有好多同龄人相比，看见的不仅仅是农田、庄稼，从事的也不仅仅是放牛、积肥，她的眼界开阔了，有了同学，有了朋友，有了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理想天地。还记得在堂屋的房后，三姐坐在地上哭着，父亲拿着灶火间的火钳，一边打一边教训。后来知道，三姐在高中认识了男朋友，但父亲不同意，这次挨打只是众多冲突与反抗中的一次。也许是父亲寄希望于三姐上成学，为自己挣得前途，为家挣得荣耀。但像许多父亲一样，他并不真正了解子女，不知道子女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在三姐的坚持和父亲的反对中，三姐的爱情在拉锯战中艰难生存，经过好几年，终于迎来了父亲的转变，三姐走进了婚姻殿堂，和张二哥结了婚。

1983年，我初中毕业，要考高中了，考点在夏馆高中。夏馆，是我们县十六个乡镇之一，也是当时全县六所高中所在地之一，据说一千八百年前曾经是夏侯惇的馆舍之地，因而得名。三姐的家就在夏馆镇上，距离考点几公里。参加中招考试，她家是理所当然的落脚点。我和五姐骑一辆自行车，和几个同学一起，赶三十多里山路，提前到三姐家里，准备考试。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公社到另一个公社，第一次离开家有三十里这么远。

考试的前前后后都记不得了，受到怎样的热情优待也记不起，独独印象深刻的是，堂屋门后有一洗脸盆架，洗脸盆里是刚打的清水，几个人洗了脸，擦脸。我擦脸的时候，看见盆架上不止一块毛巾，都挺干净的，随手拿起一个用了，过一会听见老掌柜说，谁用这个擦脸了，这是擦桌子的。我扭头看见他伸手拿着那块毛巾，从盆架的上边取下来，重新放在盆架的下边。这正是我用的，顿时脸又红又热。在家里和学校的时候，谁分过毛巾的用法，谁有两块以上的毛巾，不是用袖子一抹，就是在门后面搭着的围裙上一擦了事，偶尔用个毛巾那简直就奢侈得不得了。

从此就怕上三姐家，以为他们是城里人，到处都干净，讲究。偏偏事与愿违，此后，在众多姊妹里，我去过最多的、住过最多的就是她家。

暑假一过，我要上高中了，没有考上县一高中，考的是赤眉高中，又称赤眉三中。高中三年，来来回回几乎都在三姐家停留，特别是去学校的时候，她总是有钱给钱，有粮票给粮票，有衣服给衣服。她给买过一条公安蓝裤子，还织过一件黑色毛衣，都穿了好几年。穿的最多的是张二哥退伍后带回的军服，有裤子和上衣，一直到参加工作还穿过。赤眉高中离家七八十里，坐一趟车要花一块四五，所以我很多时候不回家。有一回，同学书群回家，来的时候捎来6块钱，里面有几毛几分的，是三姐给的。接过钱，心里很酸，还忍不住流了泪。那时，我这个被姊妹们宠着的人，已经懂得了感激和感恩。当时上学，是自己带了粮食，在学校兑换成饭票，吃一碗不稀不稠的糊面条要二两饭票，如果面里有肉或者额外做菜，需要加5分钱或一毛钱，我们山里的学生大多不吃。六块钱，就够一个月的奢侈花费。六块钱，凝聚了三姐不知多少的心血，寄托了三姐不知多少的期望。

1986年高中毕业。那时高考要先预选，幸运的是我通过了预选，更幸运的是参加高考也一次冲过了大专分数线。现在想想，自己怎么这么笨，十六七岁才刚上高中，二十岁了才刚刚考上大学。体检时遇到了一点儿麻烦，医院给出一个心动早搏的结论，虽然不影响录取，但担心是不好的病。假期里，在三姐家住了二十几天，在夏馆医院打针吃药，钱都是三姐家付的。

上大学期间，来来往往一如既往地在三姐家停留，补给。有一段时间，三姐怀疑她自己患上了黄疸，我在学校里帮不了忙，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说了一些宽慰的话，建议做个检查。后来经过她家，她说起这封信，非常感激我。我知道，真正应该感激的，是她。这是我唯一一封写给姊妹们的信。

参加工作后也时常去她家，而且每次去，张二哥都要做几个菜，或者直接去饭馆要几个菜，以酒招待，怕两个人不热情，还要喊一两个陪着。三姐也不阻拦。我常怀念张二哥的热情，可惜，现在遇到一起了，他总是不愿像当初那样放开了，痛痛快快喝一回。

