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古史的一部传世著作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苏秉琦著，郭大顺编，1994年9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即在苏秉琦85岁寿辰之际出版。16开，精装，文字及随文插图共262项，彩色图版6页15幅。

该书是一部论文集，收集苏秉琦于1984年至1994年10年间在各种学术活动中的有关讲话与发表的论文58篇，以及1979年与1982年的2篇讲话摘要与要点。其中27篇为首次公开发表。书前有苏秉琦的自序；书后附有苏秉琦的简历，童明康撰写的《人民的事业、学科的荣耀—贺〈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获首届“国家图书奖》一文，以及郭大顺撰写的编后记。该书收集的论文与198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一书收集的论文，在年代上正好前后相衔接，反映了苏秉琦学术生涯的主要研究成果，而《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则是苏秉琦晚年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该书收集的60篇文章，分为区系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中华文明起源与重建中国史前史、世界的中国考古学、学会与学科建设等四章编排，每章中的每篇论文又按时间先后为序排列。而从各文章的内容分析，则可分为三部分，即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与实践，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三个方面。尤以前两个方面的为主，并体现在该书所分四个章节的各篇论文中，是苏秉琦晚年进行学术探索的主体内容，也是我们阅读这部文集、了解苏秉琦晚年学术思想与研究成果，以便指导我们进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需要重点把握的主要方面。

一. 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方法探索中国古史

关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苏秉琦很早就开始进行探索，至1981年在《文物》第5期上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标志着他在这方面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探索成果的形成。而收集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中的有关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方面的文章，则是他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这一理论方法，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问题。如《蔚县三官考古工地座谈会讲话要点》（1982年8月）、《山东史前考古》（1982年12月）、《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新进展》（1984年8月）、《太湖流域考古问题》（1984年11月）、《关于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问题》（1985年1月）、《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1985年10月）、《晋文化问题》（1985年11月）、《关于编写田野考古发掘报告问题》（1985年11月）、《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代序言）》（1986年6月）、《谈“晋文化”考古》（1986年7月）、《“大地湾会”讲话（提要）（1986年8月）、《从兰州到包头》（1986年8月）、《中华文明的新曙光》（1986年8月）、《文化与文明》（1986年10月）、《近代中国考古学方法论（提纲）》（1986年10月）、《变革的时代、变革的学科》（1986年12月）、《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1986年底）、《再谈筹建考古实验站与课题问题》（1987年2月）、《给青年人的话》（1987年4月）、《西南地区考古》（1987年5月）、《向建立中国学派的目标攀登》（1987年5月）、《现阶段烟台考古》（1987年5月）、《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1987年8月）、《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1987年9月）、《从中国文化起源到中国文明起源（提纲）》（1987年10月）、《环渤海考古的理论与实践（提纲）》（1988年5月）、《环渤海考古与青州考古》（1988年10月）、《重建中的“中国史前史”》（1992年5月）、《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提纲）》（1992年8月）、《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1992年9月）、《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1992年12月）、《北京大学“迎接二十一世纪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提纲）》（1993年5月）、《晋文化与北朝文化研究的新课题》（1993年8月）、《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上的讲话》（1993年11月）、《〈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1994年1月）等。

在这些论述中，苏秉琦在1981年阐述的六个考古学文化区系的基础上，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方法，重点探索了中原与北方地区两大文化区系的文化谱系与交流，山东以及环渤海地区的文化区系、太湖流域的文化区系、西北地区的文化区系和西南地区文化区系的划分等。其中于1986年兰州会议开始认识西北地区文化区系的划分，并于1992年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方法从世界的角度再分析中国古文化，于1993年提出了中国是世界三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不仅仅是世界几个文明古国之一。

苏秉琦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方法分析古代文化，目的是“从微观与宏观结合上探索中华民族结构诸层次”（《近代中国考古学方法论（提纲）》）。探索诸如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文明如何从多如繁星的火花汇集成“灯塔”而照亮古代东方，以及从农牧业起源到三次社会大分工，从三大差别导致阶级国家出现到一统中华大国等等形成的机制（《给青年人的话》。他还指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是研究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从氏族到国家、从原始古国到“方国”、到多源一统帝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史等重大课题的基础”（《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其中他用功最深是对中原地区与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两个文化区系的分析，并引发他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起源问题的全新认识。

