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格布（Ｏｇｂｕ）对教育人类学的贡献及影响

摘要：在此次访谈中，中央民族大学著名教育人类学学者滕星教授阐述了美国教育人类学家奥格布(Ogbu)对教育人类学的贡献及影响，并对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奥格布(Ogbu)；教育人类学；贡献；影响

中图分类号：C40-0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8)03－0005－05

王婧(以下简称“王”)：我们知道，您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赴国外进行访学的教育人类学高级访问学者，也是国内第一位接触西方教育人类学大师如奥格布(Ogbu)、斯宾德勒(Spindler)等的中国学者。您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开始了解奥格布的?

滕星教授(以下简称“滕”)：我是1987年第一次接触奥格布的理论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具体主持我国第一部民族教育学专著——《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的撰写与审稿时，我深切地感到中国在该领域研究理论基础的薄弱。这促使我开始把视野投向国外的相关研究领域。我到北京图书馆(现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查阅国外相关的英文文献，经过检索后，我了解到，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外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范围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人类学；二是多元文化教育；三是少数民族教育；四是土著教育；五是移民教育；六是留学生教育。由于冠以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为标题的文献较多，于是我对国外多元文化教育产生了兴趣。但是当时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比较少，我只能从相关的英文书籍目录上了解到一些有关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文献，这使我产生了到国外去进行研究的愿望。经过多年努力，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香港大学和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资料收集工作。这两次出访，为我奠定了很好的研究基础。1993年我申请并获得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和全国第四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的课题资助。在这两个基金的资助下，我赴美国进行世界多民族文化教育的课题研究。当时赴美选择研究机构与合作伙伴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元文化教育的开创人——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班克斯教授；二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国际教育人类学领军人物奥格布教授。我对这两个地点和人物进行了一番权衡，如果去西雅图，我会有更多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方面的训练，而去加州，我会有更多的教育人类学的训练。从当时的学科发展情况看，美国的教育人类学和多元文化教育总体属于教育人类学研究领域。多元文化教育一般是美国教育学家站在教育学立场通过研究教育现象形成的一个学派，而教育人类学则是人类学家站在人类学家的立场观察教育而形成的一个学派。这两个学派虽然研究同一个领域，但是它们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学科知识背景主要是教育学和心理学，因此我决定试图通过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多元文化教育。所以选择了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在奥格布教授那里接受教育人类学的学科训练并与他在同一间研究室工作，参加他的“美国多民族社会与教育”这一课题研究。我在奥格布那里学习了一年时间，攻读了他的四门博士课程，复印了他的大量教育人类学讲义和研究生阅读资料，参与了他的社区力量课题研究工作，并在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在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社区等地进行了田野工作，还进行了唐人街(Chinatowns)的研究。

王：您能否对奥格布做一简要评述?

滕：通常认为，美国教育人类学发源于斯坦福大学(The Stanford University)的斯宾德勒(Spindler，George Dearborn)教授。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人类学开始发展，开始关注学校问题，并把该问题作为人类学研究热点。大的学术环境影响到了奥格布的论文选题，以及他今后的研究方向。奥格布在美国接受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力于对美国黑人社会进行研究，他运用了“类卡斯特”(eastelike)社会阶层理论。伯克利大学的人类学系是美国历史特殊论学派鼻祖博厄斯的弟子克鲁伯(A.Kroeber)所创建。伯克利有非常好的人类学博物馆，他们对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的水平很高，伯克利大学很好的学术传统对奥格布产生了重要影响。奥格布对美国黑人研究从社会阶层理论开始，发展到文化模式，最后是文化生态理论。奥格布的研究对美国政府的教育决策，对美国学术界尤其是对美国教育学界的影响非常大。举个例子来说，在1995年的美国教育学年会上，所有的分会场几乎都提到奥格布的理论，只要有奥格布的演讲，现场一定会爆满，奥格布俨然成为了美国教育学界的明星人物。

