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国外交观的鲜明特色解读

摘 要：冷战后的中国外交观具有鲜明的特色。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根本宗旨；坚持独立自主性与和平性是基本属性；发达国家、周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外交重点；多边外交、政党外交与民间外交是重要补充。这些外交观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又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

关键词：冷战后；中国外交观；鲜明特征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1-0110-03

外交观是一国对外交事务的基本认识，是国家开展外交实践的重要依据。在冷战后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外交观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作为中国最权威的文件，为审视中国外交观提供了适宜的视角。本文拟以冷战后中国共产党的四次党代会报告为文本，分析冷战后中国外交观的鲜明特征。

一、根本宗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根本宗旨是一国外交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评判一国外交的首要标尺。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基本行为主体，正确适宜的外交宗旨一般具有国际、国内两重诉求。国内诉求指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这是一国的立国之本；国际诉求指外交为国际利益服务，这是一国的强国之路。中国虽然在冷战结束前没有明确提出过自己的外交宗旨，而是采用“基本目标”、“根本目的”等说法，但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在外交观上一直坚持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有机统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既注意在外交事务中牢牢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罔顾国际公益或他国利益而一味牺牲国家利益，也注意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大的贡献。

冷战结束后初期，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继续坚持明确的国内、国际两重诉求。党的十四大报告把外交基本目标定位为“维护我国的独立与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1]242进入新世纪，随着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处境的明显改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信心更为充足，外交视野更为广阔，不仅提出“外交宗旨”这一高层定位，而且说法也与原有的外交目标、目的等有一定的变化。在十六大报告中，中国首次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并表示“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2]566在十七大报告中，中国再次强调，“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3]这一外交宗旨的显著特点是既没有突出自身的利益，也没有背离自身的利益，而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把自身利益融入到国际利益之中，更加强调国家利益与国际公益的统一性，自身利益与他国利益的统一性，自身前途命运与世界前途命运的紧密联系。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和固守“外交宗旨论”具有科学的依据与重大的意义。一方面，这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古今中外，无论哪个国家开展外交活动的首要目的均是为内政服务。没有对国家利益的捍卫，也无从谈起对国际利益的促进。因此，在中国实力相对较弱，国际环境相对不利之时，突出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很有必要。但对于一个有志于走向世界强国的国家来说，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过于突出自身的利益又是不够的，必须更加展现出自己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大国风范，更多地关注于国际公益与他国利益。进入新世纪，中国与所有大国和周边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没有现实的直接威胁与敌对国家，不存在多国联合起来制裁或孤立中国的可能，中国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都有了质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外交宗旨中不再突出“外交为塑造良好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这一功能服务，而是把外交宗旨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寓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之中，显然是一种正确适宜的外交理念，是中国实现强国之路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这是国际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冷战结束后，在意识形态因素减弱、科技竞争日新月异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加速发展，各国、各地区被编织在一个地球村之中。但全球化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中国带来许多有利的机遇与条件，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也给中国带来许多风险与不稳定因素。许多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形成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高度相互依存关系和连动效应。如世纪之交先后发生在东亚和美国的两场经济与金融危机，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稳定造成巨大的冲击，中国不可能置身于世界经济形势之外而隔岸观火和以邻为壑，必须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与其他国家一道携手共度难关，复兴世界经济。再如随着科技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核扩散、恐怖主义、疾病蔓延等全球性政治、安全与社会问题也急剧全球化。安全威胁的全球化要求中国必须把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看待国家利益，寻找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的新路径。在这一外交宗旨的指导下，十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在坚持维护国家传统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同时，更为重视国际公益。如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主动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提高自己在联合国的会费等。通过这一系列有益的行动，塑造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一种机遇与福音，而不是一种威胁与灾难，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基本属性：独立自主性与和平性

从新中国成立迄今，在60多年的沧桑岁月中，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与脉搏，更好地实现趋利避害，中国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与理念。但任凭岁月荏苒，中国外交的基本属性没有丝毫的变化，那就是坚持独立自主性与和平性。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历次党代表大会报告中都强调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且在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中用“始终不渝”，在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用“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等词汇与话语强调坚持这一外交属性的长期性与坚定性。

