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长江水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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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长江流域就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长江航运的兴起和繁盛，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长江航运起源很早，约七千年前，先民们就驾着独木舟开始了原始的航行，从此长江担负起横贯中华大地，畅达大江南北的大量物资与旅客运输，在我国内河水运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历代对于长江的航运管理十分重视，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实行水运管理的朝代。
唐代以前的水运管理，仅限于官办航运的领导和组织及对商民舟船的征税，尚没有水运交通的律令，南北朝时期，虽在建康（今江苏南京）设立“津主”一官，除掌征税外，还检查船只是否装载有禁运物品与罪犯，但此管理也只囿于港口码头。唐代不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水运管理制度，而且还将水运管理提到法律的高度，揭开了我国古代内河水运管理立法的第一页。
完善的管理機构
为了加强水运管理，唐政府设立了自上而下完备的行政管理和执法机构，其管理水运事务的机构共有三大部分：即尚书省工部所属的“水部”和独立机关“都水监”与中央派出的“水陆转运使司”或“诸道转运使司”。
水部直属尚书省工部，它的最高职官是水部郎中及副职员外郎。史料载，其职权是：“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天下舟楫、溉灌之利，成总而举之……”显然，水部是关于水流与舟楫航运的立法与行政审查的国家最高官署。
都水监也称将作都水监，是尚书省六部以外中央一级的专门水运管理机关。据《唐六典》记载其职权范围是：“都水使者二人，正五品上……都水使者掌川泽津梁之政令，总舟楫、河渠三署之官署。辨其远近而归其利害，凡渔捕之禁，卫虞之守皆由其属而总制之……”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为：“都水监：使者二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录事一人，府五人，史十人，亭长一人，掌固四人。”使者所属下辖机构和人员：舟楫署、河渠署、诸津，总计336人。各地河渠中还设置渠长和斗门长。都水监机关的权限与管理事项基本上与水部相同，但二者职权的性质却是不同的，都水监及其使者是监督、巡视水流、河堤、航运与津梁的特派行政机关与官吏。大部分的监督与行政管理的任务由都水监执行，所以下属机关有较多的官吏。
水陆转运使司或“诸道转运使司”，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其最高长官是转运使，也是长江航运的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为长江航运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制定内河航行法规
随着内河航运的日益发展，内河各干支流，尤其是长江与大运河上舟船往来日益频繁，为了维护水上交通运输的秩序，保证舟船的畅通与安全，唐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水运管理机构、设置各级职官的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内河水上交通运输、渡口桥梁、河道水流等方面的法规，在《唐律疏议》《唐六典》和《水部式》中有很多这方面关于内河舟船航行法规、津渡设置与管理、河道水源管理法令规章的记载。
唐代的内河航行法规的主要内容包括：内河船只水上航行、船舶安全检查、舟船停泊与公差、军人乘船时必须遵守若干规定等。《唐律疏议》中有关内河航运管理法规和规章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船舶检查和靠泊规定。“茹船，谓茹塞船缝；泄漏，谓泄去漏水”，就是要求船家行船前或航行中必须随时对船只进行安全检查，保证船体密不渗水。如有渗水，应即时排除，避免中途沉船，造成沉船事故，确保船只维持良好的适航状态。“安标宿止，调行船宿泊之所，须在浦岛之内，仍即安标，使来者候望。”依此规定，船舶必须在港埠的浦洲码头岸边靠泊过夜，不得在无人烟的荒岸处停泊宿止。舟船停泊后，必须安设标志，以资来往船只及旅客识别。