苏秉琦对中原地区与北方地区文化区系的研究，特别注重这两个文化区系的文化交流，以及这种文化交流导致的两个文化区系的文化发展所引导的中国文明、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过程。如1982年他探索的重点区域是张家口地区。1982年8月他在河北蔚县三官考古工地座谈会上提出冀北、晋北、河曲这“三北”一带是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的联接地带，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路。这时期他将探索的重点区域定在张家口地区，应是既与这里的考古新发现成果有关，又与以往对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成果有关。而1983年在发掘了辽宁喀左东山嘴祭祀遗址之后，他将探索的重点区域移向了北部的辽宁朝阳地区，提出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这一大课题，并指出朝阳地区恰恰是燕山南北地区的重要联结点{1}，并探讨北方地区的文化区系问题。一年以后，即1984年8月他明确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的文化区系的划分，提出锡盟与张家口以东、辽河以西这一区域存在着红山诸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序列，以及与红山文化大致平行发展的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系列；而在红山文化范围内，还可以区分出主要分布在老哈河流域与主要分布在大凌河流域的两个类型。这一认识形成之后，他开始探讨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先秦以前的社会发展模式，于1985年10月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并作为揭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起源和形成具体过程的方式。

在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成果的形成，以及“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概念突破的基础上，苏秉琦开始全面探索中原与北方地区文化交流、以及以陶寺文化为主要基点的“中国”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在1985年11月至1987年9月间，形成了著名诗作：“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磬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产生了阐述“中国”如何形成、以及到中华一统的发展过程的全文仅1千多字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这篇著名短文。

由于苏秉琦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这一他探创总结的理论方法，在分析各地区古文化的形成、发展、交流、演变方面，游刃有余，所以能够从新的角度揭示“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提出了他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独到的认识。

二.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新探索

苏秉琦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几乎倾注了他晚年学术生涯的主要精力，并且是欲罢不能。1997年6月，在他仙逝之前，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的他的“圆梦”著作，即冠之“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名。但是，苏秉琦晚年所进行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与同时代其他许多研究者所进行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在内涵与目的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许多读者对他的一些论著论述，即收集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中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论述，难以理解。这涉及到我们如何去阅读、学习苏秉琦的这些论述。

如果我们仅仅是从“中国文明起源”字面角度分析，苏秉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是在1985年11月之后，于1986年7月27日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专访，谈辽西考古新发现而提出的“中华文明史的新曙光”开始的，后于1986年8月论述了《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但实际上这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主线的继续，即1979年4月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的探索“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学术研究主线的继续，而只是将文明起源研究调整到他的学术研究主线中，实质没有变化，是研究中国古史{2}。所以他在1986年10月谈《文化与文明》时提醒大家：“对文明如何解释，这不是顶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认识文明的起源，如何在实践、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加深对文明起源的认识”。而“提出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目的是要揭示文献以前的历史，这就为历史传说与考古的结合找到一条道路”。后来告诫大家，文明起源是个行动的口号，是一把“金钥匙”。并不止一次地说明，文明起源就是国家起源。还提醒大家不要在概念上转圈子。

苏秉琦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实际上是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为题探索中国古史，最终于1994年形成了他的有关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中国国家发展模式有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种类型。这个学术体系的形成是在他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中国”的形成、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三部曲、中国国家发展模式三类型的四个阶段性研究成果基础上诞生的。所以，学习掌握苏秉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成果，要认真学习、充分了解苏秉琦这四个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实质与形成过程。

1. “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的提出

苏秉琦在1980年前后形成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方法，为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创造了条件。然而应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方法进行古文化的研究，很难与中国古史研究直接衔接起来。而“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正是衔接两者的中间过程的理论方法。

“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是苏秉琦在1985年10月13日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谈《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时提出的。这一概念提出的学术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1985年期间发掘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山东莒县凌阳河、寿光边线王、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辽宁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内蒙古凉城老虎山等遗址发现的城址、墓葬以及陶礼器、玉器等距今四、五千年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以及以中国古代都市问题为主要议题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的召开。那些距今四、五千年高层次文化遗存的发现，使得学术界更加重视对距今四、五千年这段历史的研究，苏秉琦还据此于1984年11月17日提出了“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神话了”。而他在1985年3月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则开始形成了“城”与“乡”的学术概念，即“赞成把‘城市’概念理解与‘乡’对称而言”。在此7个月后，他提出了对推进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意义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