独立自主性指在国际事务中由中国政府与人民根据自身的意愿与选择，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方针、原则与实践。对此，党的十五大报告给予了专门的阐述。“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与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4]40由于结盟外交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盟约的束缚，影响政治抉择的独立自主性，中国在冷战后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中，一再强调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把其作为中国外交坚持独立自主性的重要标志。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外交的独立自主性在理论上是国际社会中国家主权原则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上是中国近現代遭遇得出的必然选择。在当今国际社会，国家是基本的行为主体。在构成国家的四要素中，主权是最为核心的要素，而国家主权的对外具体表现就是独立自主权。没有独立自主性，国家就不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权国家，也无法真正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党和政府十分珍惜和重视内外事务中的独立自主性，不曾因时势的变迁而发生任何的改变。

虽然中国在外交观上坚持独立自主性，但并不是就主张肆意所为，而是强调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尊重，不搞武力威胁，不搞以大欺小，即同时坚持外交的和平性。对此，冷战后的党代表大会报告不仅多次就中国对国际交往的原则立场表明态度，而且明确表达了自己持守和平外交观。如十五大报告指出，“国与国直接应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彼此的纠纷和争端，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能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更不能恃强凌弱，侵略、欺负和颠覆别的国家”，中国也决“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4]40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在外交中“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3]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威胁世界和平的重要根源，是影响国与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和平外交观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反复强调反对任何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做出永不称霸的承诺。如十四大报告指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1]242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4]40今后“发达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4]41十七大报告在继续强调不称霸、又反霸的基础上，进而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行为方式定位为“和平发展道路”，并表示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3]

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外交观，这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传统文化与历史遭遇等决定的。从社会制度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高级、进步与文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制度，摒弃了资本主义靠掠夺和扩张发展自己的野蛮行径。同时社会主义的苏联长期搞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行径既玷污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也导致了自身的解体，为我国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因此，秉持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无论何时都会持守爱好和平、维护和平、主张公平的基本属性。从传统文化讲，文化具有极强的传承性，以“和合”为显著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外交观影响至深。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亲任善邻，国之宝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古训和中国古代不对外扩张的历史，鲜明反映了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从历史遭遇看，近现代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辱中，中国长期饱经战乱和穷困之苦，深刻地体会到和平的珍贵，不愿意把人类的悲剧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再次上演。对此，党的十五大报告也给予了明确的注解，指出“中国人民曾经长期遭受列强侵略、压迫和欺凌，永远不会把这种痛苦加之于人”。[4]41

中国外交观的独立自主性与和平性使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做到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并且随着冷战后实力的增强，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

三、外交重点：发达国家、周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最早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开始实施不结盟、不意识形态化的全方位外交。冷战结束后，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进一步减弱，中国多次表达愿意继续同世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如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3]但由于世界国家众多和多样，它们对中国安全、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坚持全方位外交的同时，也必须有所侧重，对于某些国家给予特别的关注。由冷战后的历次党报告可以看出，从国家类型看，发达国家、周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关注的重点。

发达国家系当今国际社会的主导者。与其他国家相比，它们既有绝对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优势，又在美国的主导下构成一个庞大的联盟体系。其对外战略对世界局势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与中国关系的状况直接决定着中国国际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基本面貌。冷战结束后初期，之所以说中国的国际环境相对不利，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制裁与打压政策，企图使中国步苏东国家之后尘。因此，在冷战后中国外交中，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在国别外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十五大报告起中国专门论述对发达国家的外交观，在新世纪两次党报告中又把其提高到国别外交的首位。在内容上，则从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坚持对话与深化合作等方面具体论述了发展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

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地缘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减弱，但任何国家都处于一定的空间之中，无论什么年代，地缘位置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同时，地缘因素的倍数效应具有鲜明的两重性。处理好地缘关系，能够给相邻与相近国家的合作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处理不好地缘关系，会给一国的安全与发展带来严重的困扰，甚至是致命的威胁。因此，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世界各国来说都十分关键。中国由于周边国家众多、大国林立、矛盾复杂，历史上深受周边因素的负面影响，搞好周边外交显得更为重要。据此中国在冷战后党报告中对周边外交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多次进行专门的阐述，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希望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与交流，“共同营造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3]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基本国情、历史遭遇、发展任务等方面长期有着共同或相近之处，在历史上双方在国际与国内事务中也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密切配合，结成深厚的友谊。因此，长期以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冷战结束后，虽然国际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也并非一致，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并没有减少，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仍然十分重要。于是，在冷战后历次党报告中，中国都针对发展中国家，专门提出自己的外交观念。在这些外交观中，既强调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双方的团结与合作，巩固传统友谊，又与时俱进地提出“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果”等新主张。[2]567

