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官僚制”的解释
时间：2020-08-28 07:54: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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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官僚制”，很多人可能会马上联想到“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并将其归结为“官僚主义”。事实上，“官僚制”又称为“科层制”，是一个中性词，与贬义的“官僚主义”是两码事。在社会科学领域，“唯一能同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官僚制的论述最早、最系统，他认为现代官僚制有几个明显特征。
专业化分工。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分工原则一直是经济学体系的基石。与斯密不同，韦伯从社会学意义上探讨分工，将其与人类理性紧密相连。他认为分工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能够消除等级社会的人身特权，解构依附性的社会关系，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官僚制组织成员的选拔必须采用考试的方式，以专业素质替代个人忠诚，权力和责任附属于职位而非个人，并以法规的形式固定化，真正实现了“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地位高下、贵贱之分”。
等级制。古往今来，等级制不胜其多，但官僚制的等级与众不同。传统上由国王、贵族、自由民、农奴等构成的社会等级，基于人格身份，存有普遍的特权。贵族即使家道中衰，依然可以在荣誉、地位等方面享有平民不敢奢望的优待。官僚制组织中，不同层级的职位按照权力大小和“命令—服从”关系形成金字塔形序列，制度规章赋予不同等级相应的权力，组织成员摆脱了传统的人身依附，实现了人格、身份上的平等。因此，官僚制打破了不同阶层依赖社会等级形成的上下悬隔，为近代以来人人平等的契约型社会创造了先决性条件。
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官僚制组织成员服从共同认可的规则，而不是因人而异的举措或领导喜好。组织的构建形成、部门分工、职位设置、成员选拔和奖惩、运作方式都由相关的法律制度（包括成文制度与不成文制度）明确规定。法规要么由组织成员协商达成，要么由上层领导提出，下级成员经过理性权衡而接受。官僚制的规则充满理性，任何成员都要依据规则行事，上至最高领导，下至普通员工，无一例外。该特征决定了官僚制组织从本质上说是行政的或执行的工具，而不是政治的或情感的载体，其整体必须服从于民选的政治领袖或所有者（如股东）。
非人格化。非人格化又称理性化。官僚制组织是规章的体制，而不是个人的集合，所以个人魅力没有用武之地。职业官僚接受上级的指挥和命令，是因为他们要服从法律和规则，而非命令者本身的人格魅力、身份地位和传统习俗决定的社会等级。官僚制的理性特征，消解了传统社会中的个人忠诚，使组织各部门像机器部件一样严丝合缝，减少了运行阻力，大幅提高了效率。
官僚制组织的管理是以“书面文件（‘档案’，以原件或草稿形式保管起来）及各种文员为基础的”。全体成员及其物资、档案构成“官署”。官署与私宅分离，便于职务活动与私人生活分离，公款公物与个人财产分离。上述分离是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具体体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特定历史时期，为管理学、公共行政学等学科划定了研究范围。
“一旦获得官职，职务活动就会要求官员付出全部工作能力，不管他在官署中的义务工作时间是否已有规定……公家和私家官职都是如此。”官僚制组织成员是职业的专职人员，他们以自己的工作获得工资并享有工作保障，其生活不再依赖上级的恩赐，可以执著于自己的专业义务。官僚制组织成员接受专业培训，据此得到任命，比其余类型组织中的成员拥有高得多的效率。中立高效的官僚制组织，客观上能够在完成各种任务时保持公正，为政府公务员制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显然，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体制，与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几乎完全不同。事实上，官僚制诞生于西欧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迎合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官僚制满足了工业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复杂化的需要，“普遍的经验表明，从纯技术的观点上看，纯官僚制类型的行政管理组织即独断的官僚制可以获得最高的效率”，而且在精确性、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得到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这些都是对传统社会各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领导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纠正，是时代发展的产物。遍观现代社会各类组织，“教会、军队、政党、企业、群体、社团、基金会、大学，等等，毫无例外地被官僚制化”。官僚制无疑已经成为20世纪组织理论领域的标准范式。
官僚制使人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促进了社会平等。然而，官僚制绝非完美无瑕，组织的等级管理原则，往往会造成信息扭曲；法规明确规定了成员的权限和职责，可能会导致对职责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互相推诿；处理公务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意味着对事不对人，往往导致官僚式的冷漠态度；强调履行职务活动必须在文件形式上齐全，可能会使文牍主义蔓延，降低处理公务的效率……不仅如此，官僚制更严重的弊端在于解放个人的同时，又把人类抛入了新的“铁笼”，把人当做“齿轮”，摧残人性。韦伯充满悲观地写道：“每当想到世界有一天将会充满着这样一些小小的齿轮——一些小人物紧紧抓着职位不放并极力钻营更高的职位——就像埃及历史的景象重现……真使人不寒而栗。这种对官僚制的追逐真使人绝望透顶……我们已经完全被卷入了这样一种进化过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怎样促进和加速这一过程，而是设法反抗这个机器，免于灵魂被分割标价出售，摆脱这种至高无上控制一切的官僚式生活方式，以保持人类中一部分人的自由。”
韦伯一语成谶，整个20世纪的组织理论及其实践，可谓官僚制发展、完善、解构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工业社会来临，原有的组织不能有效处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管理学、公共行政学纷纷诞生，泰罗（Frederick W. Taylor）、法约尔（Hei Fayol）、威尔逊（T. Woodrow Wilson）、古德诺（Frank J. Goodnow）等管理大师不约而同地主张克服原有组织的散漫无序，提高管理效率，客观上促进了官僚制的建立和完善。自此，组织理论及各类组织在理性化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企业所有者逐渐隐退，职业经理人迅速崛起，各大高校争相设立商学院，MBA学位受到青睐；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权力受到挤压，行政部门的权力扩张，产生了“行政国家”。
与此同时，理性化的弊端日益凸显，在许多人眼里，官僚制组织已经成了机构膨胀、效率低下、管理僵化、精英集权、否定民主的代名词。1956年，美国社会学者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出版小说《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深刻描绘了官僚制组织对人性的扭曲，广受读者欢迎。管理学领域，帕金森（C. N. Parkinson）、本尼斯（Warren G. Bennis）、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等人或者描述官僚制组织的职场百态，或者试图以人性的光辉消解理性的冷峻。韦尔奇（Jack Welch）、乔布斯（Steve Jobs）等企业家的贡献，就在于以其自身的魅力，成功克服了组织的过分理性，缔造了兼顾人性与理性的伟大组织。公共行政学领域，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描述的“行政国家”不仅未能有效解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问题，反而使社会动荡不安，自身也陷入了严重的思想危机。于是，揭露官僚制内幕、主张公平优先、或者以市场克服官僚制弊端的论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揭露也好，批评也罢，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是现实中的管理运作，还是书斋里的理论探索，实质上都没有突破韦伯式官僚制的理论框架。管理学、公共行政学诞生至今，官僚制就像如来佛祖给孙悟空展示出的广阔世界，各路管理大师在里面纵横驰骋，最终却无奈地发现自己始终没有真正跳出官僚制的手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