最近几年，三姐明显老了，血糖有点儿高，情绪有点儿低，日子也似乎没有以前那么舒心。我看在眼里，虽然着急却无以报答，老觉得心里有一块疙瘩。

四、走亲戚

四姐爱玲，心底柔软，诸事能干。四个大姐中，我与四姐的交往最多。

最有印象的是和她一起走亲戚。每到过年，母亲都少不了拾掇走亲戚的礼物，大多都是油馍、饼干、果子、红糖，一共四样。放在一个小巧玲珑的竹篮里，上面放一张纸，再用干净的枕巾盖上。年景好的时候也会增加一块猪肉，这块猪肉叫做“礼吊儿”，从名字看应是这份儿年礼的核心。因为一次要走的亲戚不止一家，所以总是两个竹篮拼成一挑儿，用一根细竹棍儿挑着。印象中，一年一年，仿佛都是四姐挑着两个礼物篮子在前边，我屁颠儿屁颠儿跟在后边。有时一走三家儿，她就挑三个篮子，一头儿一个，一头儿两个，偶尔我也帮忙把其中一个篮子提上，累得呲着牙，但心里仍然很美。

那时候，家家都穷，再穷，也要想方設法走亲戚，哪怕凑不够四样，只是一篮子油馍，或者只是两包红糖，也要坚决把这亲戚走下去。走亲戚又叫瞧亲戚，无论是走还是瞧，都直白地说清了亲戚之间的关系——只是走走瞧瞧，串串门子，看望一下，本质上是情感的联系而不是物质上的利益，正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

走亲戚有很多好处。可以在路途上偷吃礼物，最吸引人的当然是果子、饼干，往往还没到亲戚家，果包就已经被掏出了窟窿。至于从亲戚家返回的路上，偷吃亲戚的回篮儿，就更加猖狂。这时候四姐也没有太多埋怨，无非停下来，在小路边重新整理果包而已。这样既少了面见亲戚的尴尬也免了回家后母亲的责怪。坐在亲戚家的小桌或者火池旁边，吃着一年里最丰盛的饭菜，听着大人们交流一年的家长里短和收成苦乐，不知不觉中认识着这个既满目疮痍又朴实可亲的大社会。临走的时候，亲戚们总是从辛苦一年的捉襟见肘的积攒中，拿出两毛甚至五毛作为压岁钱，通过压岁，寄托亲戚对晚辈的良好祝愿。

亲是父系的，戚是母系的，无论父系还是母系，都有直系和旁系，所谓的近亲和远亲。我家的亲戚那么多，有小狮子沟的姑奶奶家，有柳树坑的舅爷家，有竹园的，有板厂的，有下漕的，有阳坡的;有舅家、姨家、姑家、表叔家。印象中，似乎每一个大人不是表爷就是表叔，不是姑父就是姑姑。后来知道，我家真正的亲戚并不多，真正有血缘的只有小狮子沟的姑奶奶家和柳树坑的舅爷家。因为父亲兄弟三个，没有姊妹，所以我也就没有亲姑，几个姑家都是出三服的同宗;而母亲从郾城县逃水灾上来，我的亲舅家在漯河郾城，这里的几个舅家、姨家都是义亲;表叔也是奶奶娘家一辈儿的后人。但是，正是这种在今天看来不算亲戚的亲戚，不但逢年过节要走要瞧，而且遇婚丧嫁娶、盖房起屋、小儿满月等都要参与，不但在实际生活中互相扶持着帮衬着，而且也成为相互之间不可或缺的情感纽带和心理支撑。

因为大姐二姐出嫁、三姐上学的缘故，四姐很早就承担了家里的劳动重担。她和男劳力一样上山砍烧窑用的柴禾，和男劳力一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和男劳力一样在父亲的副业队里干体力活。同时又要和女人一样做家里的活：上山割葛条做麻绳、纺线织布、处理家务。四姐的青春都消耗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即使在十七八岁最令人骄傲的芳华岁月里，也很少拥有女孩应该享有的最起码的待遇。有一天，在岗头麦场，和改换在一起的四姐对我说，“你去找爹，给我要两块钱吧。”后来，忘记是一个人还是和谁一起，我就翻山去了三岔，真的给她要回了两块钱。两块钱，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不是特别的大数，但是天天在劳动的四姐并不能拥有这样的两块钱。我相信，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她不会让我走二十多里的山路;不是万不得已，她也不会轻易这样张口。我还相信，青春年华的她，连雪花膏和防冻霜也不曾轻易拥有过。她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家，化成家里的柴米油盐，维系着家的运转，让父亲和母亲获得少许的喘息，让我和兄弟姊妹们获得一丝丝更多的温暖。

五、同学

五姐灵芝，是我的同学，柔弱，善良。

上小学时，学校在玉皇庙弯儿。现在这里已经成了坟地。冯庄村、玉皇村，两个人口均不足八百的行政村，学生一凑倒也不少。从家到学校不过是一里地，10分钟的路程。我上一年级时，五姐大概上了三年级，四姐大概五年级，六姐大概二年级。来来回回我们一起上学。夏秋季节，河水暴涨，从道川下来的水与从玉皇下来的水在这个地方交汇，在我们小学生的眼里是浩浩荡荡。上学放学，都要和老师一起走，有时候拉成一串儿，有时候被老师夹在腋下。河水小的时候，就自己脱了鞋，趟水过河。河水带着力度冲击着两腿，河沙从脚底挤进脚趾缝里，那种感觉恍若昨天。冬天日头出来得晚，靠鸡叫计时的我们，常常上了有些公鸡的当。一些调皮的公鸡随便一叫，我们就起床了，实际却只是凌晨三四点。有时候生产队里的学生都互相叫醒一起上学，有时候却只有我们三两个，黑灯瞎火摸到学校，弄开教室的门，煤油灯舍不得点，就点着松木条儿。如果教室里有柴禾疙瘩，想办法拢一堆火取暖;如果没有，就蜷缩在课桌旁，听着漆黑夜里的静寂和一两声猫头鹰的怪叫，在寒冷和恐惧中，一直熬到五点多钟老师学生陆续到来。

