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创作中的集体主义一体化

1.由现代性而来的文化集体主义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性的起源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的转折相关，而人本取代神本的本质是人成为主体，以主体的姿态和思维视角来面对整个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所以，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其中当然包括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个体主体性的普遍兴起是人类社会获得充分发展的前提和目的，现代性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要素。这点对于中国作家产生了至深至广的影响，这为他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和文学创作的实践垒砌了一块巨大的基石。应该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这些思想和理念的引入，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创作的样态，这种影响在中国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不但不能摆脱，而且更深地嵌入中国作家包括散文的血脉中，并不时从他们创作的文字中溢出。

我们知道，“现代性”是现代化的产物，一般地说，现代性中所谓的对现代性进行辩护的态度，是立足于现代化对前现代传统的历史性超越，其中它所强调的是现代性作为文明发展目标的自主性和充分性等。由于现代性奠基于近代启蒙思想理性、进步的价值观，其所追求的是为人类普遍解放提供合理性的基础和实现途径，因而它必然体现出超越五四时期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差异的精神力量，而正是这种差异呼唤一种集体的力量来加以对抗，以集体的合力来实现我们自身的文化诉求与现实诉求，这就成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基本推动力，也造就了中国文学百年的基本面貌。

五四之初，中国的文化诉求与现实诉求，面临的最切近的任务是以谋求个体的启蒙来唤醒大众的个体意识，以谋求民族的存亡来实现中国必然寻求的现代性结局。于是，中国走上了一条以东方的现代性来反抗西方的现代性，以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并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的建立为起点，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现代性目标发展，这是众多知识分子在面对当时严峻的历史语境时，集体做出的艰难而决绝的文学抉择。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对于现代性的追求，使得在包括文学在内的诸多领域，“救亡”与“启蒙”两大时代主题成为关键的因素，而且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使得在当时的中国，“救亡”成为最为紧迫也是必须首先解决的课题，因此“启蒙”是必须服从“救亡”的需要的。而不论是“启蒙”还是“救亡”，单凭知识分子个人的鼓与呼肯定是远远不够，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文化集体主义的呼唤与追寻就成为一种必然，而这种追寻是从一种对启蒙的热忱和信任开始的，启蒙所引导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一元论的确认，使得中国文学必然走向了一条集体主义的创作道路。

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主义的批评理论来看，既然是一种启蒙的文学，这就要求文学艺术创作必然走一条大众化的道路，但是什么才是文学的大众化和如何实现大众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因为五四以来的文化是从精英文化来的，而它所追求的目的却是大众化，其间的难度之大非少数知识分子所能够完成的。于是从五四以来直到之后相当历史时期的诸多优秀分子，必然在内心深处产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明确意识，就是要完成文学大众化或者政治大众化的任务，就必然要进行政治革命，而这必须要有集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于是文化集体主义理论构想的形成就成为一种必然，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实践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有着其极大的合理性的。

2.散文创作的集体主义道路

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现实处境的尴尬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已经暴露无余，并渐渐成为推进现代性文化与文明的阻碍，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即使在集体主义渐趋形成的背景下，也并未因此获得新的完整的发展方略，救亡中弥漫的绝望、愤怒、焦躁、失范的社会情绪，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一条革命化甚至是暴力化的文学道路，而这样的道路必然是一条集体主义的道路，否则一切的诉求更是难以实现，于是文化集体主义的道路就成为中国百年历史和文化的主要道路。与之相关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对于群体革命和暴力的情有独钟，在某种程度上这本身就是中国自身文化前进的特点或者一种无奈。

对于文学现代性集体主义的定义和构想，使中国现代时期的作家的创作必然呈现出一种橄榄核一样的面目，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既要重视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的维护和开掘，更要维护革命性的锋刃，又而撕扯甚至是背离的两种力量，最后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撕扯成外表粗大、内里虚弱的一种样态。于是，中国文学总试图从启蒙的神话中解脱出来，却总又转换成为一种自身堕入的过程，即当工具理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就走向了它目标的反面，走向了它所企图反对的那边。于是启蒙就变成了对大众的欺瞒或者欺骗，变成了自我意识的枷锁，阻碍了作家独立的个体发展。因此，从五四以来直到现在的启蒙理性，并没有使人成为自由的人，成为从异己的力量中解放出来的人，反而成为完全服从集体，失去了反思意识的集体主义化的个人，这种对启蒙的尖锐指控，至今仍然具有警醒的力量。

在此种样态中，中国现代散文也就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集体革命的激情和效果，它的发展与繁荣，无疑是与对现代性的追求所负载的革命精神和与之相关的集体主义是分不开的。中国现代散文的革命化和集体化倾向，使得散文与其他文体一样，必然具备一种革命化功能的集体主义特性，于是散文家在创作的时候，基本是按照特有的社会思维方式，甚至是从政治思维需要出发，来实现“集体”的政治意图和目的，即使与之伴随涌现出的大量的“言志”类的散文，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一般而言，“言志”类的散文把“言志”作为散文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突出个人经验对于散文写作的意义。他们坚持散文以“自我”为中心，把散文作为个人化的文体，在写作中，大量书写自己个人的好恶与价值，倡导散文风格的冲淡平和，主张散文絮语化、闲适化，但他们的散文还是服务于一种时代的要求的，更离不开时代的鼓与呼，只要真正穿越进去，就会见到其中的革命的色彩，集体的特性，无论是文体上的，还是思想上的。

