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共识构建机制

摘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成果，可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共识构建机制概括为五个方面：社会需要的反映机制、社会制度的制约机制、社会化的培育机制、大众文化和舆论的导向机制、文化全球传播的软权力机制。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程中，需要认识和把握这些机制，促进核心价值观为广大人民所感知、认同、掌握，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主旋律，实现其主导地位，发挥其引领作用。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社会共识；构建机制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5）02000105

面对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格局，以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为背景，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命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并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1]。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论述中进一步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一种系统的理论观念，更是一种实践观念；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一定的社会共识为基础的。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而言，所谓社会共识的构建，就是指以社会成员的认同为基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全社会共享的思想基础、理想信念、精神支柱和行为规范。在当代开放的、多元的、文化全球传播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共识不是单靠国家强制控制所能够形成的，而是存在着一系列的社会文化构建机制，即社会共识构建过程中各影响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探讨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共识构建机制并指导建设实践，以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

一、社会需要的反映机制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一种社会核心价值观要被社会成员普遍地、持久地认同，它必须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社会存在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是一种先进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建立的物质基础。对于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的实现，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9“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11价值与人的需要是内在联系的。人的需要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它以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水平为基础，受到社会文化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一种先进的社会核心价值观要掌握群众、要说服人、要抓住人的根本，就必须在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基础上，昭示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进步的时代使命，反映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正当的、合理的需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特性，这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得以实现、社会共识得以形成的根本机制；社会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需要的彻底程度，也从根本上决定着它的实现程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根本上取决于它的先进性质和思想理论的彻底程度，取决于它是否反映中华民族振兴的时代要求、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中华优秀文化特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说服力、感召力和激励力。因此，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社会共识，首先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增强其科学上的真理性与价值上的合理性，使它始终反映社会发展的趋势，反映广大人民根本的利益要求，体现中华优秀文化特性；需要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想超越性和现实实践性的辩证统一、价值理想与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要求的辩证统一，引领人民群众分阶段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切实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社会共识得以形成的社会物质文化基础；需要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切合人们生活实际的程度，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使之渗透到群众思想、情感和习俗中去，化为一种坚定的信念、普遍的价值标准和日常行为规范，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民群众的亲和力。

二、社会制度的制约机制

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解释。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4]可见，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文化制度及其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必须在思想文化上确立、完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变革具有重大影响作用；而一种社会制度及其体制一旦建立和发生变化，又会对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产生普遍的、重要的制约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必然会对特定的社会制度及其体制作出反映，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中，人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是大不相同的。即使在同一社会制度中，由于具体的体制、政策的变化，也会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向，一方面，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公平正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等；另一方面，又容易诱发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

社会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制度是内在融合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构成了一定社会制度的价值层面，体现着社会制度的本质规定；社会制度制约、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影响社会共识形成的显著特征是，制度环境使得人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表现为似乎是“自然发生”的过程。安东尼·阿巴拉斯特在论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性时，曾对此作了深刻的描述：“自由主义是西方居于统治性地位的意识形态——统治性，并不意味着它是清楚而刻意强迫接受的，而是通过更加微妙，因此可能更加有效的方式施加其影响的。自由主义的当代形式并非是一系列人们有意识地选择的理念或学说；而是观察社会世界的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假设，这些都被个人以自然而又渐进的方式所吸收，而他或她根本没有意识到有关他们存在的假设。自由主义构成了我们所呼吸的大部分思想空气——如果思想意味着它只能够由专业的或经过训练的知识分子才能得到，那么思想这个词将令人产生误解。自由主义的假设远比这些传播得广泛。它们是我们时代和社会中的口头禅，眼下正处于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发展中。”[5]这里，阿巴拉斯特清晰地描述了西方国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巧妙性，它成为了一种“思想空气”，一种“世界观”，一种思想的“传播”，但更为广泛地在于它成为了一系列人们“存在的假设”，即体现于制度、体制、政策环境中的核心价值观，并且这种核心价值观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自身的形态。

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看，社会制度影响社会共识形成的机制有可能被打破。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特定的核心价值观与时代和制度环境不相适应，观念和制度相脱节甚至冲突，使得社会成员的观念认同与制度认同发生矛盾；二是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制度、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他们的实际言行与核心价值观不一致甚至相背离，就会动摇社会成员对核心价值观的信念。由此可见，从制度环境建设的层面看，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共识，需要注重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基本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因此，我们的具体制度、政策的设计，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6]。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又要通过制度、政策的引导，克服、抵制市场机制可能对人们价值观带来的消极影响。第二，党员、干部是思想的传播者和制度、政策的执行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级领导干部是关键。“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否做好，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言行表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干部首先要做到。如果说一套、做一套，说的大道理都是要求别人的，自己不起模范作用，那说得再好也没有用。”[7]目前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发生的腐败现象，严重地损害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到社会风气，更影响到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可以说，长期不懈地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方面。

三、社会化的培育机制

人的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的过程。通过社会化过程，个体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通过社会化过程，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人的个性得以健全和完善。在广义上，社会化不仅仅是青少年时期才会面临的问题，也是成年人生活中同样会面临的问题，因而是一个贯穿人生始终的过程。

从文化的角度看，社会化是一个文化传递和延续的培育过程，其实质是社会文化（核心是价值标准）的内化。这一过程体现着人的需要和教育的辩证统一、个体自我选择和社会教化的辩证统一，是个体与群体、社会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社会化主体包括了家庭、邻里、同龄群体、企事业单位、大众媒介、社会管理机构、学校、教会等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8]。