奥格布是一个出生于尼日利亚贫困农村家庭中的黑人，他的平民意识很强，并且深受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及民权运动的影响。他22岁时到伯克利大学学习人类学——一个非洲黑人可以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学习，真的非常不容易。他的特殊身份使他对美国少数民族教育尤其是黑人教育更为关注，也使他的研究与一般白人人类学家不同，为美国教育人类学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奥格布文章的被引用率非常高，尤其是他的自愿和非自愿移民的理论，在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教育方面起到了典范的作用。斯宾德勒擅长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他的研究重点在于他对文明层面深感兴趣，这导致他全心致力于有关心理与文明历程领域的深入研究。斯宾德勒是白人出生，他和奥格布在研究族群归属的视角上有明显差异。奥格布的贫民出身背景影响了他对弱势群体研究的关注，他是继斯宾德勒之后当今美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教育人类学家。他不仅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影响了美国教育研究的方法。奥格布在美国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等人一起，被誉为美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四位教育学家之一。

王：您能简要介绍一下奥格布的理论吗?

滕：20世纪60～70年代是美国消除种族隔离运动最火热的时期，也是黑人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时代。奥格布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关注黑人学业成就低下问题，并坚持不懈地进行了30多年的研究。他的理论成为当今世界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基本理论，并极大地指导和促进了美国乃至世界少数民族教育实践。

奥格布的贫民出身背景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决定了奥格布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注。奥格布的理论建构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思想方面，奥格布最初是受到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因此，奥格布早期把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低归咎于“阶层化社会理论”(Caste Theory)，提出了“类卡斯特”理论的概念，从宏观族群社会阶层分析的角度来研究少数民族学生的低学业成就问题。“卡斯特”原意是指不同文化所组成的阶层化社会即由出身地位所决定的阶层化社会。奥格布认

为当阶级社会系统与阶层化社会系统相结合后，社会结构就成为卡斯特体系。奥格布认为，当今美国社会是一个类卡斯特文化社会体系，即社会是以肤色、生理特征、族群等因素为基础的阶层化社会。美国一些受压制的少数民族长期受到白人主流文化社会的不公正的对待，白人主流族群与少数民族关系紧张，使美国社会形成以种族阶层建构社会劳动体系，依照种族背景规定就业机会。因而该社会存在着“职业限制”(Job Ceiling)，致使某些少数民族不成比例地集中于低阶层职业。这种由类卡斯特阶层社会造成的以族群特征而划分的职业限制给受压制的少数民族成员及其下一代形成负面影响，导致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学习中缺乏高成就动机，最终获得低教育成就，并由此进入低社会职业阶层。因此，奥格布认为，解决受压制少数民族学生的低学业成就不能只着眼于解决教室中和校园里发生的问题，更应该从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着手，彻底铲除类卡斯特社会制度。

但奥格布的“类卡斯特”理论在后来的发展中呈现出机械化的倾向——因为有些少数民族的学生可以突破种族限制进入到美国的上层社会。随着研究的进展，奥格布后来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论”对其进行修正。“文化模式理论”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论模式，奥格布试图从传统文化、族群历史经验、族群生存策略以及族群关系的多重角度，寻找解释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高低的原因。奥格布这时不再把少数民族看成是完全一样的整体，他用了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分类学方法，把美国的移民分为自愿和非自愿移民两大类，并从五个层面进行比较分析。这两类少数民族群体的目标、参考框架和族群理论等完全不一样，从而完善了他早期提出的阶层化理论。奥格布的前一个理论是后一个理论的基础。从现实上看，奥格布的理论是符合实际的，因为美国不仅是一个阶级社会，也是一个有着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的等级社会。

在文化和智力(culture and intelligence)研究方面，奥格布着重从跨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化和文化改变对认知能力和智力的影响，以及文化如何塑造和重新塑造人们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后，奥格布提出了“文化生态理论”，强调文化环境的重要作用。在群体认同研究方面，奥格布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关注社区力量和社区贡献，到80年代末，他开始正式研究社区力量。奥格布曾用跨文化的方式研究过社区力量问题，编写了《社区力量与少数民族教育策略》(Community Forces and MinorityEducational Strateies:A Comparative Study)这一调查报告，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一个富裕郊区里的美国黑人学生》(Black American Students in an Afflu-ent Suburb：A Study of Academic Disengagement)中，他着重描述了社区力量这一问题，指出一个少数民族群体的教育战略不局限于学生，它也是家庭和社区的教育战略，这些家庭和社区战略影响了学生的学校适应、学术努力和学业成就。

