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和表的中国史话
时间：2020-08-14 07:54:3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如果有人问：“什么是钟，什么是表，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大家一定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幼稚的问题，许多人都会回答：“钟的个头大，固定或放置在一处，是为众人报时的计时器；而表的个头小，由个人随身佩戴，是为佩戴者个人报时的计时器（图1、图2）。”不错。但如果有人再问：“为什么个头大的叫钟，个头小的叫表，它们源自何处？”能答得上来的人可能就很少了。
现代机械钟表发明于欧洲，所以国人一般都把钟表视为舶来品。其实早在1900多年前的公元117年，我国东汉科学家张衡就发明了以水为动力、能昼夜不停地自动计时的装置——漏水转浑天仪。到了1090年，北宋科学家苏颂受命宋英宗皇帝的诏令，设计建造出世界上最早的能自动计时并具有动力、传动、擒纵调时和报时等现代钟表功能雏形的计时装置。它比欧洲制造机械钟的时间要早约200年。
但这一世界领先的“高、大、上”的技术发明，既不称钟也不叫表，而叫做“水运仪象台”。它也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计时工具。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两大基本特征——皇权至上和农耕社会所决定的：1、在皇权至上的中国封建社会，一切科技发明必须得到皇帝的认可支持和为皇权服务，才能得以存在。失去皇权的支持，再好的东西也只能是昙花一现；2、农耕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形态，人们祖祖辈辈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节奏的生活方式。所以古人更看重与农事相关的四季和节气的变化，而非每一天精准的具体时刻。正因为此，在我国历史上，沿用了2000多年的表、刻、钟等关乎百姓生活及农业生产的时间工具和报时制度反而更具有生命力：
表：即“圭表”，也称“土圭”，在我国最早出现于3000多年前的西周。圭表由平行于地平面的“圭”和垂直于地平面的“表”组成。使用时，表在南、圭朝北（我国处在北半球）水平放置，以观测太阳光在圭上投射表的影子的长短来确定时间：1、在一天之中，表在圭上投影最短的时刻是“午时正”（即现在的中午12点整）；2、在一年之中，表在“午时正”时圭上投影最短的一天是“夏至”，表在“午时正”时圭上投影最长的一天是“冬至”（图4、图5）。
可以看出，圭表作为时间工具，主要功能是校正时间（正午和节气）。到了唐代，在圭表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将条状的“圭”进化成园形“晷面”的日晷（也有日晷是由丝绸之路从阿拉伯传入我国一说）。日晷除了具备圭表观测表影长短确定每天正午时间的功能外，还具备通过太阳运动产生的表影在晷面上绕表心转动，确定白日大部分时间的报时功能（图6）。
圭表和日晷在没有太阳的阴天和夜晚是无法使用的。所以，圭表和日晷最基本的功能是校准时间，它类似于现代天文校时台报时或现代钟表“拨针系”的作用。
刻：即“漏刻”，也称为水漏（西方人称为水钟）。它一般由铜质漏壶、箭（刻有刻度的标杆）、箭舟（浮子）、壶盖组成。使用时，通过水匀速滴入漏壶使水位升高，托起箭舟和插在箭舟上的箭向上运动，观测箭上刻度与壶盖之间的运动变化，即可知道从开始计时到观测时的时间变化。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刻漏是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墓中随葬的“满城铜漏”，它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图7）。据学者考证，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漏刻计时精度已达到了日误差一分钟左右的水平。
现今保存最完好的刻漏是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乾隆时期（建于1745年）的铜漏（图8），该铜漏以多级漏壶呈阶梯状串联放置，保证漏水的均匀平稳。漏箭有96格刻度，每上升一刻度为15分钟，全部96刻度为12个时辰（24小时）。刻漏是古代典型的计时工具，它类似于现代钟表的“传动走针系”。与刻漏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香刻”（也称香钟、火钟）。它是通过燃烧标有刻度的香来计算时间，一般用于临时或较短时间的计时场所，如科举考试等。
钟：是古代用铜、铁等金属铸造的一种响器。在战国时期，钟只是宫廷中的礼乐器。到了南北朝齐武帝时期（公元482—493年）京城出现了以钟声和鼓声报时的钟鼓楼，钟逐渐成为报时工具。唐朝以后，有了“晨钟暮鼓”报时制度，钟鼓楼也开始建到了州府和较大的郡县。北京的钟楼建于元朝，后几经明清两朝战乱和重建，一直到1924年（民国13年）才停止使用，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钟楼之一（图9）。
