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全能主义”概念本身
时间：2021-01-25 07:59: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 邹谠提出的“全能主义”是一个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概念，一直以来被许多国内学者引用，以阐述中国政治的诸多问题。然而，邹谠在提出这一概念时就已明确分析了其所具备的两个层面的内涵，并使用“无暇顾及地带”这一子概念进行了辅证，却被大多学者所忽视，从而导致我们在概念的使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同时，邹谠提出“全能主义”的初衷是替代具有冷战色彩的“极权主义”以解释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但他并未对两者的概念差异进行深入分析，这也成为国内学者对全能主义概念理解模糊的原因之一。因此，回到邹谠讨论全能主义的原点，进一步比较全能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差异，将有助于理清全能主义的本质，以共同的语境解释中国问题。
[关键词] 邹谠；全能主义；无暇顾及地带；国家—社会关系；极权主义
引言
全能主义是邹谠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以此来解释一些国家的基本特性，即政治权力可以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但须从两个层次来理解：在原则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宗教的限制；在事实上，国家侵入社会领域和个人生活的程度或多或少，控制的程度或强或弱。邹谠在强调此概念时特别指出要区分清楚这两个层次，并且用了大篇幅来进行说明。而国内学者在运用全能主义这个概念时更多地是聚焦第一个层次，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第二个层次，导致对此概念在理解上产生误解，在使用上出现偏差，甚至发展出所谓“后全能主义”的概念。这里并不只是针对字面表述上的“先后”问题，而是这种“后”的表述容易让我们忽视“全能主义”概念本身所具备的丰富理论内涵，陷入拿来主义的桎梏之中。所以，有必要重新回到邹谠的“全能主义”概念本身，探寻其本来面貌，厘清其本质含义，以更好地构建话语平台。
一、误解与偏差：国内学者对全能主义概念的认识
邹谠对全能主义第二层次的含义阐释为事实上国家对社会控制程度的大小强弱，并从两个维度对其进行解释：从方法论上看，这个概念所表达的事物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具有或不具有某一种属性或某几种特点的固态问题，而是这个属性和这些特点或多或少的问题；从实际效果上看，全能主义所指的国家，对社会与个人事实上的控制可强可弱，时强时弱，对某一个国家—社会关系领域可以非常强烈，同时对另外一个政治体制领域非常松懈。所以全能主义往往是一个具有弹性空间的程度问题。国内学者忽视邹谠对全能主义第二层次含义的强调，或者不将其作为一个变量，笼统地总结出所谓中国全能主义政治的特征；或者没有将其看作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发展出与全能主义相并列的“后全能主义”来描述国家对社会与个人的控制减弱，都存在着对全能主义概念的片面理解。
如席晓勤、郭坚刚于2003年发表的《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的兴起、高潮及其未来》[1]和《全能主义政治与后全能主义社会的国家构建》[2]，这两篇文章就全能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结：一是党和国家的一体性和政治中心的一元性，二是政治权力的无限性和政治执行的高效性，三是政治动员的广泛性和政治参与的空泛性，四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和国家对外的封闭性。这其实只概括了中国全能主义政治在第一层次的特点，即原则上的性质，而无法描述当下在第二层次上国家对社会和个人控制减弱的状态。李景鹏在2005年发表的《后全能主义时代的公民社会》[3]中提出“后全能主义模式”来形容当下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并总结了政退市进、政退社进、政退民进、权退法进和政退党进等五大特征。而所谓后全能主义时代的特征本身就包含在邹谠所阐述的全能主义中，全能主义所具有的“无暇顾及地带”就使得政府能够长期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优势地位。
由于对全能主义概念的理解不足，导致国内学者在运用此概念时还出现一些失误。如席、郭二人在两篇文章的开篇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失误：他们在阐释全能主义时拿集权主义做类比，而集权主义在其文中括号里的英文注释却是totalitarianism，这本是极权主义的英文拼写。或许是两位学者的无心之失，然而却造成了连环效应，致使其他学者也混用两概念。如聂伟迅2007年发表的论文《论20 世纪中国全能主义政治及其成因》[4]上，再一次用了全能主义和集权主义的类比，而这一次没有英文注释，全然演化为了一种以讹传讹式的误读。集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在政治学中含义大相径庭，集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由权力（authority）一字而来，主要是用于描述地方和中央在纵向上的权力分配问题。而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在讨论国家政治制度时，对某一类政体的性质及统治者的统治方式所做的概括。简单的从概念对应上来说，集权对应是分权，而极权对应是宪政。因此论文中这样概念的使用是不准确的。同时，聂的文章中论述，20 世纪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兴起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社会革命，苏共政治模式，计划经济模式，意识形态，政权组织结构和政纲失误。而这六个方面中，在邏辑上并不能构成形成因果关系的条件，尤其是后五个方面，更多的是20世纪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发展的结果。
史云贵在《中国政党“全能主义”治国模式及其政治现代化分析》[5]一文中，基于全能主义政治的首要特征“党国一体性”在政党层面做了进一步有益分析，认为由于在戰争年代受前苏联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影响， 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承袭了前苏共“全能主义”治国模式， 使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割舍不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痼疾。但他将苏联也囊括进全能主义概念值得进一步商榷。因为邹谠所提出的全能主义是在东亚儒家历史文化环境背景下特有的国家—社会关系，并以中国最为典型，所以不能将全能主义的概念泛化应用到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或是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上。而这恰恰是国内学者常犯的错误，将全能主义与极权主义混用。
基于国内学者在理解和使用全能主义概念时出现的误解和偏差，有必要重新回到邹谠的“全能主义”概念本身，并在与其极为相似的“极权主义”概念的对比中探寻其本来面貌，厘清其本质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