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关于“转型期执政党社会整合机制”的研究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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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客观梳理和深入厘清国内外各种理论流派关于转型期执政党社会整合机制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国外学者较侧重于执政党社会整合机制的共性研究，但相对缺乏针对转型期中国特点的个性研究；国内学者较侧重于转型期执政党社会整合机制的某个角度的单一研究，但相对缺乏对转型期执政党社会整合机制的分析框架及逻辑结构的综合研究。这表明，关于转型期执政党社会整合机制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探讨和深化的空间。

[关键词]转型期；社会整合机制；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4-0025-04

一、关于转型期与社会整合的界定

“转型(transformation)”一词本来是生物学上的一个概念，指一种物种变为另一种物种。如国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转型”解释为“微生物细胞之间以‘裸露的’脱糖核酸形式转移遗物物质的过程”。社会转型一词就是社会学家对这个生物学概念的借用，意指社会结构的进化、成长和演变的过程。现在，社会转型成为了一个跨学科性的重要概念，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都在社会学意义的基础上沿用社会转型这一概念。

西方学者关于社会转型的观点主要有：西方较早使用“社会转型”一词的学者是D·哈利生，他在其著作《现代化与发展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Modemizafion and Dvelopment)中多次使用这一范畴。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转型(transformation)指的是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断裂性变迁(tranfifion)，主要是指一些国家在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以某个比较发达国家为样式，借鉴其经济发展模式和具体的发展策略，导致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过程；美国学者米切尔·罗斯金等在所著《政治科学》一书中所说，“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已经脱离了一个具有传统的稳定性的世界，但还未到达具有现代的稳定性的新世界。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件事都在变化——经济、宗教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政治体系，这使得人们焦虑、困惑并寻求暴力的行动刺激”，“这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极度脆弱的时期。

中国学者关于社会转型的观点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从促成当前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的推动力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特点，认为促成当前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的推动力是工化化和市场化同步推进的“双重转变”或“双重转型”，即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蔡明哲把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转型，并指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的过程。”郑杭生在《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一书中认为：“当前中国的各种社会现象无不带有转型的特点。……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正是突出地表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特别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快速推进中。”张雄把社会转型范畴从哲学上界定为：“社会转型乃是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历史转折的历史创造性活动。当社会生产力提出质向发展的新要求时，历史的实践主体，按照确认的‘发展逻辑’，对原型社会的结构、体制进行全面、系统地自觉转变，以求实现社会演化的创新。”胡鞍钢认为，社会转型期是一个社会不稳定期。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步显现，在某种程度上，“当代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的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中国经济转型30年》一书中，胡鞍钢表示，“中国的转型包括市场转型、社会转型、开放转型以及政治转型四个方面，其中关键是政府转型。如果没有政府的转型，这四个转型本身也不会发生”。

社会整合历来是中外学术界特别是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渗透性和关联性。社会资源的分配、政治秩序的稳定、利益结构的调整、社会运行的有序这些目标的达成都需要对社会各种要素进行整合。没有社会整合的有效性和引导性，人类社会就难以实现均衡、协调、稳定的发展。因此，整合在社会进化、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处于社会组织的重要地位，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功能。学术界对社会整合所下的定义，千差万别，但其共同点是都强调了社会整合是社会系统一体化过程，社会整合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各要素的一体化。

如宋林飞认为，“社会整合是指一个社会的不同因素、不同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而协调的整体的过程及其结果。也就是社会系统一体化的过程或结果”《社会学简明词典》认为，“社会整合就是指调整或协调社会中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和纠纷，使之成为统一的体系化的过程或者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相离而有关系的单位，通过相互顺应、遵守相同的行为规范而达到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均衡的体系”；罗兹曼认为，所谓社会整合就是“一个社会内部各单位的相互依存”；王长江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主要从利益整合出发，提出了整合与社会整合的概念：“所谓整合，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使各个不同部分在保持各自性质特点的前提下，共同集合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社会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协调和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社会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社会利益共同体。”王邦佐认为，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是指执政党为了实施本党的政治纲领或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将社会分散的、多元的、异质的要素纳入到一个既定的结构性框架之内。

二、国内关于“转型期执政党社会整合”的研究现状分析

国内尽管没有关于关于“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机制”的系统研究，但是在党建、政治学、社会学等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在论述相关的问题时都涉及到了诸如社会整合、转型期、执政党功能等多个与本研究相关的主题。

