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视域下南怀仁《坤舆全图》研究
时间：2020-04-18 07:52: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南怀仁是继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之后，又一著名的西学传播者。其所绘制的《坤舆全图》技术先进，印刷精美，中西合璧。该图突出了中国中央大国地位，蕴含着丰富的天主教思想和海洋思想。南怀仁绘制《坤舆全图》的目的是为了取悦于中国人尤其是康熙皇帝，达到传教的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地理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也促进了中国文化向西方的传播。《坤舆全图》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又进一步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过程中承前启后，影响深远。
关键词：南怀仁；《坤舆全图》；《坤舆图说》；西学东渐；中央大国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8）06007807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6.011
明末清初，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传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西学东渐。南怀仁就是这一时期天主教耶稣会著名传教士，其所绘制的《坤舆全图》技术先进，内容丰富，特点突出，堪称明末清初中文版世界地图集大成者[1]，为解释该图南怀仁又编撰了世界地理专著《坤舆图说》。《坤舆全图》融合了明末清初东西方对世界的认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又进一步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目前崔广社、邹振环、汪前进等学者对其版本、内容、价值等进行了论述，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视角着手，对《坤舆全图》的源流、特点、思想、影响等做进一步的探讨，以期传布《坤舆全图》，便于学人利用。
一、南怀仁及其《坤舆全图》
南怀仁（1623—1688年），比利时人，字敦伯，明末清初欧洲天主教著名的传教士。其博学多才，既是科学家、汉学家、外交家，也是工程师；有耶稣会中国副省区会长、钦天监监正、工部右侍郎等35种以上的头衔。其著述颇丰，有著述40余种，有《教要序论》《仪象志》《康熙永年历法》《验气说》以及《测验纪略》等汉文著译20多种[2]391392。南怀仁长期担任康熙皇帝的老师，颇受信任，去世后，得到谥号“勤敏”，康熙皇帝还亲自为其撰写碑文。南怀仁是明清之际唯一一位在中国做官且死后得到谥号的外国人。
1674年，南怀仁所绘《坤舆全图》有两种版本，一是绘本，一是印本。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有南怀仁《坤舆全图》的绘本，彩绘绢面，两条挂屏式装帧，各高1.99米、宽1.55米。该图设计精美，色彩绚丽，线条精细，释文典雅。王省吾认为此绢本是南怀仁进呈康熙皇帝御览之用[3]。
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坤舆全图》的印本有两种装帧形式，一是8条挂屏式装帧形式，分别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河北大学图书馆；一种是全幅单张的装帧形式[4]。目前学术界进行研究的主要是8条挂屏式装帧的《坤舆全图》，其他装帧形式极为少见。
河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坤舆全图》属于雕版印刷，另行设色的彩色初印本，清晰完整，品相极佳，本文以此图为研究蓝本。这幅地图每屏高度1.71米，宽度0.51米，面积约7平方米，中间6屏组成东西半球，其余的两屏作为附图，附于主图两侧。东西两半球上下有6块椭圆形的精美图饰，内镶嵌说明文字。该图采用当时西方先进的经纬理法和实测技术进行绘制，每五度绘一条经线，每十度绘一条纬线，绘制并释文五大洲、四大洋之山脉、河流以及国家和地区等。图中绘有红、黄、蓝、绿、青、黑等多种颜色，亚细亚州、利未亚洲用浅黄色；欧洲用红色；海里的动物一般黑白相间；陆地动物色彩斑斓，如亚墨利加洲白露国所产之鸡绘有红、蓝、绿、白四种颜色，非常漂亮。国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所藏《坤舆全图》为墨色。为解释该图南怀仁又于同年编撰了《坤舆图说》。《坤舆图说》分为卷上和卷下，共二卷。上卷主要介绍地球的地理和地质，包括《坤舆全图》的主图、附图内容。主图内容包括天地彼此相应、地球之度数、地球五带、五大洲之分界、地球之经纬度、时差、经纬度。附图包括地体之圆、地圆、大地两极、潮汐、河流、风、云雨、居民等。下卷介绍五大洲国家和地区之风土人情以及丰富的海洋知识。所以上卷是论地理地质，为研究宇宙学不可少之常识；下卷乃亚细亚州、欧逻巴州、利未亚州、亚墨利加州（分南北）、墨瓦腊泥加中各国之风土人情名胜等等，是关于人文地理；最后殿以四海总说、海状、海族、海产、海舶等。《坤舆全图》与《坤舆图说》是17世纪西方先进天文地理知识传入中国之媒介。
二、《坤舆全图》绘制的背景
（一）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采取“适应”策略来传教
天主教产生于公元初年，创始人为耶稣基督。中世纪，天主教在西欧各国占有绝对统治地位。16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国家观念的增强和内部“新君主制”观念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教会的大胆揭露和批评，尤其是天主教会的肆意敲诈导致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并迅速席卷整个欧洲[5]，致使罗马天主教会在欧洲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为了改变困局，天主教组织耶稣会，要求其会员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对天主教无限忠诚。耶稣会派遣大批传教士到美洲和亚洲传教，于是明末清初大批耶稣会传教士如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艾儒略和利玛窦等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进行传教。而此时中国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经济上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明朝的海禁政策，尤其是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传教士们在中国的传教非常困难。虽然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所发展，但工业革命尚未开始，整个世界经济秩序仍旧以中国为中心；与美洲不同，这些传教士不能采取武力传教方式[6]。因此，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采取“适应”中国政策。
耶稣会士在传教活动中发现中国人尤其士大夫阶层崇尚知识，于是积极向他们传播西方科技知识[7]，以科学为媒介来传播宗教。“耶稣会士传播西学的途径很多，包括译著、携带图书与仪器、制造仪器与火器”等[8]。其中舆地著作的译著和传播是其中重要的途径，如：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北舆地图》《南舆地图》《西方问答》，龙华民的《地震解》，汤若望的《坤舆全图》，高一志的《寰宇始末》，利类思的《进呈鹰论》《狮子说》[2]224229等在中国广泛传播。其中《坤舆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对中国影响较大。谢方认为《职方外纪》不但“对中国人来说是一部陌生的世界地理，而且对西方来说也是一部有着17世纪最新资料的世界地理。在对中国传统地理观念方面，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是首次冲击，《职方外紀》是更为有力的第二次冲击”[9]。于是，经过明末清初诸多传教士的酝酿、谋划以及实践，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路线，便一环扣一环，一层深似一层的传承下来和基本形成[10]。南怀仁是西方传教士“适应”策略的继承和发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