我国古代的报时制度中表、刻、钟是同一报时系统中三种功能不同的时间工具：在有太阳的晴天，专司计时的官员用圭表或日晷测定“午时正”，并用刻漏开始计时，每当刻漏显示到了整时辰时，则鸣钟报时。在这一古老的报时系统中，钟只是报时用的响器，其本身并没有计时的功能。而钟与表是整个报时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表以太阳投影长短和位置告诉观测者时间，观测者通过整时辰鸣钟告诉百姓时间。百姓并不关心观测者是如何知道时间的，只要听到报时的钟声就可以了解具体的时间。久而久之，钟在百姓主观意识里就赋予了计时的概念。另外，在中国古代钟和表的概念中，并没有大小之分。如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建造的“高表”和“观星台”，其表、表楼的高度和体积都远大于任何一款钟（图10）。
1557年（明嘉靖36年）葡萄牙人定居澳门，欧洲商人、传教士开始通过海路到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贸易和传教活动。他们之中最著名代表人物当属1582年来到澳门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了（图11）。利玛窦作为天主教会传教士，以西洋钟表、三棱镜等欧洲先进技术产品为敲门砖，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1601年（明万历29年）获准在北京定居和传教，并被任命为宫廷监造官。利玛窦虽未实现其说服万历皇帝皈依天主教的梦想，但却无疑是将西洋钟表带入中国皇宫的第一人。在此后的300多年里，明清历代皇帝和王公大臣们，无不以西洋钟表为收藏玩赏之物。清代宫廷还专门设立造办处，专为皇家制造钟表（图12）。
西洋钟表最初进入中国时，人们对这种精妙的报时机器而惊叹。因机械钟能定时鸣响报时，与中国的钟楼定时敲钟报时有异曲同工之处，于是国人给西洋机械钟起了一个形象的中国名字：“自鸣钟”；而机械表以指针在表盘上转动指示时间，与日晷的“表”影在晷面转动指示时辰相似，故取名为“时辰表”，二者合称“钟表”。对此，清乾隆朝史学家、翰林院编修赵翼在其《簷曝杂记》“钟表”一文中有准确的描述：“自鸣、时辰表，皆来自西洋。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絶技也”（图13）。由于当时的钟表走时误差较大，常常是“朝臣之有钟表者，转误期会，而不误者皆无钟表者也。” 赵翼还讲述了一个“君等臣”的有趣故事：当朝首辅傅恒家中有钟表，连其仆人身上都挂有表，为的是可以相互印证准确的时间。一日上朝，傅恒不知自己的表慢了许多，当他从容来到宫殿时，发现乾隆爷早已久坐龙椅等他，吓得傅恒急急跪倒磕头谢罪，因此事傅恒下朝回家后数日惶恐不安。
随着中欧贸易逐渐增多，除西洋进口钟表外，广州、苏州等地相继出现了制造“自鸣钟”的工匠作坊。这些作坊大多有能工巧匠，用进口欧洲钟表原材料和零部件，手工生产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自鸣钟”，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广钟”、“苏钟”等具有地域特点的时钟（图14）。同时，欧洲钟表制造商为拓展中国市场，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设计制造销往中国的钟表，如“大八件”怀表和“有威”、“播威”、“怡嗱”、“太平洋”等中文商标的钟表（图15）。清末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钟表市场从玩赏器向实用器转变，钟表作为实用计时工具逐渐进入军队、铁路、海运、金融、工商业、医疗教育等领域和一些富裕家庭。
辛亥革命后，我国的民族工业有所发展。1915年在山东烟台成立了第一家民族资本的机械制钟企业——烟台宝时造钟厂（1931年更名为德顺兴造钟厂），并生产出“宝”牌座钟和挂钟（图16）。此后，我国上海、广东、天津、浙江等沿海地区相继出现工业化制钟企业和手表配件（外观件）厂。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4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动了中国钟表业的快速发展。1955年天津试制成功我国第一支手表——“五星”牌手表（图17）。不久，国家先后在天津、上海、北京、丹东、南京、广州等地投资兴建了一批国营手表厂。从1958年起，天津、上海等表厂开始量产手表并投放市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已有钟表总装厂数百家，仅机械手表年产量就达7000万只。
本世纪头十年，面对新技术的冲击、挑战与市场变化，我国钟表企业以全球市场为导向，重新整合资源，努力做强做大。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钟表生产大国，市场上众多国产品牌的机械钟表、电子钟表琳琅满目数不胜数（图18）。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钟表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我国一定能跻身世界钟表强国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