总之，奥格布的一生致力于少数民族学生低学业成就这一主要研究课题，他为此建构了一套堪称典范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他的学术贡献令美国社会各界和政府不断关注少数民族学业成就问题，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进展。

王：正如您所言，奥格布对美国教育人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他的研究是否也存在着某些缺陷和不足之处?

滕：奥格布的研究专长在于他对美国黑人学生低学业成就的研究，他同时也进行了很多跨文化比较研究，在这些跨文化研究中存在一定的抽样缺陷。我可以从我个人和奥格布接触的经历中谈谈奥格布跨文化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我在美国主要是跟随奥格布从事社区和社会关系研究。奥格布在1995年刚开始完成他的文化模式理论建构。社区理论发展使奥格布感觉的学校教育的问题不应仅仅从社区内部探本溯源，也应该到社区以外寻找原因。美国的社区是按照族群和阶级划分的，在美国，教育归社区管辖，社区对教育的要求会直接渗透到学校教育之中。社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都会影响到学校教育。我在美国访学期间，经常参加奥格布项目的小型讨论会，参与了他的部分研究工作，奥格布也把他的部分研究工作向我征求意见，比如对中国人的研究。奥格布没有亲自来过中国，他对中国的印象仅仅停留在伯克利大学附近的唐人街(Chinatown)，奥格布认为对唐人街的研究就是对中国人的研究。我曾向奥格布指出美国有不同类型的唐人街，如在旧金山市区附近就有两个，一个是台湾人建的唐人街，另一个是广东人和福建人建的唐人街。旧金山唐人街的广东人和福建人主要是100年前因修建铁路移民到美国的华人的后裔，这些华人是中国最典型的农民，他们的社会制度保留了传统的封建宗法社会结构和秩序。而现在，这些东西在新中国的农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奥格布认为研究旧金山唐人街就是研究中国，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了，旧唐人街反映的是100年前的中国人而不是现代的中国人。而20世纪60年代从台湾赴美的中国人和80年代以后从大陆出去的移民也有很大的不同，那些台湾人也不能代表现在的中国人，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移民后来融入了美国社会之中，他们并没有建立起唐人街。因此，奥格布并不是很了解中国人不同的分类，他的研究抽样不能代表中国人，他以此类推所研究的其他族群也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奥格布的一些跨文化研究并没有亲自去过研究当地，而是委托一些学生或同事进行。这些学生、助手本身可能也存在自身文化的局限。比如协助他研究中国人的学生就是当地旧唐人街的第三代移民，本身只了解旧唐人街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奥格布在去世前曾和我有过频繁的联系，他对中国现在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曾要求我帮助搜集台湾等地的资料，奥格布似乎有把他的研究工作推广到国际领域的雄心，但他还没来得及实现这一夙愿就离开了人世。

王：奥格布是一位来自非洲的美国黑人教育人类学家，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尼日利亚度过的，他的个人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何种影响?

滕：在现实社会中，一个人往往在年轻时代持有理想主义的信念，容易同情弱者、追求正义、反对强权，思想上多带有左倾进步主义色彩，当他年长之后，开始反省自我、全面分析人生和社会。思想上也逐步趋向于保守，这和一个人的年龄、阅历、感悟等等都有关系，人类社会个体、群体大都如此。奥格布是一位来自尼日利亚贫困农村的黑人移民，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并成为美国知识界的精英分子，他是一个持有绿卡者，但他终身未加入美国国籍，他希望退休之后回到祖国(奥格布去世后葬于尼日利亚)。他在美国求学期间正是美国六十年代黑人运动和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他的出生背景导致

他的平民意识很强，并当时接受了新马克思主义理念，对美国黑人社会进行研究，提出了阶层化理论。倾其一生关注美国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学生的学业成就问题。