在著作方面，有王长江教授关于执政党问题的系列研究和政党现代化研究，有2002年、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200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党现代化论》；王邦佐教授等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林尚立教授的(《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党内民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郭定平教授的《政党与政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成台灵的《中国政党政府与

市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萧超然教授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出版社2000年版)等。

在论文方面，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有王邦佐、谢岳的《社会整合：21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载2001年第7期《学术月刊》)；林尚立的《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该文收入《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程竹汝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整合》(载1999年第5期《学习与探索》)；杨超的《论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的优化》(载2004年第2期《岭南学刊》)；刘鹏的《论强化党的社会整合功能》(载2005年第1期《理论导刊》)；胡序航的《中国共产党制度与社会整合》(载2004年第4期《广东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程美东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合体系的演变》(载2003年第2期《天中学刊》)；游龙波的《变动的社会与中国共产党权威的重塑》(载2004年第4期《东南学术》)；王琼的《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政治权威初探》(载2004年第1期《内蒙古农业大学初探》)；刘斌的《社会转型时期执政党权威及其强化》(载2003年第2期《理论与改革》)；王东明、黄家勇的《执政党政治权威的三大基础》(载2003年第12期《湖北社会科学》)；杨松的《政党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载2001年第4期《学术界》)；符平的《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自议》(载2003年第5期《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综合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有关执政党社会整合机制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以下的思路展开的：

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研究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如王长江教授在《政党现代化论》中将社会整合放在不同的国别中进行考察；在《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将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放在执政的环境下进行研究；王邦佐教授和谢岳博士在《社会整合：21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一文中则把执政党在社会整合方面的挑战与回应限定在改革开放以来；林尚立教授在《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中，把对社会整合的分析放在了社会革命的大背景中对城乡两个区域的社会整合。

突出政党社会整合机制中的不同结构要素。如林尚立教授在《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中，强调组织化要素对社会整合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在中国，组织化和社会整合是在党的直接领导和作用下实现的，组织的改造和再建是组织化和社会整合的基础”。王长江教授在《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和《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强调利益整合和意识形态整合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会整合是执政党的基本功能，意识形态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社会整合的本质是利益的整合，利益的整合是正确履行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起点。而深刻把握政党控制手段的变化，是科学发挥利益整合功能的条件，深刻理解新的社会分层对执政党提出的要求，是正确把握利益整合功能的关键。“利益既是社会不同分层的原因，也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基础。没有利益作为基础，整合就很难体现出真实性。”“通过意识形态这种工具来吸引和引导社会，凝聚人心，增加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政党履行社会整合功能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想正确履行社会整合功能，就必须做到：一、扩大党的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二、建立和拓宽利益表达和信息沟通渠道；三、发展党内民主，推进党的民主化。刘红凛、李卫华在《论社会整合机制》一文提出了社会整合的组织机制。他认为，这一机制主要包括：通过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及其工作机构人民政协来实现社会整合、通过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实现党对各民主党派及其群众的社会整合。

对政党社会整合的多视角考察。林尚立教授在《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一文中，论述了政党的整合力，并将它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体现为政党对自身组织的整合；另一方面体现为政党通过自身的组织和人员对支撑政党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在第一个层面，主要是要充分发挥党内民主，使其在组织整合、利益整合和思想整合方面发挥出积极作用。在第二个层面，要充分发挥政党制度的社会整合功能，这里有很多学者都涉及到，如王邦佐教授认为，“任何国家政党及其制度都有一定的整合社会的功能”胡序航在《中国共产党制度与社会整合》一文中就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张艳涛在《整合力：当代中国发展新思维》一文初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机制的基本框架。文章认为，所谓“整合力”，就是将内在和外在的全部资源，根据完整性与有序协调的原则进行整合，以达到最优化的效果。具体而言主要包括政治整合力，经济整合力，文化整合力和社会整合力。文章进一步指出，政治整合、经济整合、文化整合与社会整合四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不仅存在四方面内部的整合，而且四者之间也存在整合的问题，它不是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相互制约、互相促进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三、国外关于“转型期执政党社会整合”的研究现状分析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机制研究是转型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有问题，国外对此做专门研究的人不多。但如现代化、社会整合、政党功能等一直是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热点。

从意识形态方面论述政党与社会整合。汤森和沃马克指出：“意识形态看起来为研究共产主义体制提供了比制度或政策更多的联系”“意识形态的基本信条确立了长期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大致框架……它要求根据其基本原则来论证所有决策，以便维持其体制的合法性和统一。”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关注得比较多的是国外关于中国研究的倾向模式，如奥克森伯格在《中国：动荡的社会》中就曾指出，理解中国最好的方法是分析它的思想史，分析其信仰、社会与政策的相互关系。正是思想一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为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动力。政党权威的生成与其社会整合的有效，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动员和凝聚作用。