社会化的理论，从社会主体培育的基本层面，揭示了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教育客体与教育主体、教育环境之间的互动性，揭示了社会核心价值观内化于个体人格系统的过程性和长期性，揭示了社会化主体的广泛性。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从青少年抓起，并重视继续培育成年人的核心价值观。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都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使之成为贯通教育和继续教育全过程的核心内容；要根据青少年不同阶段的认知水平、行为能力和心理特点，科学设置教育内容，改进教育方法，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来抓。本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共参与”的方针原则，通过家庭、学校、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社区、大众媒体、政府等社会化主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为形成对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共识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四、大众文化和舆论的导向机制

在大众文化研究中，以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为主要代表的“批判理论”视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奴化大众的工具，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会消亡人的个性和自由创造，使文化丧失批判精神和降低文化产品的艺术价值，使大众丧失独立判断能力。相反，以约翰·费斯克和斯图亚特·霍尔为主要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则强调了大众文化作为“日常生活”的意义，强调大众在文化交流或“解码”中的主动性，文化产业在生产、消费中的能动和解放力量。

在意识形态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揭示了把握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安东尼奥·葛兰西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阐述了主导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统治阶级主要用两种方式进行文化统治：一是以实力直接仗势强制控制，即“霸权”统治的方式；二是通过社会主要团体积极同意而取得的道德和哲学的领导，即领导权方式，这是一种以服从和同意为基础的文化统治。资产阶级通过控制市民社会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无产阶级要想在西方国家获得成功，必须首先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上，路易·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他认为，国家机器可分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两类，它们相辅相成以实现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是阶级斗争的场所，不同阶级也可以利用那里的矛盾进行抵抗，从而占据主导地位。

在公众舆论研究中，德国著名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思想。他的理想型的“公共领域”的概念，是在以古希腊城邦为典型的、以在共享的空间中面对面的交流为形式的“公共生活”概念基础上形成的。这种传统的公共性后来演化为18世纪由私人构成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它存在于市镇与文学界的公共领域中，体现为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一种理性批判性的公共辩论。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社会福利国家和大众传媒对交往结构的改变而衰落了。大众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受到了国家权力和政治派别的控制，从而消解了诉诸理性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这种结构转型对公众舆论和民主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美国著名报人沃尔特·李普曼对西方社会公众舆论的形成作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个人在认识外部世界时会遇到很多障碍，他们大多只能通过报纸、学者和政治家等来认识外部世界，但报纸并非是为公众利益而生存的，记者、编辑、广告人在关于事实的报道中也经常掺杂着个人的理解。因此，所谓公共舆论或共识，只是人们根据舆论制造者的一些观点所做出的判断而已。这些舆论制造者包括工业领袖、政治家、学者、工会组织、商会、基金会等等[9]。

上述理论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但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大众文化领域存在的权力冲突与斗争，揭示了把握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导权、舆论导向权对形成社会共识的重要作用。

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公共政治领域，要正确区分政治是非和学术问题。对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一定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要建立健全制度化、规范化的沟通、对话和协商的机制，切实解决关系民生的重大具体问题，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根本利益；对学术问题，则应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平等讨论、相互切磋，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达成思想观念上、理论上的共识。

“媒体政治不是所有的政治，但所有的政治必须通过媒体影响决策。”[10]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新闻传播领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不允许采用一些西方国家那种操纵、制造舆论的方式来达成社会共识。但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大众媒介引导大众文化和公众舆论的重要作用，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思想文化阵地，通过大众传媒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牢固地把握公共舆论导向的领导权。

五、文化全球传播的软权力机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网络技术革命等因素的推动，人类进入了全球传播时代。全球传播意味着跨越了民族国家地理意义上的国界的信息流通，在当前的全球传播体系中，其主导者除了民族、国家和国际机构外，还主要包括大型跨国媒体[11]。在全球传播中，美国凭借其全球化跨国媒体集团和现代文化产业的强大实力，通过新闻、出版、电影、卫星影视、卫星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力图实现其传播美国文化价值观的霸权地位。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约瑟夫·S·奈等人提出了与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等“硬权力”相对应的文化价值观传播的“软权力”的学说。奈指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都是典型的‘硬’权力，可用于要求他者改变其地位。硬权力可依赖劝诱（‘胡罗卜’）和威胁（‘大棒’）。还有一种间接的方式来达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称之为‘权力的第二张面孔’。一个国家达到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的结果，可能因为其他国家希望追随它，羡慕其价值观，以其为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现实世界政治目标的方式，确定议程、吸引其他国家与通过威胁、运用军事或经济武器迫使它们改变同样重要”[12]。奈的学说，突出地揭示了文化全球传播的“软权力”机制，即通过确定议程设置、吸引等方式，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使他国领导者和民众认同、追随、羡慕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而达到运用“硬权力”所期望达到甚至难于达到的政治目标。

文化全球传播的态势说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和传播，既需要解决如何参与文化全球传播的竞争，提高本国文化软实力的问题，又需要解决全球化环境中本民族人民的民族认同问题，以提高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尤其是如此。因此，面临全球化时代国际上各种文化相互激荡、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国际霸权凸显的格局，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必须通过理论、制度、机制、产业的创新，加强对外的文化交流，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全球传播，有效地建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扩大中华优秀文化的国际影响；这也有利于增强我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提高其民族认同、政治认同、价值认同的程度，从而增强我国的软实力，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综上可见，核心价值观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过程实际上也是社会共识的形成、巩固和扩散的过程；核心价值观社会共识构建的诸种机制，从一定层面反映了核心价值观建设、传播和扩散的规律性。在我国和谐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深入具体地认识和把握这些机制，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广大人民所感知、认同、接受和掌握，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我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主旋律，实现其主导地位，发挥其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2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4.

[5]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M].曹海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7.

[6]郑志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支撑[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518.

[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8.

[8]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290.

[9]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68.

[10]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66.

[11]李希光，周庆安.软力量与全球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82.

[12]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