和五姐真正做同学是到了初中，初三在一个班级。学校离家有四里路，但俗话说“山里人不论里”，因为山路拐弯抹角无法用“里”度量。虽然住了学校的寝室，但还有很多时候比如星期天要起早摸黑。有时我和五姐俩人一起走，有时就自己一人走。冬天上早自习，五点多从家里上学校，走过玉皇庙弯儿那段路时天还不亮，左右两边高耸的山只是黑黢黢的阴影，山下河湾在阴影下更加黑暗和神秘，哗哗的河水声和自己嚓嚓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夜色里，格外清晰而且充满诱惑。这时候总有来自心底的忐忑不安，有时走着走着就不住地回头看自己的身后，似乎总有一个人跟着自己，然后想跑但又不敢跑，想问但又不敢问，唯一能做的就是硬着头皮只管朝前迈步。我知道那时为了节省，五姐在学校食堂吃饭少，回家、上学的次數多，一个人走这段早夜路、晚夜路的机会也更多，作为女孩，她比我经受的心理恐惧也更多，更深。

学校的伙房和我们教室挨着，但是五姐很少在伙房吃饭。虽然初三学习很紧张，她还经常往返回家吃饭。有一天中午她要回家，我不想回，在哪个同学的点拨之下，我借了班级谁的自行车送她。天气很热，蹬开自行车前行，虽然是热风，毕竟爽快许多。从校门口出来，过了操场，兴冲冲急哄哄的我飞快旋转着脚蹬，刚过了符德军家前面的路口，我、车子、还有车子上的五姐，就一同蹿到靠河一边的大路下边去了。后来，不知怎么收了场。

还有一个中午，我们在教室里吃饭。五姐拧开从家里带来的菜：一个罐头瓶，里边盛着母亲拌的还没有成熟的番茄块以及辣椒片，然后她就到自己的座位上，一边吃一边看着书。我在这里吃着饭就着菜，似乎五姐不存在一样。不知道哪个同学看不下去了说：“嘿，拿点就吃，你一个儿吃，咋不叫你姐吃？”我的脸红了。这是我记得的，不记得的当然更多。从小被姊妹们宠着、护着、捧着的我，什么时候想到过她们呢？从生活用品到学习用品，我不记得和五姐分享过什么，多吃，多用，多占，在我的潜意识里已经是理所当然，而她从来没有埋怨过，没有计较过，更没有争执过。她从三姐那里得到一个笔记本，厚厚的绸缎封面的硬皮本，也被我据为己有，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

五姐是个薄命的人。初中毕业了，我到赤眉上高中，五姐到夏馆上高中。三年过去了，我上大学，五姐却没有如愿。所谓造化弄人，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实，五姐的学习能力很强，学习成绩也优秀，初三时就比我成绩好，所以一直得到父亲的看重。五姐考高中时没有考出本有的实力，上的高中又是较差的高中，高考失利。后来父亲千方百计托人，送五姐到西峡县蛇尾高中复读，可惜这所学校不久也被合并。但我知道，五姐自初中起就是带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的，四姐辍学回家，六姐辍学回家，只有她和我一起继续就读，她一个人仿佛代表着四姐、六姐和她三个人，这种过大的压力实际上成了她学习上的巨大包袱。后来，年龄较小的我和她一个班，无疑进一步加重了她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就这样，五姐的大学梦破灭了，一些奢侈的理想也就此搁浅。而我，除了在小学因为老师的当众惩罚而有一段厌学逃学，一直到大学毕业，几乎没有感受过一点儿压力。

因为从小就体弱多病，五姐适应不了农村的繁重劳动，回家的五姐就做起了代课老师。代课虽然比农活轻松，但工资少得不足道，最初好像只有八九块。但即使只有这不足十块的工资，五姐也全部交给了父亲，自己一分也没有留。和四姐当年一样，已是芳华岁月的五姐放弃了自己的天地，把个人的全部交给了家庭。家就像一艘笨重的驳船，载着父母和我们，在弯曲坎坷的河道里奋力前行，而她把其中一根纤绳深深地勒进自己瘦弱的肩头。代课两三年，那点微薄的工资，像一道涓涓细流，绵绵不断地流进家里，流进我以及弟弟的学费生活费里，流进我们的血液和骨骼里。

五姐嫁人了，嫁给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张哥。张哥岁数比我还小点儿，但仍然是哥。因为年龄相近，我们玩得更融洽些。这些年五姐早已适应了生产劳动，也彻底释放了过去的压力。看着她过得舒心，我由衷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