李普塞特把政党的功能定位为“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他在《一致与冲突》中指出，在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中，“一方面，每个政党都建立了跨地区的沟通网络，并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另一方面，正是它的竞争性帮助建立了超越融合小团体和帮派之上的全国性政府体系”。这里就体现了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应该说，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国家里，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的功能都表现的比较充分。而在中国，由于我们实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只有共产党一个执政党，其他各民主党派是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政议政的党派。因此，中国的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更多体现了“整合的工具”的功能。特别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由于其执政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和现实的

合理性，并且其执政地位被写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一宪法，这就表明了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功能更多的要体现在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上。从这一点来看，李普塞特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功能的准确定位和探讨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政治体系的三个层次：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并且界定了过程层次的四方面的功能：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他们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指出政党是政治体系中第二个重要的结构性接近渠道，并且政党作为机构性接近渠道的用处是受一系列因素影响的。“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结构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党……更有可能控制社团性的利益集团，而不是传送这些利益集团所形成的要求。像美国那种权力分散的政党组织，无论是在立法组织的内外，其反应能力可能都不如个别议员或一批议员。但另一方面，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政党组织的各个部分，特别是议会党团，成了重要的渠道。……在一党的结构统治整个政治体系的国家中……政党是表达许多利益的至关重要的渠道。”政党作为更为集中化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占据执政地位的政党，都会在政治体系中发挥诸如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政策实施等功能，从而不管是在什么类型的政党制度(竞争性政党和非竞争性政党)的国家，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是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的分析对中国共产党实现有效社会整合、化解不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不断实现和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是非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其要想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就必须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政策实施等方面积极应对、不断变革自身，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

享廷顿极端重视政治发展中的稳定和秩序，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他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通过对20世纪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政治动乱的原因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动荡不安，不是由于它们贫穷落后，而是由于它们力图实现现代化。高度传统的社会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都是十分安定的，恰恰是那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社会最容易发生动乱。据此，享廷顿提出了一个命题，“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当然，享廷顿也非常重视政党对政治安定的作用。他指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毫无疑问，中国正是处于一个向现代化前进中的社会转型时期，享廷顿的理论观点也无疑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整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帕森斯从协调、稳定、整合、功能协调和价值共享的社会均衡模式出发，提出了社会均衡模式的核心概念：社会系统。帕森斯认为，满足社会行动系统的普遍功能要求的基本制度化结构是：AGLL，即适应(A)、达鹄(G)、整合(I)、维模(L)。其中，适应(adaptation)是指系统必然同环境发生一定关系。为了能够存在下去，系统必须拥有从外部环境中获取所需资源的手段，或者说，系统必须具有通过操纵某些手段来控制环境状态的能力。达鹄(goal attainment)是指，任何行动系统都有目标导向。系统必须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次序和调动系统内部的能量以集中实现系统目标。整合(integra－tion)是指，任何行动系统都由各个部分组成，为了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有效地发挥功能，必须将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使各个部分之间协调一致，不致出现游离、脱节和断裂。维模(latencypattem maintcnancc)是指在系统运动过程暂时中断即互动中止时期。原有的运行模式必须完整地保存下来，以保证系统重新开始运行时能照常恢复互动关系。必须拥有特定机制经常维护牌潜在状态的模式。帕森斯指出，从整合的角度来看，社会系统是由各个行动单位通过制度化关系联结而成的。因此满足着行动系统的整合要求。整合意味着社会内部各个成员组织之间维持着某种最低限度的团结与合作，避免分裂性冲突。为此必须形成某种制度性结构以加强社会团结。并对可能出现的冲突进行调解。承担这一功能的社会制度主要是法律，此外宗教的某些部分也与整合功能有关。无疑，帕森斯的社会均衡模式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他所提出的关于整合社会需要各个行动单位通过制度化关系联结而成的思想，本身就暗含着一种社会整合机制的设想。另外他的关于采用法律、宗教的手段来调解整合过程中出现的冲突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有效整合所采用合适的手段选择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544.

[2]李德，郝秋华，断裂与弥台·社会转型理论及对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反思[J]，党政干部学刊，2008：(8).

[3]米切尔·罗斯金，政治科学[M]，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