可以说，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种近乎扭曲的情结，就是对于从西方引进的思想和主义的崇拜，从政治心态衍化过来的文化心态必然的结果是，崇尚某种抽象的革命象征符号，并以这种符号与理念作为一劳永逸地、整体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处方。直到当下，这种心态也并没有完全消除，其中最大的影响是在革命化口号下集体主义在人们心中的落户与强化，它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文学的集体主义和创作的一体化。于是中国现代散文从内容到形式从一开始是走在了革命集体化了的文学道路之上的，文学内部的变化充满了革命的色彩，他们大力提倡平民、写实、求真、通俗的白话文学，无疑都具有这样的一种集体革命的倾向。这个时期的散文作家，他们所举起的文体革新的旗帜，不光是针对自己的内心的要求，他们的行动更主要的是给予革命的集体一种前沿的示范功能，这无疑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创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引导意义，而且这种集体主义的革命诉求伴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日益高涨，大大强化了文学工具论的战斗性质和暴力倾向，于是散文创作的革命色彩和集体主义色彩就变得更加浓厚。

3.集体主义的沉沦与个体力量的消失

集体主义的沉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那个时期到90年代末，散文的裂变与繁殖逐渐尘埃落定，大抵显现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平分天下的局面，形成了以新生代散文、中生代代散文、老生代散文、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和稍步其后的新散文、后散文为基本格局的众声喧哗的散文生态，每个作家都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真正个人化的话语，毕竟散文家是在语言的内部实现自我人格的构建的，他们的独立自由品格只有在这样的位置才能彰显，这也是散文主体性的本然意味。

其中，在季羡林、汪曾祺、金克木、林非、巴金、萧乾、杨绛、施蛰存、贾植芳、冰心、孙犁、柯灵、黄裳、吴冠中、黄永玉、黄苗子、郁风、谷林、钟书河等老生代散文作家的散文中；在张承志、李存葆、史铁生、贾平凹、周涛、刘长春、周同宾、朱增泉、肖复兴、卞毓方、王小波、余秋雨、王充闾、素素、张抗抗、斯妤、马丽华、王英琦、王小妮、筱敏、刘烨园、韩小蕙、赵玫、铁凝、残雪、于坚、苇岸等中生代散文作家中；在桂苓、张锐锋、祝勇、钟鸣、庞培、谭延桐、止庵、刘亮程、摩罗、王开岭、杜丽、海男、张立勤、张燕玲、潘向黎、何向阳、陈蔚文、冯秋子、周晓枫、洁尘等新生代散文作家的创作中，都体现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的主体价值取向。在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中，创作主体无疑起着核心的作用，因为作品毕竟是作家精神劳作的结果，其面貌和艺术水平也完全是由作家的世界观、艺术素养和创造能力决定的。

应该说，80年代关于人的主体性的讨论，使人的主体性获得肯定和张扬。提倡人本主义，建立起日益庞大和强有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市场体系，以人为中心来进行社会的组织和运转，从而实现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从而为个体主体性的弘扬，个体的发展体制、文化的日益多元奠定了基础，于是个体主体性的普遍兴起，使得人类社会和作为个体的人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时机，而这点却在以后的发展中渐渐变得倾斜与扭曲。

在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慢慢促成了一个集体消费主义时代的形成，它也是一个社会快速世俗化过程，这使得五四到80年代一直所追求的那种主体的解放更是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渐趋到来的商业化使得人的自然欲望和功利的追求集中爆发，它将人推进了一个为物欲控制的深渊。当五四所强调的现代性的诉求不再面对传统的集权体制，而是一个商业化的市场时，人本身所具有的世俗性和精神性的特质就开始分道扬镳，人的本质分裂了，分裂为自然欲望的世俗人和以人文取向为特征的精神人。集体消费主义塑造出一个个在市场化链条上的一个残缺的个人，这样的人不但被欲望的想象所包裹，而且希望拥有对于物欲追求的无限能力，他们对于物质的无穷的欲望集成了市场化的坚硬板块，构成了集体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在市民阶层中获得了相当普遍的认同。于是五四所塑造出来的一个具有革命目标的集体主义精神的人，变化成为一个纯粹消费的载体，一个失去了历史记忆、失去了道德伦理的人，他期望占有更多的物品和资源，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通过对所拥有的财产的数量来证明自己。

在这样的社会，以权力和金钱为轴心、由占有性为目的，五四以来所形成的集体主义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流为口号，被各种市场的要求的规则所瓦解了，同时，市场化的扩大与深入，也将作为个体的人从集体中抛掷出来，使之与公共生活、公共社群的集体失去了有机联系，最终成为一个无所依傍的精神孤单的个人。他们独自面对一切来自社会的压力，对他们而言，个人的生存能力成为社会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但当他们发现这样的企图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的幻想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蜕变为愈来愈强烈的焦虑和不安的一个精神颓废的人。那种在80年代被认为是解放的力量，而如今却成了弱势个人不堪承受的巨大压力。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没有了，“居庙堂之高”是不可企及的，而“处江湖之远”的精神气质也慢慢丧失，于是，散文创作的主体意识没有了，散文创作的个体力量也同样消失了。

