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阶段与内在脉络
时间：2020-11-19 10:38: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是在中国新的社会与文学现实的基础上，在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学界提出来的对于中国本土产生的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的一种新概括。本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进行了探讨。赵炎秋的文章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阶段与内在脉络。文章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以党的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不同阶段的特点与内涵。刘超的文章亦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的几种不同概括和理论表述方式。认为相对而言，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这一术语更能概括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的内涵与特点。刘锋杰的文章则立足微观考察，主要探讨周扬的文艺思想从早期的“特殊规律论”到中晚期的“共同规律论”的发展及其内在原因。作者认为，周扬中晚期尊重“普遍规律”，强调人道主义，既是其思想的一大进步，也是中国文艺思想发展曲折过程的见证。三篇文章各有自己的特色与见解，希望能够在推进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讨论中，起到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按时序可分为1915—1935年、1935—1976年、1976—2012年、2012年—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陈独秀;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第四阶段的代表人物是习近平。四个阶段的基本指向、主要内涵与特点总体上是一致的，发展的内在脉络具有连续性。但每个阶段又都有不同的特点与侧重。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解与把握。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阶段;内在脉络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6-0034-011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已经走过百年征程，这百年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15—1935年、1935—1976年、1976—2012年、2012年—。（1）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节点，认真探讨一百多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阶段与内在脉络，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一、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中国人民之所以在20世纪初叶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一发展可以上溯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因此，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有必要回顾1840年以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展的过程。
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使中国逐渐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以其“坚船利炮”为先导，逐渐侵入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感到“亡国灭种”的危险，一方面感到西方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先进，一方面奋起救国，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况下，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建构。其主要代表是王国维和梁启超。王国维在20世纪初期陆续发表了《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等一系列文章与著作，试图从审美入手，借助文艺的更新重塑国民的精神人格，在理想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自上而下、循序渐进地建立哲学、文学学科，以无功利的审美主义方法启迪民智，进而改造社会。梁启超在1902年的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试图通过小说界革命达到“新民”的目的，通过“新民”最终实现社会的改造与变革。王国维推崇“审美非功利性”，梁启超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两人都试图通过文学（审美）来影响民众，达到改造、变革社会的目的。但这种主张实际上颠倒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忽略了革命实践在改造社会中的根本作用，自然无法取得意想中的成功。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亟须新的变革和新的理论来指引。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在这之前，由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时，也零星地介绍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但由于缺乏现实的支撑，马克思主义这时还与其他西方社会思潮混在一起，没有特别被人关注。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与威力，将其作为救国救民的不二途径，真诚地接受，系统地宣传、学习。在中国北方，最早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他在1918年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主张中国人民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南方的上海，陈独秀则主编了《新青年》杂志，系统地刊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介绍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文艺问题，发表自己对于文艺的看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由此形成，其主要代表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 、李求实 、沈雁冰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重视文学对社会革命的促进作用，要求文学自觉服从社会革命的需要。从这一基点出发，他们提倡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革命倾向性，要求作家按照革命的需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求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表现进步的思想内容，表现工农大众的生活，塑造他们的形象。这些观点成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
不过，早期中国马克思主義文艺思想存在三大先天不足：
其一，未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国普及马克思主义，加上自身从事革命实践不够，未能有意识地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缺乏相关的基础。瞿秋白1927年写道：“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迫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2]这段话有自谦的成分，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现状。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有一定欠缺，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全面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至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实际上还处于初始阶段。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2]就文艺来看，这一时期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分析、评论文学问题，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念。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指出，新文学必须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3]445-446所谓“坚信的主义”实际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所谓“宏深的思想、学理”指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学理。李大钊的意思很明显，新文学必需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表达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这还只是一般的号召，没有深入的论述，更没指出具体的途径。瞿秋白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认为：“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没有因文学的变更而后影响于思想，而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社会的……不是因为我们要改造社会而创造新文学，而是因为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学。”[4]这些观点自然是正确的，但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逻辑推衍。在批评胡秋原的“自由”论时，瞿秋白指出：“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在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5]这一观点也是正确的，但也只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直接运用，与中国文学实际的结合并不有机。因为这篇文章写作的1932年抗日战争实际已经开始，中国文艺界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组织抗日文艺统一阵线，而不是批判胡秋原之类的自由派文人。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1917年）中提出：“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6]这“三大主张”倒是结合了中国文学的实际，但此时的陈独秀还很难说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三大主张也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还属于革命民主主义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