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朝鲜条约外交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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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朝鲜近代条约外交是在东亚礼治体系面临挑战，清王朝危机四伏，朝鲜锁国政策难以为继的历史背景下确立的。它的促成因素有三方面：国内开化思想的推动、清政府“以夷制夷”政策的诱导、列强要求立约的外部攻势。在条约外交体制下，朝鲜经济卷入近代资本主义市场，民族经济独立发展的步伐受到阻碍。
[关键词]朝鲜；条约外交；历史背景；促成因素；影响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5 — 0047 — 02
条约外交是朝鲜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外交形式，它以近代国际法原则为指导，以履行条约相关规定为手段，目的是保持与列强和平与平等的近代国家关系。它的出现受朝鲜开化思潮的推动，清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也诱导了条约外交的建立，列强打开朝鲜国门的外交攻势是条约外交确立的外部因素。条约外交确立后，伴着欧风美雨的介入，朝鲜萌生了自主意识，但在条约外交体制下，朝鲜经济迅速卷入资本主义市场，列强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优势，掠夺原料，强占市场，摧残了朝鲜近代民族经济。
一、条约外交确立的历史背景
1.东亚礼治体系面临挑战
近代以前，整个东亚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礼治天下，中国以其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优势位居宗主国，其它诸国屏藩四周，朝鲜作为东方古国中国的近邻，是这一体系下的重要藩属国。朝贡与册封是这一体系的重要运行机制。几个世纪以来，东方诸国在这一体系下各安己命、各尽己责，保障了东亚这种国际秩序的长期稳定性。直至近代，东西方列强的侵蚀使东亚的这种宗藩体系面临巨大挑战。首先鸦片战争使这一体系的核心即宗主国清政府沦为殖民地，继而列强急于将中国的藩属国也纳入西方殖民体系之内，成为其殖民地或附属国，清政府在自身危机重重的情况下，面对列强对其藩属国的侵略只能听之任之，至19纪纪70年代末，清的属国琉球被日本割占、越南和缅甸不断遭到法英的侵略，东亚自成一体的礼治体系出现缺口。
2.朝鲜由锁国攘夷到被迫开国
19世纪60、70年代朝鲜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曾以武力击退前来叩关的美法舰船，又多次拒绝抱有“征韩”企图前来“复交”的日本，但当整个东亚世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时，身处东亚要地的朝鲜半岛自然也不会独善其身。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迫使其签订《江华条约》， 朝鲜对日开放口岸，允许日本入朝贸易。《江华条约》给朝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触动了朝鲜全国上下对于骤变的外界形势采取何种应对的一种思考：日本势力已打入朝鲜，其它列强必步其后尘，是继续被动消极应对，结城下之盟，还是改变外交方式，开国以自强。摆在面前的时代课题预示着朝鲜政权在外交上必然做出某种变革。
3.宗主国清政府的山河日下
在东亚朝贡体系下，朝鲜是清政府就最重要的藩属国，历史上，两国的关系也最为稳定与笃厚，两国曾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应对第三方的侵略。然而到了近代，当朝鲜面临美、法、日的武力侵犯时，尚难自保的清政权只能视而不见，听凭其“自行处理”。处于列强共同蚕食下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只能屈辱地签订诸项不平等条约，丧失大量主权。清廷的衰败给了朝鲜深刻的警示：如果被动开放，难保不丧权辱国，既然一向强大的“天朝上国”都不得不打开国门，朝鲜恐怕更难坚守锁国之策。若要开放，以何种形式？而此时，条约外交正以其近代外交的强劲生命力在全球大行其道，势必成为朝鲜政权的不二选择。
二、 促成条约外交建立的重要因素
1.开化思想助推朝鲜政权打开国门