4.散文创作中的集体主义一体化

整体来看，近十年的散文创作还是能秉承一以贯之的精神，关注人的心灵，关注自己生存的现实，或是充满激情，或是体现智慧，用散文来表达自己对于世界人生的理解，其中，既有名家创作的老到成熟的作品，也有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散文家创作的精品，更多的则是还不为人所熟悉的散文家创作的优秀散文作品，这些作品汇成了一条散文的河流，浩浩荡荡，散发着一道道集体的光亮，汇入文学的海洋，成为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来的散文创作，不少散文家写作的努力程度和对待散文的真诚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左突右冲，严整地写着散文，将散文写作作为一种生命的通道，从而进入到生活的深处和思想的深处；这些散文家感悟能力是很强的，他们对自己所熟悉事物的过滤能力和解析能力是强大的，他们在生活诸多繁杂无序的物象中剥离出自己散文创作中所需要的东西，显示了他们对于散文创作的把握能力和继续成长的潜力。

近十年来散文创作的实绩很难一一列举，只能挂一漏万地提及一些，比如祝勇的作品集《旧宫殿》《帝国创伤》《北方：奔跑的大陆》《江南：不沉之舟》（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此作品集是祝勇以一贯的写作姿态对自己的散文创作进行的清理；季羡林出版了《处世公德》（中国文联出版社）《真话能走多远》（新星出版社），虽然多是旧作，但两书同样淳朴、情浓、庄重，充满人文关怀，从中可见季老的文品、人品。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了熊召政的散文集《中国小记》，该书收录了熊召政的五十多篇散文作品，其中多为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从中能见到作者的思想的奔涌和思维的扩大；书海出版社出版了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此书也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散文集。安意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散文集《观音》之后，又推出了自己的另一本散文集《美人何处》（万卷出版公司），全书解读了古代女性的经典故事，就写作水平和认识水平而言，对于安易如来说都是一次很大的提升。刘醒龙的新作《一滴水有多深》（作家出版社）是一部以“乡土乡村”为主题的长篇散文，就局部而言，闪烁着作者思想的火花，作者掌控语言的能力也从中可见一斑；张承志的新作《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书中作者对中日关系做了很多中肯的探讨和论述，其中也有一些在一些刊物发表，贯穿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是少有的具有较深思想的作品，江苏文艺出版社还推出了张承志的《秋华与冬雪》，收有“冬夜笔记”“黑暗之歌”“贫苦不是穷人的错”“刚刚在路上”“艺术是这样炼成的”等几辑。北岛的《蓝房子》（江苏文艺出版社）《城门开》（三联书店），写了他在国内国外的所见、所闻、所忆、所历，写出了对于儿时的回忆和怀念。周晓枫的《雕花马鞍》是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红散文”中的其中一本，收录作者的九篇散文，《夏至》《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聋天使》《海平线》《黑夜书》《墓衣》《铅笔》《夜蛾之舞》以及《琥珀》，其中周晓枫延续了自己的写作风格而又有所突破。贾植芳的《把人字写端正：贾植芳生平自述与人生感悟》（东方出版中心），书中充满作者对于艰苦、考验、磨炼、悲悯的思考，是作者生命精华的闪现。铁凝出版了《惊异是美丽的》（作家出版社），从中可见作者心灵的深刻与丰富，对于生活的真实体悟，作者的坦诚和爱意，其中有激情悲悯，又有智性的思索。祝勇的《他乡笔记》（海豚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是作者用文字的阳谋为读者在历史文化的记忆方面设置的一个阴谋；陈浩在《女儿的台湾，父亲的大陆》（中华书局，2013年10月出版），作者怀揣无限的乡情和柔情，书写了他对台湾和女儿的一种特殊的情怀；余秋雨的《吾家小史》（作家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以较新的内容，以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历史为重点，描述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格致的《女人没有故乡》（东方出版社，2013月10月出版）从个人经验出发，以格致自己特有的对散文的精致追求和探索，写出了日常生活中生命的脆弱与无限的希望；帕蒂古丽的《隐私的故乡》（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3年12月出版）写了新疆的一个小村子，表达了作者对于时间、命运、故土、亲情、爱情的思考；丁燕在《双重生活——从乌鲁木齐到东莞的迁徙之路》（花城出版社，2013月10月出版）以独特的观察与体验，感悟与深思，写了南方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弊病。另外邱华栋的《挑灯看剑》（地震出版社，2013月9月出版），解玺璋的《五味书》（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月8月出版），艾云的《寻找失踪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月8月出版），叶梅的《从小到大》（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月6月出版），蒋子龙的《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时代文艺出版社，2013月6月出版），人邻的《桑麻之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月6月出版）等，都是质量相对较高，值得一读的散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