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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新闻价值观“异”“同”的文化学阐释

    时间:2021-01-17 07:57:0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 中西新闻价值观的“同”表现为对基本新闻价值要素的认同,根源在于社会化的人的共通性,和新闻事实的客观存在。中西新闻价值观的“异”表现为对新闻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和实践中对新闻价值要素的不同选择。这种差异有政治经济利益取舍方面的原因,但根源在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从文化学理解新闻价值观有助于全球传播中求同存异,实现有效传播。

    [关键词] 新闻价值 观念 文化学

    新闻传播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新闻价值观决定着新闻事实的取舍与报道的不同角度。中西新闻工作者在传播实践中,总结归纳出了大致相同的几个新闻价值要素——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趣味性等。然而,中西方以相近价值观指导出的新闻传播实践却表现出巨大差异。中国批评西方媒体报道无视中国国情的文化霸权主义,西方媒体则认为中国媒体报道忽视了对人权、公民知情权与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国际传播中的意见分歧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间的沟通交流。本文将从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来审视分歧的根源所在;把新闻价值观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大框架下,以此思考全球传播新秩序构建,思考中国软实力建设中新闻传播功能的发挥。

    一、“同”——对“人”的共性、新闻事实本体和新闻价值观形成历史的考察

    如上所述,中西方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形成了对新闻价值基本一致的看法,这是中西方新闻信息交流和沟通对话的基础。学者赵莉在《从<今日美国>看美国的新闻价值观》中统计发现,“2002年美联社和新华社所评的十大国际新闻中,有四条是完全一样的,反映出中美新闻价值观中某些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1]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相同性的存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社会化的人的共通心理与思维习惯。人的生命存在共同性,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行为方式。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也面临着共同的外部环境。这些相同或相似性,使得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形成的心理、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具有共通性,这必然会影响到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新闻价值选择。

    其次,客观发生的事实对新闻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基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闻事实——其中蕴含着能够满足受众需要的特定属性。这些特定内涵和属性决定了中西新闻价值观相同的一面。

    考察新闻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历史就能证明中西方“同”的一面。

    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形成源远流长。1690年,德国人托比亚斯·朴瑟在一份关于报纸的论文中提出,为了在数不胜数的新闻事件中作出选择,应该把那些值得记忆和知晓的事件挑选出来加以公开报道。他列举了他认为值得报道的事件,涉及到了选择新闻的异常性和重要性等标准问题。这是西方新闻史上最早提出的新闻价值观念。后来,德国学者卡斯帕·斯蒂勒又在1695年提出了新闻价值的新鲜性、接近性、显要性和消极性等。[2]

    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真正形成,伴随着美国政党报刊的逐渐衰落和大众报刊的蓬勃兴起。在19世纪30年代的报业竞争中,西方各报社老板和主编为扩大报纸发行量,十分重视对新闻事实的选择。20世纪初,美国、日本的一些新闻学者把新闻事实的选择标准统一到新闻价值这一概念上。1922年,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首次提出“新闻价值”这一概念。他明确提到突发事件、地缘接近、个人影响与冲突等新闻价值要素。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再一次掀起探讨新闻价值观念的高潮。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是约翰·格尔腾(Johan Galtung)和玛丽·鲁基(Mari Ruge)。他们考察了“事件”变成“新闻”的奥秘,并论述了新闻的12个要素。[3]

    关于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西方新闻学者少则有5因素说,如麦道格尔;多则有20因素说,如英国汤姆森基金会专为第三世界新闻工作者编写的新闻教科书等。尽管西方新闻界在新闻价值标准的具体表述上有多有少、有轻有重、有先有后,但他们在主要标准的确定上还是相当一致,其中包括:影响力、接近性、异常性、显要性、及时性、冲突性和趣味性等。[4]

    实践的需要与向外的学习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进行了本土化诠释,形成了与西方比较接近的价值观要素。徐宝璜在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中认为,“新闻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并明确提出了新闻价值的三个要素,“重要之最近事实,自能引起较多人数与较深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高之新闻。次要之最近事实,仅能引起较少人数与较浅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低之新闻。”“同一新闻,其价值与发生及登载相隔之时间成反比例。此相隔时间愈短,则新闻价值愈大,愈长则愈小也。”“同一新闻,其价值不仅随时而异,又大抵随地而有别也。吾人所注意之事,大抵以己为中心,渐推及于己所熟悉之人及事。故现虽处交通便利之世,所最注意者,大抵仍为本埠之事,及本埠之人。”[5]

    邵飘萍在他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介绍了美国威斯康新大学新闻学教授格兰特·赫德对新闻价值标准的概括:爱读者之数;时机之适当与否;距离远近之关系;性味集中之变迁。格兰特·赫德分析新闻价值减少的原因是:含有广告的意味者;揭发人之阴私者;有害社会之风者。[6]