开化思想是在朝鲜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传统的实学思想与外来资本主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朝鲜锁国很久，这种外来资本主义文化主要经由中国和日本传入。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批进步思想家著书立说，向国人介绍当时世界的形势，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这些著作的思想被当时来华的朝鲜学者和使节所接受，成为他们开化思想的重要来源。朝鲜学者崔汉绮曾根据这两本书的主旨思想写成《地球典要》一书，“不仅向读者介绍了有关外国的知识，而且主张朝鲜需要开放门户与外国交往”。〔1〕在朝鲜政府部分官吏中，也有的倾向开化，朴珪寿即为其代表，他曾出使中国，接触到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资本主义文明，他认识到朝鲜国势日益危机，主张朝鲜在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江华条约》签订后，朝鲜与日本明治政权有了更多的接触，朝鲜政府多次派出修信使出使日本，他们当中大多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官吏，这些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者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惊人变化，对资本主义文明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他们认识到朝鲜必须改变现有的外交政策。
至19世纪70年代末，朝鲜的开化派已形成，其主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反对锁国，力主开放；其二，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朝政，使朝鲜迅速开化，成为近代化国家。开化派成员多出身于封建贵族官僚，因而其主张对朝鲜政权的决策层具有一定影响力。在开化派的倡导下，朝鲜全国上下掀起了“开国上疏运动”，要求朝鲜政府开国，吸收近代文明，与外国通商。在朝鲜面临主动还是被动开放的难题前，开化思潮无疑成为朝鲜政权决策中的舆论助推力量。
2.清政府“以夷制夷”之策推动条约外交的建立
《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势力长驱直入，对朝鲜提出更进一步的侵略要求，迫使其开放了元山、仁川。沙俄也以重兵布置于海参崴，妄图在朝鲜占据一个不冻港。美英等国觊觎朝鲜之心从未改变，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打开朝鲜国门。
为解决朝鲜危机，清廷急谋对策。1879年5月，福建巡抚丁日昌向总理衙门提出由朝鲜和西方列强各国缔结条约“以阻日本继续侵略之渐”的主张。他称：“如朝能与泰西诸国通好，将来两国（日、朝）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致无所忌惮，庶可稍遏日本侵朝的气焰。”〔2〕清廷也意识到：“日本朝鲜积不相能，将来日本恃其诈力，逞志朝鲜，西洋各国群起而谋其后，皆在意计中，各国既欲与朝鲜通商，倘藉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3〕遂打算引进西方势力制衡日俄，“以夷制夷”之策由此形成。
与此同时，清驻日大臣何如璋致函清总理衙门，称“高丽之患不在日本，而在俄罗斯。如能早与各国通商尚足牵制”。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更为之拟定《朝鲜策略》，认为：“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4〕 后《朝鲜策略》被出使日本的金宏集带回国，将之呈给朝鲜国王，朝鲜国王召集重臣李最应、李裕元等人，对《朝鲜策略》及“以夷制夷”之策展开廷议，李最应认为：“彼人之诸条论辨相符我心，不可一见而束阁者也。？？其中可信者信之，而可以采用”。〔5〕经过讨论，“以夷制夷”之策取得了朝鲜大多数朝臣的赞同。1881年朝鲜派出访问团赴日与何如璋会面，商谈“立约通商”之事。这表明朝鲜最终确定了立约通商的开放国策。1882年，朝鲜丞相总理机务李罡应致书李鸿章，请他代为主持朝美立约，于是，1882年5月22日，在李鸿章等清廷官员斡旋之下，《朝美通商条约》签定，随后，在清政府的“襄助”下，英德法等国也先后与朝订约。朝鲜由此步入条约外交时代。
3.列强打开朝鲜国门的外交攻势是条约外交建立的外部助推力量
19世纪初期，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在欧美非的殖民地瓜分殆尽的情况下，在新一轮的殖民地争夺中，纷纷把目光转向了东北亚，在打开了中国与日本的国门后，地处东北亚战略要冲的朝鲜半岛成为列强争夺的目标。自19世纪中期，俄、法、美等列强环伺朝鲜海域，从未放弃打开朝鲜国门的尝试，多次制造侵扰事件。最终日本后来居上，率先打开朝鲜国门，这刺激了列强挤进朝鲜的欲望。
