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构建
时间：2020-04-23 07:59:2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文化转向视域下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呈现的知识面貌是什么，这种知识面貌的内在构成、发展规律、基本走向及表现的问题性何在?这对当代中国的文论建设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与反思的重要命题。本文之所以以这种学理逻辑设定阐释的论域，一方面在于，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生成，一直视西方文论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与价值参照，其本土文艺学知识形态的形成，已深深融入了西方理论的多种观念、价值与方法。而且，这种从本体基础方面紧紧依赖与移植西方文论的建构方式，在20世纪后期有不断强化之趋势，因此，“密切关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西化’和‘拿来’，而是开创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新局面的动力之一，这早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1）。
另一方面，以“文化转向”这一述语，指称和概括20世纪后期西方文论变化的整体趋势与文学研究的状况，或许比用“文化研究”来描述更为恰当。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文化研究尽管“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于定位的知识领域”（2）；“文化研究不是什么统一的流派，也不是一个明确的学科，它不过是正在形成的跨门类的课题……文化研究实际会聚了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以及文学批评诸多门类的知识，就文化研究普遍注重文本分析方法而言，它更像是传统文学批评学科的变种”（3）。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讲得更直接：“文化研究 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做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4）如此看来，文化研究 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研究截然不同的学术视野与范式，其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从20世纪中叶后西方文论与批评发展的实际出发，并考虑到西方文论在知识建构方面的规导性与价值走向，以及它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与批评所形成的内在 影响，应该说，其中最重要的知识资源无疑是继20世纪语言论之后的“文化转向”。
英国学者戴维·钱尼曾以“文化转向”来描述当代社会变化的普遍趋势。他认为，20 世纪后半叶，文化成为人文科学学术研究的焦点，并且始终处于核心位置。作为最有效的学术资源，它可以促使我们重新理解当代社会生活，文化转向同样是社会思潮中的一个重要阶段（5）。詹姆逊同样以“文化转向”概括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他说：“在这个新阶段中，文化本身的范围扩展了，文化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而且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在购物，在职业工作，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在为市场生产和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中，甚至在每天生活中最隐秘的皱褶和角落里被消费，通过这些途径 ，文化逐渐与市场社会相联。”（6）英国当代文论家拉曼·塞尔登也强调，在“当代文学理论”的语境中，最近出现了一个更为瞩目的转变，那就是向“文化理论”的发展，“文化理 论”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7）国内也有学者指出，从世界范围看，世纪之交的文学发生了从语言论向文化的转向。这种变化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当然，这一转向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理论，而将携带着文本中心时代所谓“理论革命”的全部成果，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形式主义、新批评、 结构主义、符号学、叙述学、后结构主义等，都将作为丰厚的理论资源构成文化转向的 一个必要前提。而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后殖民、女性主义、当代媒介文化则是它所由发生的理论的和现实的基础（8）。
由此可见，“文化转向”不仅昭示了20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的显著变化，也代表了这一时期西方文论与批评最为突出的学术走向及发展趋势。作为一种整体的 研究视域与知识图景，文化转向包括了后现代状况、文化研究与消费主义三种类型。其理论资源的多样性，既为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生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以其丰富而复杂的问题性，为新时期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与借鉴。
二
后现代作为20世纪中期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不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与人文学科的研 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当代西方文论与批评的新的知识图景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按詹姆逊的理解，后现代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转向的重要表征：“在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分别反映了一种新的心理结构，标志着人的性质的一次改变，或者说革命。”（9） 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时期的风格，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语境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主导风格。“后现代主义存在的状况所依赖的前提是某种根本的断裂或中断，这种断裂常常 与近百年来的现代运动的衰落或消失的概念相关(或者与对它的意识形态或美学的否定相关)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取消高级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之间先前的( 基本上是高度现代主义的)界限，形成一种新型的文本，并将那种真正文化工业的形式、范 畴和内容注入这些文本。尽管从利维斯和美国新批评直到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所有的现代 批评家都强烈地谴责这种文化工业。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迷恋的恰恰是这一完整的堕落了的景象”（10）。对詹姆逊来说，后现代主义表示艺术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定位，后现代主义不是 主 题问题，也不是题材问题，而是艺术充分进入商品生产世界的问题。这即是詹姆逊一贯坚持 和强调的思想，在不同阶段，文化的作用、含义和地位是不同的，文化处在一种不断地变动 之中，在后现代时期，我们面临着新的“文化文本”的呈现，后现代主义是当前后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形式。无论人们怎样看待这种文化转向，是一次与现代主义文化母体彻底地分裂与疏离，或是一种徘徊于西方社会中的文化“幽灵”，还是一种富有建设性向度的思想的 生产等等，其中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后现代表现了一种新的文化转向与思想知识的生产，它充盈于现实世界之中，将现实殖民化，以至它几乎没有外部可言。
正由于后现代的出现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才造成美学与文论的封闭性空间向充分文化化的语境开放，后现代主义对原有的“艺术作品的自律性”和“美学的自律性”的观念 加以攻击。“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讲，现代的终结也必然导致美学本身或广义的美学的终结：因为后者存在于文化的各个方面，而文化的范围已扩展到所有的东西都以这种或那种文化移入的方式存在的程度，关于美学的传统特色或‘特性’都不可避免地变得模糊或丧失 ”（11）。在现代主义那里，艺术从现实世界退出，进入一个自主的艺术空间，它正是依赖所谓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以寻求艺术文化的独特性和审美的乌托邦功能，进而达到对商业文化的抵制和对权威与经典维护的目的。而后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今的大众文化，则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具有同谋关系，它们把艺术包装成商品，作为纯粹审美消费的实物提供 给观众。后现代文化的普遍特征是一种新的浅显性，深度模式的削平，历史意味消失，主体性丧失以及距离感消失等。在理论与批评方面，后现代之所以选择普遍的怀疑精神、反本质主义的文化姿态，以及对传统的否定态度与价值消解策略，从根本上说无不源于其思想转向的逻辑规定。
后现代的这种特殊的知识转向已构成了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一方面，它成为当代学者反思中国文学理论危机的一种思想武器。如有学者所分析的，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 学科体制化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传授体系，特别是“文学理论”教科书，总是把文学视作一种具有“普遍规律”、“固定本质”的实体，它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 的具体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这个意义上的“文学”与“文学理 论”实际上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规律”实际上也只是人为地虚构的“ 规律”（12）。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学界屡屡对文艺学学科进行深层反思与批判，无不源于后现代文化转向中新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作用。另一方面，“后现代概念之所以值得珍视，是因为它警惕我们注意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某些争论当作有待解决的问题。它迫使我们的眼光从狭隘的技术和具体的争论中放开，在更开阔的视野下处理历史变迁问题” （13）。后现代也是现代性的一副面孔，从审美现代性始，它所显示的对歧义、多元和差异的肯定，对“反思性”的强调，对批判与否定性价值趋向的推崇，均对中国文论思想观念的更新产生了十分有益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