苏秉琦在这时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特定含义是：

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

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

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并强调：“三者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理解，它们联系起来的新概念是：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的遗址、墓地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地点已找到了线索”。他还进一步说明：“现在提出把‘古文化古城古国’作为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与大课题，目的是把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和中国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一部分（指距今四、五千年的那批高层次文化遗存）加以突出，这将会有利于本学科比较顺利的发展”。

苏秉琦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之后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实际上是为研究距今四五千年间至五千年前的这段历史而进行的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探索，是他晚年探索中国古史在方法论方面的又一个重要突破。

2.“‘中国’的形成”这一重要认识的产生

“‘中国’的形成”这一重要认识，是苏秉琦于1987年9月在《中国建设》上发表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中给予完整的表达。这是他在1985年11月至1987年8月期间，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与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两种理论方法，以陶寺文化为中心，重点探索了陶寺文化形成过程中，中原与北方两个区系的文化发展与交流的形式与作用，以及陶寺文化形成的机制与发展的作用与意义，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古文化发展的“裂变—聚变—裂变”概念、文明起源机制为裂变、撞击、熔合三种形式等多种研究成果而形成的重要认识。如这期间他论述的《晋文化问题》、《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谈“晋文化”考古》、《中华文明的新曙光》、《文化与文明》、《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等文章。在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他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是如何形成的。

即距今七八千年间分布在中原渭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和燕山之北大凌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发展至距今六七千年间分别产生了以玫瑰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和以龙或龙鳞为标志的红山文化，意味着文明的曙光在东亚大陆出现；这两支文化的发展，在河北省与山西省北部桑干河上游交汇，至距今五千年前，这两支文化真正结合到一起，在辽宁省西部、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建平、喀左一带迸发出文明“火花”，产生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遗存；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在北方地区（河套、桑干河上游地带）出现了青铜器的传布和文字的发明，篮纹陶器、三空足陶器、朱绘陶器的起源等，表明中华古文明出现转折的迹象；距今四五千年间分布在晋南的陶寺文化，其社会发展阶段比红山文化高，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尧舜禹时期的中国在晋南形成；而后，中国经历了夏商周三个王朝，秦统一形成了现在的中国；在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晋南保留了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年前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苏秉琦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中论及的中原渭河流域与燕北大凌河流域距今七八千年的原始文化，是当时已发现确认的最早的两种新石器文化。所以，该文实际上是宏观上应用了当时中国先秦考古研究，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主要成果，描述了中原地区原始文化与辽西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交往，在辽西迸发文明“火花”，并围绕陶寺文化的形成及对后来影响，简要阐明了中国国家形成与早期发展问题。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是苏秉琦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一个成体系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所以他在《六十年圆一梦》短文中说：80年代科研成果的发表，以此文最具典型意义，对中国文明起源之谜取得触目成果。

3. 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三部曲认识的形成

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经历了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是苏秉琦于1992年9月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提出的。这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中形成的重要认识。

他在该文中指出：由早期古国在4000年前发展为方国，在2000年前汇入了多源一统的中华帝国这一国家早期发展的“三部曲”，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这在燕山南北地区看得最具体。“中国”的概念也相应地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如“尧舜时代”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而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天下”。最后则是2000年前秦始皇统一大业和秦汉帝国的形成。

苏秉琦提出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发展过程，他同时还将“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作为从氏族到国家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于是，他从考古学上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方国、帝国”这样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历史发展框架。他还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中认识到：“秦汉后新一轮的由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帝国，几次重复华夏族早期从古国—方国—帝国的三部曲的翻版”这么一个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有规律性的历史发展脉络。这些宏观上的精辟论述，形成了他对中国古史的一个系统的认识，建立起了中国古史框架，阐明了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特征。

所以，他于1993年5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北京大学‘迎接二十一世纪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讲话中指出：“中国古史从人类文明起步，氏族到国家，国家发展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国考古学—反映的中国古史对全人类未来的重要意义将会越来越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共同财富。‘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就在眼前，就在我们大家的脚下”。并要求以他重建的中国古史框架模式来研究世界上另外两大古文明中心—西亚北非和中南美。