冷战结束后，在这些外交观的指导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很快走出低谷，结成多种多样的伙伴关系，总体上实现了稳定健康的发展。既推动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空间，也促进了世界局势的稳定，为全球经济的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得以进一步发展，中非合作论坛等新的合作机制与平台不断涌现，使双方无论是政治合作，还是经贸交流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与周边国家全部实现关系正常化，没有发生一起军事冲突与战争，双方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不断增强。如中国与西北周边国家成立地区性、综合性的上海合作组织；与俄罗斯签订《中俄和平友好条约》，解决困扰双边关系数十年的边界划定问题；与东南亚国家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东亚国家建立“10+1”、“10+3”、东亚首脑峰会等定期会晤机制；与东北亚相关国家形成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四方会谈与六方会谈等。这些成绩不仅增加了双方的相互信任，为中国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增大了中国的安全系数，而且促进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减弱了周边国家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声音，彰显了中国强大而不称霸的大国风范。

四、重要补充：多边外交、政党外交与民间外交

从接触方式看，传统的外交多是双边外交，因为外交首要解決的就是两个国家之间，而非多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与多边外交相比，双边外交不仅更容易实现，而且更容易取得重大的突破。但随着冷战后国际组织作用的更为突出，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多和愈加严重，多边外交日益盛行，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欢迎。在这种背景下，冷战后的中国在继续肯定和重视双边外交的同时，开始表现出对多边外交的高度关注。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4]41十六大报告在继续阐述我国对多边外交态度的同时，强调在多边外交中“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2]568十七大报告中又表示，中国将通过“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3]

从严格意义上讲，外交仅指一国中央政府的对外事务，因为只有代表国家的专职外交人员和国家领导人才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外交豁免权。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各种行为主体的不断涌现，对外交往早已不再是官方外交人员的专利，而为各种各样的组织和人员参与，他们对国家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影响甚巨。如冷战时期中美两国通过著名的“乒乓外交”，实现小球转动大球；冷战后中美之间密切的经贸、文化与人员往来对阻止双方关系的恶化起着显著的作用。针对国际社会出现的这种趋势，冷战后中国在已有经验基础上，在肯定国家外交仍起主导和核心作用的前提下，更为重视政党、民间等对外交往活动，以期更好地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更为重视政党外交、民间外交等外交形式。

由于冷战结束前党的十二大确立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原则不仅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各类政党关系的发展，而且对国家关系的发展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于是在冷战后历次党报告中中国都强调继续坚持党际交往四原则，开展政党交流。如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4]41在十六大报告中，又把交往对象由政党扩展到其他政治组织。[2]568在民间外交方面，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将继续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2]568在十七大报告中，又把民间外交拓展到人大、政协、军队、地方等非政府机构和非中央政府的对外交往活动。[3]

冷战后中国外交的实践表明，中国重视多边外交、政党外交与民间外交等非传统外交是正确适宜的，收到了理想的效果。通过开展多边外交，不仅推动了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规范了有关国家的行为，而且为双边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场合，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如通过发起和主持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不仅阻止了半岛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而且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东亚事务中的独特作用；通过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晤、20国集团领导人会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等，不仅昭示了中国国际社会积极建设者形象，而且成为改善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渠道。通过开展政党外交，使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14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和往来，使党的对外交往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可喜局面，使党的对外工作成为保障国家综合安全、推进国家总体外交、实现祖国统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民间外交，充分发挥其灵活多样，议题广泛，更容易形成共识的优势，从侧面推动了官方关系的发展。如中国在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上，通过使企业界、学术界、科技界等广泛参加东盟地区论坛第二轨道对话会、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袖对话会等，增加了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实现了以民促官，以经促政，达到了增信释疑，扩大共识。

五、结语

冷战后的中国外交观呈现出以上四个方面的鲜明特质。这些外交观念既有坚定不移的传承，又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深入理解和认识这些外交观，有助于更好地认可中国的外交戰略与政策。坚持和贯彻这些外交观，必将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促进世界的稳定与繁荣。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光明日报，2007-10-25.

[4]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