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属性更新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
时间：2021-01-25 07:55:2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从历史延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权建设经历了从统治型政权到革命型政权、发展型政权再到服务型政权的转变历程。革命型政权对统治型政权的替代使中国真正踏上了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解放之路。发展型政权的确立为强国富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服务型政权的建设则是开发政治资源和巩固执政基础的新的战略选择。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战略体现为发展型政权与服务型政权的双重构建。
关 键 词统治型政权 革命型政权 发展型政权 服务型政权
作者刘建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政权是政治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受制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统治者自身的视野、追求等各种要素的限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权往往具有不同的属性。我们在关注政权阶级属性的同时,也应当从目标、战略、职能等多重角度重新理解政权的属性,赋予政权属性以更为丰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认为,国家存在着超越阶级冲突之上的相对自主性,国家作为独立于阶级冲突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具有不为某一阶级所能决定的属性和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1]由此可见,如果把政权绝对地、僵化地限制在一种属性的规定中,则会扼杀政权的活力。但是,政权属性的开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需要有利的外在形势与之相匹配。本文认为,从历史延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权的属性经历了从统治型政权到革命型政权再到发展型政权的更新。这一更新不仅使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且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所在。
从统治型政权到革命型政权
中国古代几千年来的政权基本上都是统治型的。统治型政权的核心就是如何维持统治地位。秦始皇试图传至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想法就是统治型政权的最好写照。古代皇帝不担心外患而担心内忧,因为内忧比外患更可能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政治制度的所有设计都是围着一个东西在转:那就是要维持江山不改姓,社稷不改名。以研究古代中国科学技术而闻名于世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在14世纪,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因为那些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作是产生了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在14世纪的中国几乎都已存在了。李约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命题,乃是由于他对古代中国的政权属性缺乏准确的认识。科学技术的成就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政权的属性。例如二战时期德国军工技术甚为发达,当今美国的军工技术堪称一流,但是,二战时期德国政权的属性与当代美国政权的属性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否认,古代中国有着灿烂的文化,孕育出了令早期传教士津津乐道的官僚体制,但是,任何丰富的东西都不足以掩盖这一政权的统治属性。正如当代中国著名学者周振鹤所言:所谓汉唐盛世不过是衣食不至于过度贫乏,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富足安康。
带有统治的属性并不注定就是统治型政权。统治仅仅是政权的一种职能而已,国家政权的生命力并没有完全被束缚于统治的范畴之中。假如我们说某一政权是统治型的,则是指该政权的所有活动都是以如何保持其统治地位为核心的。该政权可以以牺牲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为代价,而保持其统治地位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在统治型政权中,只有私天下,没有公天下。在古代中国,从汉武帝的盐铁专卖到明太祖的闭关锁海,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具有自我扩展性的商业体系和挑战政治权威的异端思想,很难从这固有的统治型政权中发轫出来。所以,我们发现,古代政权乃是在如何保持统治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制度叠加和制度改造的。
从统治型政权到革命型政权的转型,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一次真正的变革。近人曾经认为西学东渐和西力东渐是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实,这亘古未有之变局不在于东西两个世界的相遇,其要害在于这一变局逐渐孕育出了与古代政权属性完全不同的革命型政权。从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三民主义”到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革命理论,无不证明近代的变革完全不同于古代以更换皇帝和主人为目标的起义和政权转移。革命是以崭新思想的名义所进行的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其关键点在于革命的教义和思想。这一教义和思想与古代统治型政权的内核是格格不入的。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是在充分汲取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尽管吸收了传统制度的一些要素(如五权宪法中的考试权),但其属性完全是开新的,不是从旧的。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之父,缔造了中国迈向现代民主和共和的政治起点。尽管这一共和政权是短命的,但它所具有的开新的一面是以往任何一次政权转移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当然,将革命型政权与统治型政权彻底割裂开来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改造与重组。毛泽东依靠其独到的政治智慧,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中国革命型政权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阶级理论、人民民主革命的理论、统一战线的理论、政党理论以及军事理论等重要思想资源,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政权具有彻底的开新属性。
统治型政权的属性在于如何维系统治地位,革命型政权的属性在于如何求取人民的政治解放和现代国家的建立。两者奉行着完全不同的延展线路,追寻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目标,承担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使命。这一政权属性的改变可以与西方近代绝对主义君主制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变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促成了中世纪社会的终结和现代社会的突破。
从革命型政权到发展型政权
革命型政权得以奠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执政方略逐渐转移到了革命后社会的重建和发展历程之中。这就是当代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新的战略选择,即推动从革命型政权向发展型政权的转变。尽管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进程夹杂着革命的色彩,但其总体趋势是遵循了革命后发展的总体规律的,特别是“一五”计划的完成,为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发展型政权的存续时间并不是很长。“左”倾力量的日益强化逐渐中断了当代中国发展型政权的延展,至“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逐渐脱离了构建发展型政权的轨道。当“革命”的烈火燃遍整个中国的时候,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进程也逐渐中断了。从发展型政权向革命型政权的复归,使中国的经济体系几乎陷入崩溃的边缘。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历史进程显然是违背“革命后社会”发展规律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开启了中国迈向发展型政权的轨道。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是中国重建发展型政权的时期。如果说革命型政权的目的在于实现人民的政治解放和现代国家的确立,那么,发展型政权的目的就在于培育和开发现代国家建设的资源,为民生的改善缔造坚实的基础,从而走出一条独特的强国富民之路。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建设之路是一脉相承、不断开新的。发展型政权对于当代中国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是以往任何一个政权所无法与之相比的,我们现在所具有的开阔的国际视野,30年的繁荣,以及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都和发展型政权有着密切关系。改革开放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须臾一瞬,但它所具有的开新的一面,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办法与之相比的,因为它赋予了政权以新的属性,即确立了发展型政权这一新的形态。