4. 中国国家发展模式三类型认识的形成

苏秉琦在完成了《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之后，又对燕山南北地区文明发展较早而衰败亦较早的原因、传说的五帝时代事迹的地域与中原地区的古国、对“五胡乱华”的历史意义等问题，作了进一步探索；并结合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分析的国家起源的三种模式的思考，形成了中国国家发展模式的三类型的认识。这方面的探索见于《论西辽河古文化》（1993年5月）、《晋文化与北朝文化研究的新课题》（1993年8月）、《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上的讲话》，以及《<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等。而关于中国国家发展模式三类型的完整阐述是1994年1月撰写的《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

《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全文约1000字，是苏秉琦晚年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重建中国史前史、中国古史框架和国史框架的研究结晶，也是说明苏秉琦学术体系形成的代表性论文。

关于苏秉琦学术体系可扼要概括如下：

约一万年以来中国六个主要区域大致都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历程，后又从古国发展至方国，最后汇入到中华一统的帝国的三个国家发展阶段。其中，燕山南北地区的发展过程最早，约在距今8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5000年前进入古国阶段，即传说时代中的黄帝时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距今2000年前汇入帝国。这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典型意义，是原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北方型。中原地区大约在距今6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四、五千年间，吸收北方、东方、东南方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在治理洪水过程中，进入古国阶段，其中在晋南形成了传说时代中的尧舜时期的“中国”，是第一个“中国”概念的发展阶段；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即夏商周三代，是第二个“中国”概念的发展阶段；距今2000年前秦统一六国进入帝国阶段，是第三个“中国”概念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次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中原型。秦汉统一帝国解体后，经历了古国、方国的北方草原民族，如鲜卑人、契丹人、满族人先后入主中原，建立了北朝、辽、清帝国，结束了自秦汉统一中华以来筑长城、设重防，把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对立起来的格局。这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续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北方草原型。

在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传统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国家起源与发展的三种模式涵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其中，古国阶段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奠基，距今四、五千年间最为明显；方国阶段是夷夏关系互为消长的时期，而最后终于达到多元一体格局相对稳定的共处关系；中华一统（即帝国）阶段把前段格局在政治上巩固下来，并不断得到加强。此外，精于工艺、善于创造，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玉的社会功能及其体现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对“天、地、君、親、师”的崇拜与敬重，都是中华文明的精华。

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学术体系，是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口号下，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为题创建起来的一个有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全新的学术体系。

三. 结 语

苏秉琦的最后一篇文章，大致是为纪念文物出版社四十年而写于1997年春的《创业艰苦成绩辉煌》一文。但是，从内容分析，写于1994年1月的《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则是苏秉琦为其学术体系划句号的文章。

在《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之后，他又形成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40周年》、《合作〈东北亚考古学新研究〉序文》、《六十年圆一梦（自序）》、《良渚文化的历史地位》、《南方考古开题》、《百万年延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等10篇文章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这些论述大都是进一步介绍他的学术体系。其中《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对他的学术体系又作了多处充实，并且是他将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大众化方式传播的一种努力。所以，写于1994年1月的《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实际上是苏秉琦晚年学术上进行系统探索的一篇总结性论文提纲。

我们这样认识，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在写于1994年8月24日的《六十年圆一梦》中所说的：“80年代我们揭开了一个‘区系的中国’之谜，1987年前后我们又对中国文明起源之谜取得触目成果。进入90年代初又在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有了系统认识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世界、区系的世界、区系的世界之中的中国。我们似重新发现一个和以往心目中的世界与中国有所不同的图像”。

这应是苏秉琦他本人对《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主体成就的高度概括。如用他自己的话说，即该书的自序名称“六十年圆一梦”。

当然，从苏秉琦于1989年5月在长沙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闭幕式上提出走向世界，至1993年11月在济南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闭幕式上进一步要求以他创建的学术体系来研究世界古代史，要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进一步研究中国古史，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中形成的中国的两个半块来划分世界的两个半块等内容来看，《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又是他经过5年的探索形成的研究世界古代史的学术理论基础、开拓新一轮研究课题的起点。但是，自然规律无可超越，苏秉琦在1994年以后，已没有机会也没得精力对这一恢宏的课题再作开拓性的深层次的探索了。

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是1986年以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学术研究成果。《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是20世纪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古史的一部学术弘论，是指导21世纪进一步探索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探索世界古代文明史的传世著作。常学常新！

注释：

{1}苏秉琦：《燕山南北地区考古—在辽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文物》1983年第12期。

{2}朱乃诚：《略谈苏秉琦晚年的学术研究主线——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一》，《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周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