《江华条约》签订后，美国首先发起新一轮的对朝攻势，以往的经验使其认识到，武力未必奏效，于是美国试图凭借已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的日本，打通对朝立约的通道。1878年4月，美国参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萨金特提议总统任命一位全权代表“借助日本的友好援助，与朝鲜立约”。〔6〕同年12月，美国海军部长汤普逊令海军少将薛斐尔率军舰出访非洲、亚洲，并特别指示应“访问朝鲜几处地方，以求用和平方法打开对该政府的谈判”。〔7〕薛斐尔率舰队于1880年4月15日抵达长崎，遵照美国政府指示，美驻日公使平安立即与日本政府联系，希望其能为美朝谈判提供必要的帮助。于是，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试图以多种方式打开美国对朝鲜的沟通渠道，但均遭到朝鲜的拒绝。于是，薛斐尔转而求助对朝鲜有重大影响力的清政府，李鸿章表示愿意居间斡旋。
这期间，朝鲜统治集团也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压力，一方面，内部要求开国的呼声越来越高，更一方面，日本、沙俄的侵略越来越急迫。朝鲜内部有识之士认识到朝鲜“当今事势处于不得不大更张之会，若犹因循姑息，恐非宗社生灵之福，不可拘守旧规而安稳自守之势”。〔8〕而此时，恰逢清政府官员提出朝鲜应“联美以拒俄”建议，朝鲜结合内外形势，认为主动开国，尚能在订约时保留较大的自主余地，保全更多利益，于是因势利导，在清廷的斡旋下与美国签订第一个自主的条约，开启了外交的新纪元。
三、条约外交对朝鲜的影响
与资本主义各国缔约后，随着朝鲜国门开放，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侵略和扩张的同时，不自觉地带来了西方的近代文化，特别是西方的国际体系与主权国家的理论，不同程度地催化着朝鲜民族，并由此引起种种社会变化。如随着西方近代思潮的传入，朝鲜自主意识逐渐增强，1884年的甲申改革是朝鲜谋求独立自主的第一次尝试，1887年，朝鲜试图与西方各国建立新型、平等的外交关系，遂派出驻欧洲五国公使，两次事件虽都因清廷干涉而未实现其初衷，但却是朝鲜谋求独立自主的重要实践。
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资本列强与朝鲜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实质上使朝鲜处于被剥削境地，它使朝鲜在开港后迅速沦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尤其是邻国日本，更是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从朝鲜获取了巨大利润。日本输入朝鲜的主要产品是纺织品，而从朝鲜掠夺的是廉价的农产品（大米、大豆）和黄金。据统计，1888年至1893年五年间，日本每年出口国产高价大米约69万石，同时进口廉价大米56万石，其中主要来自朝鲜。〔9〕日本对朝鲜的粮食掠夺，使朝鲜出现了灾年粮食不能自给的情况，如1889年的“防谷令”事件。其它列强国，也以牺牲朝鲜利益实现在东北亚的战略诉求。从这一点上来看，条约外交实质上是朝鲜近代化的历史枷锁。
〔参 考 文 献〕
〔1〕〔韩〕李基白.韩国史新论〔M〕.厉帆，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277.
〔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卷）〔M〕.1972：32.
〔3〕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卷）〔M〕.台湾：三联出版社，1979：109.
〔4〕李庆.东瀛遗墨（第一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M〕.1972：442-445.
〔6〕〔日〕八木升.日中交涉秘史〔M〕.日本：桃源社，1996：293.
〔7〕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88.
〔8〕金光洙.朝鲜近代史研究〔M〕.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28.
〔9〕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中朝关系通史近代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579.
〔责任编辑：晓 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