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是怎样成为学界大师的（下）
时间：2021-01-28 07:53: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三本书，
成就了胡绳作为大师的晚年辉煌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胡绳的成就，说得直白一点，有如俄罗斯国徽形象“双头鹰”。一“头”是有如前述，他是我们党两代领导核心的“一支笔”，为党的重要文献的形成和阐述，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头”是个人著书立说，在以《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对近代史展开专题研究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中期，尚且身处逆境的胡绳就开始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巨著的写作（该书出版于80年代初）。90年代，胡绳在组织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同时，主编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一印数达数百万册的皇皇巨著。此外，正值“粗知天命”（胡绳自谓“七十八十，粗知天命”）之时的胡绳发表了大量政论性学术论文，汇集成《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出版，被誉为“很有影响、很有深度、很有新意”、达到“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力作。这三本书成就了胡绳作为大师的晚年辉煌。
（一）《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改革开放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部巨著
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巨著，不是就篇幅（70多万字）而言的，而是指它的分量。目前绝大多数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类著作仍然大体沿袭了它的思路，采用了它的基本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是改革开放以来按照传统观念讲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传统上将1840年至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比较完整的开篇之作，不算为过。
1.《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酝酿、写作和出版
这部巨著经历了20多年的思想酝酿、资料积累，又经过了六年多的艰辛写作，才最终得以面世。
第一阶段：思想萌动，酝酿写书（1940年—1960年）
胡繩回忆说，在1940年鸦片战争100周年时，22岁的他写了题为《论鸦片战争》的论文。这是他研究近代史的开端。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获得成功后，胡绳就萌生了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完整过程的念头。1953年初，他被调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担任培养理论工作干部的第一部主任。第一部的教学完全靠苏联教授，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内容的系统课程。当时他想，总得有一点讲中国情况的课，于是自告奋勇地来讲中国近代史，每星期讲一次。为了便于讲授，他写了提纲，编了讲义，也发给学员。这样讲满了两个学期。胡绳说：当时写的《中国近代史提纲》有4万多字，没有正式出版，但在编写和修改的时候，已打算以此为基础展开成为一本书。这份提纲可以看作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最早的设计”。当时听课的学员、后来也成为著名学者的丁伟志回忆说：给我们班授课的中国教员中有众多名家，但是就学员的反映而言，最受欢迎的首数胡绳。别的老师课讲得再好，也是着重在讲“是什么”，胡绳却着重在讲“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他并不简单地灌输知识，也不简单地宣布他的判断和结论，而是耐心地解剖历史事实，细致地展示他在作出判断和结论之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独立的分析。
为什么胡绳将《中国近代史提纲》讲稿看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最早设计呢？这是因为讲稿的体系框架是书的雏形。前者有五章二十节，后者为五编二十七章。从结构安排和章节标题看，有如少年和成年人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放大，更高更壮更实更强，但轮廓和模样还没走形。特别是他在写讲稿的过程中，产生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想法，开始形成“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这对他要写更大部头的著作是一个很大的动力。他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序言中写道：写《中国近代史提纲》后，我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看法，为初步说明这些看法，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发表在1954年2月出版的《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准备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间虽然作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动笔写这本书。胡绳在1959年9月1日的日记中表露了当时的心境：“今日又动念写关于近代史的书，拟写三卷书，先进行太平天国，且定出了十章的题目。定此类计划几年来已多次矣，此番能有成否？”9月4日写道：“究竟是否要进行此工作，尚觉踌躇。”为什么他“尚觉踌躇”呢？因为当时参加中央写作班子进行中苏论战的任务很重，往往连周末都加班加点，要铺开摊子另写书，实在太难了。
第二阶段：顽强坚持，终圆梦想（1969年—1981年）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年代。1969年，胡绳随红旗杂志社的干部到河北石家庄郊区的“五七”干校劳动。作为“走资派”，他是重点审查对象，分在“革命群众”之外的“另编组”干重体力劳动，如起猪圈、挑污水、拉车、搬沙、刨树，以及进城拉煤块、石灰、泔水等。郑惠回忆胡绳时写道：那时他已是50岁出头的人了，何况从小生长在城市，从来没有受过体力劳动的训练。在下放的头几个月里，他所经受的劳动磨炼几乎是超限度的。但他硬是咬着牙一步一步熬了过来，逐渐由不会到会，由不堪重负到愉快胜任，体力日见增强，心情也较为开朗了。他除了干高强度的劳动外，还要参加政治运动，接受大小会批判，写个人检查和外调材料等，成天累得要命，脏兮兮的。这样艰危困苦的处境并没有使他丧失奋斗意志，仍然想着写书。他在1970年的《梦回故寓》诗中表示：“犹思挥笔追班马，不用频嗟发已华。”他不服老，壮志犹存——想写近代史书，追赶我国古代史学鼻祖司马迁、班固。他后来回忆说：“那时，也曾忽发‘奇想’，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
1973年是胡绳个人历史的重要转机。他终获“解放”，6月下旬回京，在收拾好离开四年的家的环境，进行身体检查，索取被封存的一些必要的书后，8月初重读《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扩充修改《中国近代史提纲》，9月就动笔开写了。他刚恢复工作，就出席党的十大，到国务院科教组联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参加四届全国人大文件起草。他开始忙起来了，但仍然利用休息时间写作。郑惠在2002年10月谈到了胡绳写书的艰难情景：“胡绳利用文革后期从干校回到北京较为松动的政治环境，着手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为此，他向有关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写报告。李先念同志叫他的秘书打电话答复表示同意，说写出以后请人看看，听取意见后再考虑出版。这一段虽然相对来说有较为宽裕的时间，但也还是在参加一些大的政治活动和实际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地写成的。日后我读到他的日记，才惊讶于他当时是如此之用功，其笔耕之勤奋令人叹服。他抓得很紧。在起草文件编选毛著的空隙，哪怕一天晚上只写几个字也坚持写作，常常写到凌晨三四点，有时已经躺下，想起问题又起身写作，很辛苦。他找过几个助手，但有的写得不行，甚至基本重写的情况也是有的。他还有个时间表，在阶段性工作完成后，回过头接着写。什么时候写第一章，什么时候写第二章，很细致。他还给自己定了目标，今年一定要把第几章写完。有时是用旧稿子，有时一个晚上都没有理清头绪，一个字都没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