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民主党派的重庆旧址
时间：2020-09-12 07:51: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打开文本图片集
提起重庆，人们不禁会回忆起民主党派，提起民主党派，人们自然而然会联想起抗战岁月中的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堪称民主党派的摇篮——有四个民主党派先后在此成立或筹建。当时的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不仅是中国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还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身之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发祥于重庆。
上清寺“特园”：
中国民主同盟诞生地和三民主
义同志联合会发祥地
“特园”北临嘉陵江，旧时可见帆影点点，宅内遍植花草，三月花放，八月蝉鸣。房主鲜英是位开明士绅，他不仅无偿提供私宅给“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活动，并全力赞助民主改革。特园主楼名叫“达观楼”，是一幢三层楼的青砖建筑，前后有两个大花园。另有一幢一楼一底的楼房，以鲜英第八女鲜继平的“平”字命名为“平楼”。还有四幢连排三层楼房，以鲜英第九女鲜继康的“康”字命名为康庄，编为一、二、三、四号楼。“特园”的黑漆大门高三米，宽两米，门楣上方有鲜英手笔“鲜宅”二字，苍劲有力。因为修建牛角沱大桥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特园现在只剩下康庄。2011年3月，在“特园”建成的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正式开馆，为人们提供了重温历史的生动画面。
抗战期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骤变的时期。多桩史实难以枚举，民主进程的推进，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社团与流派，历来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急先锋。此前，已涌现出所谓的“三党三派”，即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统一建国同志会。因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941年3月19日，上述党派联合，在上清寺“特园”秘密集会，成立了当时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提出“团结、抗日、民主”的主张。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十大纲领”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11月16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一次以组织的名义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茶会，向国内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后来，因为形势发展需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在特园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改团体会员制为个人参加，扩大组织的社会基础。会议还决定在西南、西北、华南、华北发展地方组织，建立总支部和支部。此后，民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并肩作战，直到解放。
和民主同盟一样在特园成立的，还有另外一个民主党派，那便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早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党内就有左派、右派之分。1927年后，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出现有民主分子，赞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国共第二次合作。
1941年夏，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帮助下，经国民党党员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酝酿发起，中国民主大众同盟在重庆成立，史称“小民革”。1943年2月，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人又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以座谈时事的形式，联系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同年8月，决定筹组正式组织。9月，谭平山等10人组成筹备小组，经过多次商讨，最后将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
从1944年上半年起，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开始吸收成员和开展活动。因为是秘密组织，座谈会的地点不定，主要借用可靠的公司、银行、商号以及私人住宅。
民联组织的在座者都是国民党党员，却一致认为国民党已经腐朽堕落，必须改造。大家认为，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和三青团与真正的三民主义脱节，党员中的“大多数以背诵遗嘱，为升官发财之符咒。以口讲三民主义为分立门户、派系斗争之盾牌。只有个人派系利害的分歧，而无主义认识的一致”。因此，“必先谋党内民主团结与组织的彻底改革”。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特园”召开。会议通过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国民党应该“结束党治，由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的贤达人士，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要求“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平均地权”。
这之后，一直到1948年1月，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才结束了它在重庆的岁月。
公园路青年会大厦：
九三学社的孵化器
青年会大厦位于渝中区公园路，1933年建成，四楼一底，原为重庆市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驻地。
抗战期间，半壁江山沦陷，重庆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一大批著名的高校和学界精英播迁于此。