一个人的身份(Identity)是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会左右到他的研究取向。奥格布与美国本土的黑人学者也不一样。像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班克斯(James.A Banks)也是黑人，但他是美国地地道道的本土黑人。奥格布认为，虽然目前实施的多元文化教育可能达到了许多值得的社会目标，但它无法有效地解决那些通常在学校表现不佳的少数民族的学习问题。在奥格布看来，班克斯所提倡的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情感，尽管它提倡有色族群积极参与，有助于培养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但其理论存在许多不足，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还是站在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基于这一看法，使得他们二者在理论和观点上存在严重分歧。奥格布一直不认为自己的研究属于多元文化教育，而是教育人类学研究。

王：最后，请您谈一谈Ogbu的研究对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滕：中国教育人类学这一学科是在学习、吸收西方教育人类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建构中国的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必须深刻理解该学科的含义和研究方法；了解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当今的研究重点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这些奥格布都已做了详细论述。在研究方法上，奥格布的研究也为我们更好给学科定位指明了方向。奥格布对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有过深入论述。他的研究也一直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他还常用跨文化的比较分析法。这些研究方法是我们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所必须坚持的基本方法。中国的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应该借鉴西方教育民族志的一些现有成果，并结合中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实际进行嫁接。此外，在人才培养、学术梯队建设、组织机构建设等方面，奥格布都给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以很多重要启示。

应该说，我个人受奥格布的影响很大。我这20年来的工作是从少数民族教育开始切入的，我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先后两次去美国学习取经，从奥格布那里获益匪浅。我从美国带回了奥格布等西方教育人类学家的理论思想，并进行大力推广。同时，我致力于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构建，在教学和研究上也借鉴了奥格布的方法，尝试将其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教育人类学研究和实际工作之中。从美国访学回来之后的lO年中，我为推动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很多心血都没有白费。在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我的主要工作包括：一是介绍引进了大量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成果，我和研究生在教学过程中一起初步翻译了20余部有代表性的西方教育人类学著作作为研究生教学使用的内部教材。二是编写有关教育人类学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我和我的同事相继编写了带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对象的教育人类学的教材和读物，如《民族教育学通论》、《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等。三是注重人才培养和学术梯队建设，我们在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本、硕、博三级培养教育人类学人才的教学体系，努力培养学科后备力量，并不断提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水平。四是在中国高校和学术界积极传播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近几年来，我多次应邀在全国部分重点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师范院校的教育学院和教育系开设教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课程和学术讲座。我的这些工作对中国教育学、中国人类学的学术交流和研究推进有一定的辐射。现在，中国教育界日益重视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人类学领域也开始注重对教育问题的研究。而且我们对奥格布等西方教育人类学理论著作翻译的作品，近期内也准备出版了。这些都是奥格布的研究对中国教育人类学学术化、规范化以及学科建设方面的影响。

奥格布是在批判前人不太完美的理论中发展自己的观点，也是在接受他人的不断批评和挑战中不断改进自己的理论的。我国目前的教育人类学研究几乎都是以国外的理论为指导的，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些理论，发展中国自身的教育人类学理论框架，积极开展教育人类学研究。我希望中国的研究者能够运用奥格布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检验西方的教育人类学理论是否可以解答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如我在1996～2000年为美国福特基金会做的一个项目，专门研究中国云南省澜沧县木戛乡拉祜族社区女童的失辍学问题，就对西方人类学关于少数民族学生学业低成就的基因遗传理论提出了质疑。我们借鉴奥格布的教育人类学理论，不仅仅是为了简单模仿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模式，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中国本土化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的兴起，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将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在理论建设方面，我们要继续借鉴奥格布、斯宾德勒等人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学说。近年来，不少国内学者和研究生运用奥格布的理论进行研究，发表了一些优秀的学术成果。如果这些研究能够结合人类学规范的田野调查，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另外，我们也要对西方的教育人类学理论进行检验、修正和完善，使中国教育人类学在批判地吸取西方教育人类学精华的同时逐步走上本土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