赋予政权以新的属性以后,我们所承载的压力和冲击也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没有的,例如国际化的压力,全球化的压力,市场化的压力,流动群体的压力,新的社会阶层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思考,为什么在30年改革开放确立了发展型政权的前提下,我们还能够维持社会稳定和有序?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应对和消化了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从表面看,中国大的体制没有变,可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变革一直在进行。如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者概念的确立,依法治国等。在所有这些制度革新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点是党的自我更新能力的提高。过去30年里,党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越来越强,或者说,党的自我更新的愿望也越来越强,自我更新的机制也在不断地探索和创新。西方多党制国家本身有一种政治平衡,而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政党的自我更新能力是决定这个国家命运的最后一道底线。
第二点是党和政府管理市场、调控社会的能力。一方面,党要保持自我的先进性;另一方面,更要提高执政能力,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过去30年中,中国共产党管理现代社会的能力在不断提高,管理现代社会的制度创新一直在持续进行,如农村的村民自治,城市里的社区自治等,都是证明。在这30年里,新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层出不穷,这些都是中国单位体制解体以后的产物。其中,流动群体是尤其值得关注的。因为中国要加快发展,就要搞市场化,就要发展私营经济,从而产生人口流动。现在中国的流动群体是基于市场化过程而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像历史上的移民那样,要么是基于政府统一调度,要么是起因于战争和天灾。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移民越多,不同地区的均值化程度会越高。例如美国,人口流动性很大,从而非常严重的地区差异比较少。对当今中国来说,流动群体是平衡中国城乡结构非常重要的力量,没有这两到三亿流动群体,中国的农村无法支撑。当然,在这方面,我们还面临着很多问题的挑战,还没有探索出很好的办法来对流动群体进行有效的管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30年来,我们在制度和机制上的创新适应了整个社会结构重组的要求和趋势。
发展型政权赋予了政府以新的职能,所以,在过去30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政府职能从强化统治管理向推动经济发展的转变。中国政府本身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代理人直接介入市场过程的,但这是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当今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理论上的明晰性掩盖不了现实中的模糊性。但总的来说,这30年的经济增长、市场的繁荣,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快速发展,都证明我们并没有犯大的方向性错误。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一旦发展型政权确立以后,它的合法性基础就不仅仅在于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革命建立政权”这个历史记忆会慢慢衰退。我们逐渐把合法性的基础定位在发展上,也就是我党领导人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已不仅仅是一个政策和战略,而是确立合法性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未来发展战略:发展型政权与
服务型政权的双重构建
从1978年至今,中国基本上是沿着“发展至上”的战略走过来的。谋求社会稳定,致力于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所有的举动和策略,几乎都是为了保证发展的连续性和发展绩效的提升。“发展至上”的战略设计,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保持了30年的繁荣,而且使当代中国的政权在性质上展现了完全开新的一面,从而超越了以往所有政权的狭隘性。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管理体系的日渐成熟,中国现在基本上已经明确了构建发展型政权与服务型政权的双重战略。时至今日,发展仍然是左右中国未来方向的第一主题。当然,这一发展已经不是粗放型的发展了,而是建立在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保护环境、推动技术创新之上的科学发展。与此同时,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则是赋予了政权以新的属性,其核心在于推动服务型政权的构建。构建服务型政权是中国开发政治资源、巩固执政基础的新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与“以人为本”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点。科学发展赋予了发展型政权以新的内容,以人为本孕育出了新的政权形态。两者都是以强国富民、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其远大目标的,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同时,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服务型政权有以下两重规定性:
第一是为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与保障。如果说从革命型政权向发展型政权的转变,直接导致了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向经济活动的渗透,那么服务型政权的建设,则是要求在未来的发展中,政府要逐渐从一些领域中退出。因为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一旦经济发展出现危机或倒退的时候,如果我们完成了从统治型政权向服务型政权的转型,人们就会主动要求政府作为第三方力量介入经济过程,从而能够更加强化合法性基础。因此,我们要把发展型政权向服务型政权的转变,提高到拓展和重铸合法性资源的高度来理解,这一转变,既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应该成为执政者自身的一个使命。
第二是服务社会和民生。如果说发展型政权更多的是关注政府与经济的关系,那么,服务型政权更多的是关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现代国家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构建,正如法国思想家基佐所言,这既是一个政府构建社会的过程,也是社会构建政府的过程。国家的发展需要社会资源来支撑,理性政府和理性社会是现代国家成熟品格的展现。伴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中国社会也经历了一个重新成长的过程。所以说,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多的是关注如何去构建新型的国家—社会或是政府—社会关系。新的群体和新的阶层的利益表达,新的组织的生存空间,社会自主性的交往等等,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的坐标。所以,我们要跳出政府与市场、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这样一个二元的思维方式,而应该在BGS(business-government- society)这一新的框架里面去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总的倾向,一个新的坐标。社会的成长既为服务型政权的构建提供了资源,也提供了动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构建服务型政权既是重铸执政合法性的过程,也是复原政权和政治之本意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就是在发展型政权和服务型政权的双重构建战略中得以确立的,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的治理模式也是在这一双重构建战略中得以铸就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5.
编辑杜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