古代的读书人研修学问，讲求经邦济世，即学问服务于国家、作用于社稷的功能。从观念上看这是不错的，但由于儒家学说的局限，读书人入仕后，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往往与经邦济世的理想南辕北辙。究其原因，是因为儒家把道德伦理作为建设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事实却证明，离开法制，社会根本就没有秩序可言。这道理虽然简单，潜心学问的知识分子，起初却并不一定明白。
日军侵华，炮火连天，上海、南京的官僚分头逃亡，有人携带了经手的公款，有人携带了搜刮的黄金，有人拿走了没收的鸦片，有人暗藏银行的存折。科技界的精英，携带的是显微镜、实验设备等物品，中央大学甚至把实验动物带到了沙坪坝。到重庆安定下来，他们钻进新的象牙塔，想的都是科研。
可是，象牙塔中的晶莹冰花，扛不住现实的酷烈阳光。1944年下半年，豫湘桂战役失利，国民党当局的军事、政治、经济普遍面临严重危机。此时，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经常聚在一起，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这时大家才想起，五四运动除了追求科学，首要追求的其实是民主。
当时，中共参政员林伯渠，正好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号召获得了各阶层民众的热烈响应。在林伯渠的指导和许德珩的建议下，民主科学座谈会成立，宗旨是继承五四运动传统，为坚持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而努力。 1945年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正式生效。各地庆祝抗战胜利，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在这欢庆的时刻，民主科学座谈会在重庆召开扩大会议。鉴于战后面临着“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抉择，在座者深感斗争道路方长，而战后各自都要复员回到自己的故乡，有必要建立永久性的组织以加强联系，继续团结奋斗。于是，座谈会决定扩大成员，建立组织，以9月3号这个日子命名。因为“抗战最久而受创最深之中国人民，对此伟大的民主胜利之九月三日，应谋发扬光大”，故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 经过几个月筹备，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会大厦召开成立大会。从此，一个以文教、科学技术界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为“民主与科学”而奋斗的民主党派诞生了。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许德珩后来还在回忆文章里，记述了九三学社筹备期间的相关事宜。其中一部分生动地讲述了在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毛泽东，1945年9月12日专门会见他与妻子劳君展的情形：“听到毛主席亲来重庆，我们兴奋异常。不久，就收到了毛主席的请帖，约我和君展于9月中的一天在八路军办事处吃午饭。那天上午8时，我和君展徒步前往。我们当时还向毛主席汇报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主席勉励我们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我说：我们也在考虑这样做，不过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主席指出：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些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经过毛主席这样一番指点和推动，我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决心把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温床
白象街位于渝中区下半城长江边，1886年这里开办起重庆最早的有线电报局，1891年开埠后，英、美、日等外商在此开设洋行，形成金融街。重庆城最早的洋房子就出现在白象街，它们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大多采用花格门窗，雕刻镂空。而西南实业大厦便在其中之列，它属于西南实业协会所有，为五楼一底的青砖建筑。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惨败，一些开明士绅就提出要多办实业，也就是多办工商业，才能富国强兵的理念。其代表人物叫做张謇，他在《政闻录•对于储金救国之感言》中写道：“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把中国比喻为一棵树，那么，教育就是树上的花，海陆军就是果实，而要想开花结果，根基则在兴办实业。这便是“实业救国”的由来。
怀着这个理想，从18世纪末发愤图强以来，一批批民族实业家茁壮成长，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以奋发图强为动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享誉中外的中国工商业。抗战初期，他们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将东部和沿海的企业搬迁到大后方，为民族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胜利，和平已不再是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民族实业家只希望内战不再重开，环境安定，他们才能继续施展抱负。然而，孤立的个人对时局没有发言权，最好有自己的代言团体。
1945年8月，国共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政协协商会议也紧锣密鼓，这让一些民族实业家看到了希望。或许，中国也能实现欧美国家那样的民主体制。这也是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和同仁们的梦想。黄炎培说，近代百年，积贫积弱的中国一直渴望民族振兴，消费外来的技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甚至意识形态都来自于19世纪的德国与20世纪初的俄国。但是，多年的模仿与消费之后，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
于是，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宣告成立，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还有一些其他的文教界人士和民族工商业者，其骨干是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教社”和以胡厥文为代表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其基本政治纲领的核心是民主和建设。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同舟共济，为民主革命的成功而不懈斗争，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民主党派在重庆的旧址，也因此成了不可复制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