其次，对船舶航速的规定。“旧制……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顺流之舟，即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此规定对船舶航速的要求轻重有别，顺溯有异。且在航行中驶于艰险之处，“其如破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申牒验记，听折半”。
再次，船舶相遇避让规定。“……行船之法各相加避。若瑞债之处，即诉上者避沿流之类，违者各笞五十。”是说船只和竹筏在航行途中，要相互避让，在急流和险滩处如上下两船会遇，上水船要主动避让下水船，尤其是险滩激流显著的长江更要严格执行，避免抢行发生事故。
最后，船舶限制超载规定。《唐律疏议》载文：“请应乘官船者，听载衣粮二百斤，违限私载，苦受寄及寄之者，五十斤及一人，各笞五十；一百斤及二人，各杖一百（若家人随从者勿论）。每一百斤及二人，各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对于乘官船外出的人员，只能带随身衣粮物品至多200斤，超重违例，则根据情节轻重及超载数量，要受到笞、杖直至判徒刑二年的惩治。而“监船官司知乘船人私载，受寄者与寄之者同罪，若是空船……不同此律”。此条律令特别是对政府官员和从军征讨的将士，尤为严厉，违犯者，最高可判处3年徒刑，对民间也起到警诫的作用，限制了船舶超载，无疑对船舶水上航行安全大有益处。
津渡的设置与管理
唐代十分重视交通的发展，政府在河流津口架桥设渡，便利通行；同时对大江大河上的渡口与渡船施行管理。据《唐六典》载，尚书省工部所属水部下令在黄、渭流域用舟船相连而搭起水上浮桥。在长江流域，则指令各州县设置了津渡10多座，计有：“蕲州江津渡；荆州洪亭、松滋渡；江州马颊、擅头渡，船各一艘，船别六人。越州、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各三艘，船别四人。渡子并须近江白丁便水者充”。
同时规定，“其津济之处，应造桥航及应置船筏而不造置者，及擅移桥济者，杖七十；停废行人者，杖一百”。《唐律疏议》对这项规定进行了解释：“津济之处，应造桥航，谓河津济渡之处，应造桥及船者，编舟作之，及应置舟船，及须以竹木为筏，以渡行人，而不造置，及擅移桥梁济渡之所者，各杖七十，停废行人。为谓不造桥航及置船筏并擅移桥济，停废行人者，杖一百。”这项规定表明，凡是制定的津渡处所，不造桥梁，不设渡船者，或者未经允许擅自移动桥梁及渡口者，津主，即津令、津丞都要受到惩治，由此而影响交通，则肇事人要被杖打一百。
为确保水上安全，唐政府对长江等河流的津渡加强管理，并颁布了《津渡法》，甚至“驻兵防守”，从而维护了渡运秩序。
河道水源的管理
无论是航运，还是农业生活用水，水源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唐代已经开始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和管控，以发挥水源的最大化作用。经水部制定的这类法令，由都水监下属的河堤令监督执行，并且具体实施管理。水陆转运使及地方官员如刺史、县令等都有监督指导管理水流官吏的职权。
唐元和三年（808年），李异奏准，江淮堰埭，归转运使管理，即从此由转运使管理河渠。其内容主要包括：河渠通舟水源及斗门的管理、灌溉用水的管理、碾硙用水的规定和堤防管理等。就是说江河渠中的水资源，首先要保证舟船通航，其次是用于灌溉，再次才用于碾硙，就是利用水力启动的石磨。水部规定：“……凡水有溉灌者，碾硙不得与争其利。”为了保证行舟，“自季夏及于仲春，皆闭斗门，有余乃得听用之”。《唐律疏议》规定：“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因河堤断决“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总之，包括河堤失修缺口，河渠署的令、丞等主管官都要治罪。
唐代对于窃取水资源的也予以惩处。《唐律疏议》规定，对“诸盗决堤防”的犯罪行为，定罪“杖一百”。即凡是盗缺堤防窃取河渠中的水资源供私用和官用的人，都要受到惩治。如果因此而导致河堤缺断，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肇事者以“坐赃论”处，一般判处3年徒刑，直到以“杀伤论”定罪。这条律令，主要是为了维护长江等江河的正常航行。
规范内河的运价
唐代包括长江在内的内河航运业不断发展，因此规定内河舟船运输的运价，也是唐代内河航运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内河船舶在运输过程中所收取的运费，唐时一般称作“运脚”或“脚价”。唐代规定的内河水上运价，只适用官物运输。当时朝廷实行租庸调制，每年在江、淮各地除征收数以百万石的租粮外，还调收大批的土特产品入京，运量巨大。在刘晏实行官纲运输以前，上述物资的运输都由民间承担，尽管人民负担了大部分运费，然而朝廷每年也要花费一笔巨额费用，用于水陆运费开支。裴耀卿掌漕运时，为节省朝廷费用，曾向人民额外征收“函脚”，用于水陆运费。他执事3年省陆运费计30万缗，算作一大功绩。