    20世纪40年代,萨空了在其《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了新闻价值“两个条件、两个要素”的观点。他把新鲜、真实列为新闻价值要素,而把新闻与人类“有关”、“有益”作为新闻价值的基础,体现了新闻价值的“有益性”原则。这种阐释对新闻价值理论有所突破,回归了新闻价值的本意,但他未对新闻价值的内涵作出详述。[7]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新闻改革的逐步推进,新闻价值理论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西方国家的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对西方新闻价值理论采取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在广泛汲取和积极消化的基础上,对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形成了关于新闻价值的一些基本观点,主要包括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等。[8]

    对中西方新闻价值观形成历史的考察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地区,在人的共通性基础上,形成了大体一致的新闻价值观念。

    二、“异”——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审视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于新闻价值要素的不同理解,以及在实践中不同的选择上。

    西方新闻价值观尤其是传统新闻观往往强调反常、冲突、矛盾,定位于媒体是社会和政府的监督者,习惯“多报忧少报喜”;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新闻价值观往往注重正面、健康、和谐,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着力于反映光明面,“多报喜少报忧”。西方新闻价值观注重以受众为本位,强调以受众的兴趣与需要作为新闻价值选择的主要依据;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则习惯传者为本位,将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作为新闻价值选择的主要依据。[9]由此,在诸多新闻价值要素中,西方新闻价值观更注重“趣味性”,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更强调“重要性”。

    为什么在基本要素认同的基础上,中西方仍对新闻价值存在不同的理解,甚至在实践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取舍呢?笔者认为,中国特殊的国情、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取舍,是形成分歧的重要原因。同时,对新闻价值作出判断的主体,即生活在特定文化环境下,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也是造成新闻价值不同的关键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0]人从出生起就在进行社会化,其中文化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创造物了。”[11]

    文化传统是新闻价值观形成的历史渊源。中西方文化传统存在许多不同,在此文化生态环境下生活的“人”的心理、思维和价值观也表现出很大差异。司马云杰在《文化价值论》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相应地可归纳为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价值取向,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取向和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价值取向。由此,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模式可简单地概括为:“安土地,尊祖宗,崇人伦,尚道德,重礼仪”。[12]

    钱兆和先生在《西方文化精讲》一书中阐述西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认为,西方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为求知而不是为实用目的,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热衷于探索现象背后的原因,注重理性思维和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具有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传统,法治传统源远流长,热衷于设计理想社会模式,注重对知识的检验和论证。[13]

    从以上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特点的梳理可以看到,中西新闻价值观的不同,是与双方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完全一致。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影响到人的价值观差异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较多个人主义取向,中国文化较多集体主义取向;西方文化崇尚科学理性,中国文化重人情伦理;西方文化注重对自然的征服,中国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这些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必定会在新闻传播中有所体现,从而导致了中西方对新闻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和选择。

    三、文化学阐释下的新闻价值观的意义

    由文化的维度看待中西新闻价值观的异同,具有重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

    1.有的放矢,有效传播。

    全球化的今天,闭关锁国肯定行不通。我们既要通过国际传播了解国际动态,以做好准确定位;又要借助国际传播,构筑自己良好的国际形象。这一切的前提是国际传播要达到“传通”的效果。分析以往国际新闻传播产生纷争,主要原因就是不同价值观的指导偏向,传播主体往往是从“我”的角度去思考报道新闻事件。从文化学的视角看,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双方都要考虑不同之处,即清晰认识“异”后的深层次文化原因,用“他”的视角报道,分析和了解对外传播对象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习惯,做到有的放矢。

    2.求同存异,和谐传播。

    国际传播旧秩序指的是国际新闻传播中的不均衡和不公正现象。此时,信息的流向是从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流向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信息的内容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以自己的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发生事件的偏向和误解性的报道。这其中除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原因外,文化理解分歧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文化的视野看待全球新闻传播,使我们认识到每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有其优点和特点,在全球传播中要求同存异,互相尊重,以共同致力于全球和谐传播秩序的构建。

    3.文化立足,融洽沟通。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4]

    这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国情,也是新闻传媒业发展的最大语境。我们的新闻工作应该从这一语境去思考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努力做好两个方面工作。对内,要发挥凝聚力向心力作用,从传统文化的发展来思考自己的工作,努力达到“传通”效果。对外,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充分考虑国外的文化心理特点,有的放矢开展信息传播,有针对性地向外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同时,尊重他国他民族的文化心理,相互理解,融洽沟通。

    注释:

    [1]赵莉:《从〈今日美国〉看美国的新闻价值观》,《青年记者》[J],2002年第4期

    [2][3][4]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M] ,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5][徐宝璜:《新闻学》[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6]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9]郑保卫、刘新利:《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新闻价值观》,《今传媒》[J],2010年第8期

    [8]郑保卫:《新闻理论新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13]钱兆和:《西方文化精讲》[M],华龄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14]《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0日

    (张斌: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博士生;张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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