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古籍展览与教育推广
时间：2020-04-22 08:00: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作为全台规模最大的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对于现代博物馆功能定位的认知，自来即以“典藏”为基础，以“维护”为方法，以“研究”为核心，并以“展览”为渠道，以“教育”为目标。论文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邻苏观海”特展内容梗概，传达杨氏东瀛访书经历、学术钻研成就，以及汉籍东传，终又回流之历史文化现象。展览之设计规划不仅侧重实物陈列，使游观者得以亲炙观海堂藏书之真善美盛，亦强调科技应用，以数字媒体呈现古籍内容，使之多元多样，提升观览兴味。
关键词 台北故宫博物院 邻苏观海 古籍展览 教育推广
分类号 G265
0 导言
台北故宫博物院庋藏之善本古籍数逾21万册，要为清室各宫殿旧藏、清末杨守敬日本访旧搜遗之所得，以及政府迁台后各界捐赠、寄存之珍本秘籍；其内容多属宋代以降历朝刊本、钞本、活字本、批校本，以及若干源自高丽与日本之古刊本、旧钞本。以量而言，此批藏书虽不谓丰，然孤本佳椠往往而在，既可资考镜中国图书递嬗源流，亦可供校勘后代各种传本。故宫有见及此，乃于1968年成立图书馆，开放各界方家学者申请提件阅览；继于1983年新辟图书文献陈列室，以专题展览方式，择尤选粹，向国内外观众介绍院藏善本古籍，冀收教育推广之效。
今年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期，亦为清末藏书家杨守敬逝世百年纪念。图书文献处以台北故宫为杨氏观海堂群籍典藏重镇，且其东瀛搜访之佚书“最能呈现汉籍的多元丰富及其流传于东亚文化圈的特色”[1]，特规划以“邻苏观海”为题，拟将其旧藏图书展览纳入九十志庆活动，藉申对其护惜国粹潜德之追怀感念，并盼世人观览之余，亦有鉴于前贤搜求调护古籍之不易。惜乎院庆活动期程紧凑，安排调整不易，策展同仁遂决定将之提前至2014年初夏推出，为期半年，使与今年展开之院庆特展活动衔接。
本院典守之杨氏观海堂藏书，凡1634部15 491册，约其旧藏十之四五。其中，宋元明各种汉籍刊本并日本、朝鲜钞录刻印之书，为数颇丰，尤以若干日人影写之唐宋以前古卷子本，最为难得[2]；究其内容，则以古钞本与医家类图书最具特色，前者“多存隋唐之旧，其价值当出宋元旧刊之上”，后者“大抵皆小岛学古旧藏……多为各书目所未载”[3]。“邻苏观海——院藏杨守敬图书”特展以杨氏任驻日公使随员，以俸余访书为经，并以其绝意科举，专事舆地、金石、版本学术研究为纬，除尽出观海堂旧藏之精尤，纷陈胪列，亦别出心裁，以本处经营数字典藏多年所得，制作电子媒体节目，于陈列室播放，增益观众教育效果。本文旨在介绍此项特展及各单元呈现之内容，并说明图书文献处将古籍展陈与信息科技相结合之具体作为。
1 杨守敬及其观海堂藏书
杨守敬字惺吾，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籍隶湖北宜都；6岁启蒙，赖母氏授读，继就外傅。11岁，他遵嘱辍读，随祖务商；每日照顾生意之余，“夜间仍诵书学文不辍”。期间，他曾得见江阴文人六严所作之《舆地图》，并“假之……影绘，无间昕夕”，进而对历史舆地产生浓厚兴趣。杨氏虽潜心学术，“喜……诸名家文”，又“得闻国朝诸儒之学”，智识日开，惟仕途多舛；14岁初应县试，终覆第十三名，18岁三就院试不售，19岁应府试，“五场皆第一名”，旋以院试入学，20、21岁恩科皆不中，直至24岁参加乡试，始“获中第八十名举人”。此后十八年间，他六赴会试俱报罢[4]。杨氏科考不顺，然“每次入都，与当代学者相往还”，得结识陈乔森、潘存、邓承修等名士，彼此志趣合符，“共研金石之学[5]；亦“在肆厂买得未见之书盈车”，并常往“琉璃厂法帖店物色碑版文字”[4]10，12。会试之余，杨氏以“都中为人文渊薮”，更与年轻学人谭廷献、李慈铭、袁昶、何如璋等交好，“乐与赏奇析疑，为学问进步”[4]11-15。
光绪六年（1880），杨氏奉驻日公使何如璋召请，以使馆随员身份横海东渡。时日本明治维新方兴未艾，“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巾估值”[6]。他“游于市上，睹书店中书多所未见者”[4]18，“有唐人写本《玉篇》，又有释慧琳《一切经音义》，隋杜台卿《玉烛宝典》，皆钞本，其余秘籍尚多。隋唐以下金石文字，亦美不胜收。彼国自撰之书，与中土可互证者尤多”[7]。杨氏与目录版本学素无渊源，然“念欧阳公百篇尚存之语，颇有搜罗放佚之志”[6]471，乃节衣啬食锐意购藏，并以所携汉魏六朝碑版、古钱古印，为日人所未见、所钦羡者，以有易无[4]18，“不一年，遂有三万余卷”[6]471；而“每得一书，即考其源委，别纸记之”[5]640。他自诩“其中虽无秦火不焚之籍，实有奝然未献之书”[6]471。次年（1881），黎庶昌接充日本钦使，见杨氏《日本访书缘起条例》申述“日本所藏汉籍源流、公私藏弆概况，以及重要典籍的学术价值”甚详[8]，大为激赏，萌发以罕传善本刊刻《古逸丛书》之志。
黎公使好古敏求，系出藏书氏族，乃文章之士。在他的支持下，杨氏对于古本逸编“日日物色之”，“又得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抄本”，即“按目索之，其能购者，不惜重值，遂已十得八九，且有为立之所不载者数百种，大抵医书类为多，小学类次之”。采访所得悉“由黎公择取付梓人”，并由杨氏“一人任之”，“日与刻工磋磨善恶”，务使镂刻精雅，“夜则校书”，品评甲乙，力求精审，与原本纤毫不移[4]18。越三载（1884），《古逸丛书》印成，计收中土久已失传之佚书、国内罕见之隋唐写本与宋元刻本、日本刊刻之中国典籍凡二十六种，计二百卷。全书以扶桑美浓纸刷印百部，洁白如玉，墨如点漆；“日本人固已叹为观止，即国内诸藏书名流见之”，亦皆惊为精绝，认为“可与黄丕烈《士礼居丛书》骈驾”[8]。
森立之之外，杨氏结交之日本藏书家与文化人士，尚包括向山黄村、岛田重礼、木村正辞、町田久成、寺田宏、岛田蕃根，以及杉本重温、柏木政矩、岩谷修、日下东部作、冈千仞等人[9]。渠等或提供线索，助其按图索骥，搜访佚书，或以自藏佳椠秘籍转让赠予，或代为借阅各处藏书，供其校勘影钞。据杨氏自述，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载佳本，守敬约得其半，其不能得者，亦多方影钞之。至于奇籍出于此录之外者，守敬亦多有之”[10]。《古逸丛书》刊刻既成，杨氏差满返国，任湖北黄冈教谕，东瀛访书所得亦尽携之归。至于藏书质量，他曾自云：“……已几十万卷，其中秘本亦几万卷，就中有宋板藏书五千六百册，大约在本朝惟钱遵王藏书可以相并，其它皆不足言也。”[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