武则天时，朝廷苦于运脚常数倍加钱，不得不对官物运输，进行运价（脚值）的规定：凡天下舟车水陆载运，皆具为脚值，轻重贵贱平易险涩而为之制：“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值，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坂处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黄河等水运脚费：从幽州运至平州，上水十六文，下水六文。”“余水上十五文，下五文。”长江“从澧、荆等州至扬州四文”。“山陵、险滩、驴少处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处不得下八十。”按照这个标准，显然长江流域的水上运价，低于黄河流域，长江从湖南澧县及湖北江陵一带船运官物到扬州，下水每百斤百里的运费只4文钱。这也反映了当时长江航运优于黄河航运的现实。
盐是当时长江水运的最大宗的货物之一，政府对食盐运输也明确规定运价标准，据《文献通考》载：“运盐之法，凡行百里者，陆运斤四钱，水运斤一钱。”水运费用比陆运低了四分之三，但据《两淮盐法志》《仪征县志》载：唐代水运盐每石百里48文，米50文1分2厘7毫。陆运费与水运费之比为19比15，后者说的是长江水上盐运价。
唐代長江民间客货运输，一般不受政府规定水运脚价标准的约束，运输过程中的运价，则由船户和货主或乘客双方商议定价。唐政府规定水路运输运价，付给承运者一定数量的运费，这要比唐代以前动辄无偿征调民船的做法具有较大进步意义。
内河舟船征税管理
唐代对包括长江在内的内河从事舟车贩运的商人征收税金，也体现进行安全管理的职能。唐代中央政府设有“两税使”，任官常由盐铁转运或留后一类高级官员代兼。在水轮运输事业发达的江、淮一带，地方最高守官如节度使、观察使等，有时也在管辖区内向载货过境的舟车征税。
唐初沿用隋代税制，只向以舟车贩运的商人征税，乘坐舟船和车辆的旅行者，不在征收之列。武则天时，朝廷采纳崔融建议，对乘坐舟车的旅行人员，亦征税金。至唐上元年间（760—761年），肃宗李亨为解决财政困难，下诏向通过运河中船闸的商人征税，“江淮堰塘商旅牵船过处，准斛斗纳钱，谓之埭税”。朝廷在堰埭船闸设关建卡，令其航行于此的船只，在航行途中征税检查，丈量船舶。这种以堰埭船闸为关卡，在船只航行途中征税的办法导致了后来税场的诞生。
长江流域是盐茶贸易最为集中的地方，盐舶茶船贩运兴旺，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刘晏在扬州港坐征盐税，每年收钱600万缗，占天下赋税的一半。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按照户部侍郎赵赞的条奏，建议征收茶叶货税：“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税一……”
唐文宗时，政府在泗口（今江苏靖江市西南）设立税场，这是唐代长江流域设置的第一个专职征税机构，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向舟船征税的专门机关。泗口隶属于楚州，地处邗沟入淮北岸，是南北大运河舟船往来的必经之地，但税场征税苛厉：“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由于征敛过度，商客怨声不绝。唐开成二年（837年），武宁节度使薛元偿上奏说：“淮泗通津，向来京国自有率税，颇为闻怨诟……”请予停绝。经朝廷准奏后，泗口税场于当年罢官闭场。唐代泗口税场的设置，为以后各王朝在长江沿岸设立税务场开了先例。
唐武宗即位后，采纳了盐铁转运使崔洪的建议：“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皆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榻地钱’，故私贩益起。”当时长江各地，自道一级政府到各州县，或利用提高茶叶税率的机会向茶商横征暴敛，或借机大设邸舍，强迫茶商住留，索取过路钱，或以征税为名，上船强夺茶叶。这种强夺舟船货物的非法行为，持续了近12年之久，致使舟船难通，茶商经营艰难，造成了税制的混乱，在一定范围内加重了商旅的负担，挫伤了他们贩运经商的积极性，影响了交通运输的正常发展。
到唐大中六年（852年）正月，盐铁转运使、兵部侍郎裴休才将各地滥征商税的非法行为报告给唐宣宗说：“诸道节度使、观察使置店停止茶商，每斤收榻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令请釐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其后非法横征现象才受到一定程度的制止。
唐代在内河水运管理中所推出的上述措施，虽然还不是十分完善，但是在我国古代内河水运交通管理史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后来的内河水运管理尤其是对长江航运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