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的连续性理解中国政治
时间：2021-01-25 07:52: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正式成立。在这之前中国政治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时期，经历了一百年的革命实践后，1949年建立的中国政府采取的是一套完全不同于之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政治制度。因此大多数学者都将中国分为“新中国”与“旧中国”，将中国政治看作是断裂开的两部分政治，认为“新中国”是1949年后的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中国，而“旧中国”是封建专制的传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毛泽东时期与邓小平时期不同的政策使得众多学者开始研究这两个时期的差异性与特殊性问题。虽然中国政治从传统到现代，从毛泽东时期到邓小平时期的确存在许多重大差异，但是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因此我们不能仅从差异性特殊性的角度看待中国政治，从历史的连续性理解中国政治有利于我们追根溯源，从源头上找到解决中国现存问题的方法。
一、“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
辛亥革命推翻了已统治中国数千年的王朝，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民主的提倡及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更是割裂了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虽然“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无论是从政治制度、政府组成或者是政治文化上都有巨大的差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种差异中看出一些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特征。
首先，传统中国在政治构架方面，等级制占主导地位。中国传统社会根据政治地位的高低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皇帝一人居于金字塔的顶端，对官员与民众拥有绝对的权力，官员按照官阶与品级排在金字塔的中间等级，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居于金字塔的最底端。此外，在传统中国的地方与中央关系架构方面，也具有明显的等级制。汉代的郡县制度划分出了地方行政区域，最低等级即为“县”，由县直接管理本地方行政区域内的民众，同时，又在县之上增加了“郡”，每个郡管辖十到二十个县，中央又负责直接管理全国的所有郡。地方与中央的等级制度辅助着传统中国的政治统治。
现代中国虽然推翻了腐朽的君主专制，但是在政治架构方面，我们仍然能看到对传统等级制的部分方面的沿袭。现代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家机构的主要运作原则，它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此外，在地方与中央关系的架构方面，同样也有受到传统等级制度的影响。现代中国的组织层次分为中央、中级、地方和基层四大等级。中央一直在北京，中级机构通常是省级（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地方大多指市、县，基层则是包括县和市内的各个单位。在实际运作中，中央与地方的等级关系仍然是上一级直接管理下一级，在这一方面，同样可以看出现代中国对传统中国等级制的承袭。传统中国的等级制度能够持续几千年的历史，一定是有其适合中国国情之处，虽然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在制度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中国地域、文化、民众等方面的一些特点并不会随着制度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现代中国在一些制度方面对传统政治的承袭并不表示我们的制度中存在着封建腐朽的因素，相反，对传统政治的承袭更能体现出现在中国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
其次，传统中国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合力量。传统中国政治中包含了许多思想流派。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在经过各种政治实践后，终于确立了以儒家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伦理为政治权威的建立与维护创造了道义依据，为确立统治阶级地位确定了道德标准，同时儒家伦理也成为约束民众行为的主要工具。儒家的经典知识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考核内容，成为官员任命的重要标准。
现代中国同样是将意识形态作为整合人民大众共同参与革命与建设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根源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尝试，让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在革命实践中，又逐渐发现不能完全模仿苏联共产党的模式。在现代中国政治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中国的革命与发展都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各项政策的发布与实施也都以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基本的原则，现代中国的改革也是在意识形态的范畴内进行的调整。
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大多数联系性都是由中国的几千年未变的地理环境与文化积淀而产生的。中国国土广阔，人口散布广泛这一特点，要求无论哪个时期、无论采取何种政治制度的中国都需要采取地方与中央等级划分的集权模式进行管理，并且需要一个意识形态来统一人民大众的思想，以此增强中国的凝聚力。
二、毛泽东时期与邓小平时期
1978年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要分界点。1949年至1976年，是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央集体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逐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此中国政策方向发生巨大改变。这是以邓小平为领导的中央集体改革开放、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时期的现代化模式是一个全新的模式，但事实上，这一模式并不是全新的，我们能从这一模式中找到大量的对毛泽东时期指导原则的延续。邓小平时期相对于毛泽东时期也并非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纵观这两个时期，可以看出邓小平时期仅仅放弃的是毛泽东时期的一些被现在认为是严重错误的方面。
首先，政治领导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两个时期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经济制度方面，但是政治制度方面并未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在政治领导结构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未曾动摇。尽管权力和责任发生了部分转移，但是党的权力并没有被削弱，共产党仍然拥有决定国家政策总方向的权力。
其次，虽然国家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是对“自力更生”的强调并未动摇。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與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学习但不依赖国外好的经验，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与创造力，建设我们的国家。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政策虽然不再限制国际贸易，增加了许多对外交往，但是中国并未依赖两大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在这一方面，邓小平与毛泽东追求的都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自身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方针也表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立性，它坚持中国必须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道路。
再次，毛泽东时期的“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一定程度上为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制度与经济基础。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写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成绩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各项建设百废待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带领着人民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1958年到1976年的发展模式究竟是成功或失败，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明确的评判，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最终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攒了一定的社会财富，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五千年历史沉淀了许多历史传统与文化，这些传统和文化与我们现在社会息息相关，影响深远。我们不仅要用历史的连续性来理解中国政治，更要客观地判断这种历史的连续性给我们未来发展带来的利与弊，趋利避害，继承发展使中国政治走上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詹姆斯·R·汤森.中国政治[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三联书店，2001.
[3]范军、高英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