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萐父船山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浅探
时间：2020-11-23 07:52: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萧萐父船山学研究主动继承了侯外庐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拓展。萧萐父对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既有继承，也有拓展。“继承”体现在主动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船山的共同路径，以及对船山思想具有启蒙性质的共同判定。“拓展”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的叙述术语、体系构建、内容扩展等方面的深化，以及对现当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和以西方思想研究船山的不同模式有所注意和肯定。萧萐父船山学研究存在着“思想的内在理路”，一方面发掘船山思想的逻辑范畴，以构建船山哲学体系之网；另一方面厘清船山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将船山思想纳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旨在从中国自身的思想上找到启蒙精神的内在性根芽和根据。
关键词：萧萐父；侯外庐；船山学；“内在理路”；“早期启蒙说”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1-0051-09
萧萐父（1924-2008）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已经对船山学有所接触，并参与了1962年船山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工作。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船山研究一直是萧先生的重心所在。1962年以初步研究船山唯物辩证法思想的《船山哲学思想初探》，和以开始探索船山历史唯物主义的《浅论船山历史哲学》的两篇专文是其开山之作；1972年编写的《王船山年表》草稿，是其力求全面把握船山的生平历程，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船山思想做准备的体现；1984年主编的论文集《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收入的同名之作《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则分别从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认识论继续拓进，并超出了“引论”的范畴；1993年出版的个人论文集《船山哲学引论》最大的特色，则在于关注新儒家等其它各家学派对船山学的研究，以及通过一些书评注意到学术界船山思想研究的新动向、新方法；而与弟子许苏民先生合作，出版于2002年的《王夫之评传》，以“据实以存真”为撰写原则，以一贯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相关理论为基点和主题，全面论述船山思想，是其船山学研究的“收官”之作。
今逢纪念王船山逝世320周年，笔者不揣浅陋，对萧萐父先生船山学研究的“内在理路”，做一浅显探讨，以求教于诸位老师方家。
一、萧萐父、侯外庐船山学研究的共同路径
近现代以来，自梁启超始，钱穆、王孝鱼、嵇文甫、张西堂、蒋维乔、吕振羽、侯外庐等以来，萧先生对前辈的船山学研究成果，有所拣择和扬弃。但对于本人来说，萧先生明确认为自己继承的是侯外庐先生的船山学研究。这其实和他对侯外庐学术研究的定位是分不开的。萧先生认为侯外庐先生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的拓荒者，而且填补了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的空白。从他对侯外庐学术贡献的肯定，可以看出，萧先生本人始终服膺侯外庐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即使在步入新世纪之后，他在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的专文《“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中，仍然承认这一点：
如今，虽然不少随波逐流的人们漠视侯外庐先生的学说，虽然他的“早期启蒙说”成了摩登的后现代学者们力图“消解”的对象，但我们仍然在此庄严地宣称：我们自愿继承侯门血脉，自愿接着侯外老的启蒙说往下讲。
事实上，萧先生对侯外庐的船山研究以及“早期启蒙说”的肯定之语，在其不同年代的著作中均多次提及。然而，萧先生的这种表述以及在多种场合之下，对侯外庐船山学的明确继承态度，使得学术界长期以来普遍认为萧先生的船山学研究以及“早期启蒙说”，“理所当然”应与侯氏归为一派。
笔者通过阅读二者部分船山学研究专著之后，发现上述观点如果从时间序列上说，这种思想史上的顺延归类当然无可厚非，但从二者的内容侧重点和研究逻辑上来说，则有待商榷。
对于这一点，蒋国保先生已有所注意：
我们认为，萧先生关于中国早期思想启蒙的认识与侯先生的有关认识有所不同是较为明显的，但萧先生自己似乎并不在意这一点，反倒一再强调他的看法与侯先生的看法没有明显的不同。
蒋先生是从侯外庐对“早期启蒙”与“近代启蒙”的定义区分、以及侯对早期启蒙思想的历史分期与萧不同等角度，来论述二者的不同。笔者也认同这一点，但观察点与蒋先生不同。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萧先生对侯外庐“早期启蒙说”的继承问题，而对二者船山研究的内在关联的关注渐渐淡去。这固然是因为“早期启蒙说”的话题讨论更具有时代意义。对此，笔者认为，倘若要论证萧先生对侯外庐“早期启蒙说”继承的命题是否成立，首先应该从二者的船山学研究出发，寻找其是否存在共同及相异之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二者的“早期启蒙说”均是从船山开始，进而旁及其它人物，最后贯穿明清之际这一特殊时代。笔者的这一论点有如下论据：
萧先生在回顾侯外庐学思历程时，这样归纳：
他研究得最精深的是王船山，作《船山学案》；由此下行，精研各时段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集个案研究而成宏篇巨帙，遂有从王船山至王国维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和从王船山至龚自珍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然后又从王船山向上追溯，精研王艮、何心隐、李贽、王廷相、罗钦顺、吕坤及东林学派诸个案，肯定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想已开17世纪启蒙思潮之先河。
侯先生认为船山学术应先行“发表”和研究的重要性在于：
船山先生的遗产是一座哲学的宝库，待我们去审慎地发掘与研究，他的优秀传统更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本书在于试验作这种学术工作，但亦仅尝试而已。作者正治中国近代思想史，觉得民国十二年以来的东原哲学研究，应该让位于船山哲学研究。读了船山的遗书好像“登泰山”，颇对于东原有“登东山”之感。因此，作者把船山学术从中国近代思想史中抽出来先行发表，以求正于大雅君子。
船山先生的学术是清以前中国思想的重温与发展，他不但把六经别开生面地重新解说，而且从孟子以后的中国哲人多在他的理性主义批判之下翻案估定，所以他的思想，蕴涵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这在研究他的哲学上是最棘手沉重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