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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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历程

　　（一）“两弹一星”事业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之初，世界上几个大国进入了“原子时代”。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开始，美苏之间为争取核优势，竞相研制更尖端的核武器，并先后取得突破。为了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长治久安，必须加强国防力量，掌握核技术，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导弹以及人造卫星。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制定了《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

　　1954年10月，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在广西富钟县发现铀矿。周恩来得知信息后，通过征询与酝酿，向毛泽东主席作出书面报告，提出建设核工业的建议和具体意见。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等关于核反应堆、原子弹原理以及中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作出了创建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1月3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成立了国务院原子能小组，揭开了我国核工业建设的序幕。1956年11月，作为国务院核工业归口管理部门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成立。1958年5月31日，周恩来批示同意把核武器试验靶场、仓库由二机部负责设计，勘察施工由军队负责，建成后由军队管理，全国分工协作进行核工业建设的大好局面初步形成。

　　原子弹只有与导弹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威力。在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后，国务院、中央军委随即开始研究发展导弹技术的有关问题。1955年9月，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用被拘禁的11名美国飞行员进行交换顺利回国。受周恩来的嘱托，钱学森于1956年2月写了一份《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3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航空工业委员会，具体领导这项工作。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从此开启了中国“两弹一星”伟大事业的征程。

　　（二）“两弹一星”事业的攻坚

　　解放初期，我国科学研究事业家底非常薄弱。“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大约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50余人。”[1]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大型设备等武器装备缺乏，就连基本的零部件、电子元器件都难以生产，许多技术还没有掌握。我国研制原子弹、导弹，一开始曾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1957年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国际新技术协定》，在铀矿勘察、核物理研究、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等领域相继签订了六个重要协定。但苏联在尖端的“两弹”技术援助问题上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国与其保持相当的差距。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后，我国原子弹、导弹研制更是举步维艰。对此，聂荣臻等领导者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早在1956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就要求大家把“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正是基于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国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建立自己的科研基地和国防工业体系，加强技术和人才储备，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路线、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正在建设中的青海“221基地”遭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极度困难，“每人每月22斤混合粉，几钱油，又没有蔬菜，不少人得了浮肿病。”[2]“221基地”的干部职工一边进行工程项目建设，一边组织农副业队，狩猎打鱼，种植青稞、土豆。在重重困境之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以大无畏的气概，确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下决心搞尖端武器的方针。1961年7月，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集中力量，为核武器事业大开“绿灯”。“从全国选调了105名高、中级科技人员以及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留学生，还抽调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到9所，与先期到所的朱光亚、程开甲，各自主持一个方面的科研工作。”[3]组织机构的逐步健全和人员队伍的不断充实，打开了科研工作的良好局面，一洗苏联毁约的阴霾，在青海三千米以上的高寒缺氧地区，两年多就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随着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需要成立更高一级的领导机构加强组织协调工作。1962年11月17日，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全面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从此，核武器研制与试验在中央专委的直接领导下，加快了进程。从专委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9次会议，讨论解决了科研、设计、生产中提出的近百个重大问题。在研制“两弹”过程中，曾组织26个部、委、院，20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参加会战，分工协作，联合攻关，全面落实了近千项科研课题和新材料、新设备的成套研制任务。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等难关分别被攻破，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逐步建立，受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影响最大的浓缩铀提炼问题，也在各方大力协同，共同努力下被攻克。

　　（三）“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

　　1960年以后，我国科学家对氢弹理论的研究逐步取得进展。1964年5月和1965年l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设想时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加快。[4]1965年，中国科学家突破了氢弹研制中的关键，探索出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1966年12月，中国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中央强调要实现原子弹与导弹相结合。在导弹和喷气技术领域，中国科学家经过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三个阶段。1960年，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和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同年，中央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该报告计划在1970至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代号为“651”任务。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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