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弼士:在槟榔屿神道设教的晚清官员
时间：2021-02-11 07:54:4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弼士，1893年担任清朝驻槟榔屿副领事，1905年以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身份巡访南洋，长期在南洋英荷属土地上兼负侨务与涉外事务重担。他承继着张之洞经略槟榔屿的主张，注重这个海港都市紧锁马六甲海峡北部以及作为南洋各埠交通中心的优势，在此策动深化传统文化的信仰机构，并形成有利侨务／外交的载体。其最先成效，是在李鸿章支持下，带回光绪“御书匾额”给原来由会党时代演变的槟屿华人公共机构“平章会馆”；以后又沿着相同的思路，借重华人信仰文化的传统内涵联系大清皇朝法统，以光绪题匾或官员到访去肯定华人信仰在地方落地生根的功绩，以及肯定皇朝对海外华人的主权与保护，其中最显著的是皇帝封赐集中在槟屿的极乐寺、中华学堂孔子庙以及海珠屿大伯公庙，其示范作用辐射影响邻近华人各埠类似庙宇纷纷设立。
江山有待
晚清诸大臣之间，张之洞最早注意到槟榔屿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期间，曾在《奏槟榔屿宜添设领事疏》提出：“槟榔屿一埠人才聪明，为诸埠之冠，宜添设副领事一员”[1]，又建议在此地“设书院一所并购置经书发给存储，令各该领事绅董选择流寓儒士以为师，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2]本来东南亚英、荷属地并非没有私塾，英、荷教会与政府所办的学校亦有包括华文教学之举。但张之洞的奏折显然另有考虑，他要在槟榔屿办学，目标是“使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仪彝伦之正，则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凡有气血未必无观感之思”。[3]这是明确地建议大清皇朝重回列强所殖民的明清两代旧藩属，经略南洋；其策略是在英、荷属地海域之间，选择紧扣马六甲海峡对西方出口的槟榔屿，规划文化教育长期落地生根，由点到线，带动起南洋华人从文化、思想到国朝认同的归属感。
张之洞的设领主张，要到张弼士于1890年出任驻槟榔屿副领事，方才逐步实现。以后，自1904年阴历九月起，在清廷先后任命张弼士为督办闽广铁路大臣、南洋商务大臣期间，晚清忠臣在西方列强殖民版图上规建中华文化的梦想，反映在张弼士支持的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庙，是客家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增城五属同仁于宣统元年修建行宫的门前石柱对联，颂扬传说中比英国殖民者更早开拓槟榔屿的大伯公：“我公真世界畸人，当年蓑笠南来，剪棘披榛，亟为殖民谋得地；此处是亚欧航路，今日风涛西紧，持危定险，藉谁伸手挽狂澜?”[4]此时，张弼士也以清朝大员身份给同年扩建的祖庙送去“丕冒海隅”匾额，在英殖民土地上再次重申华人开拓主权的论述。
张弼士所赠的匾额，至今悬挂在海珠屿大伯公庙的庙堂正中，由于光线阴暗和字迹受到烟熏而模糊，一直缺乏文献转载。在庙前石柱，曾经继张弼士担任清朝驻槟副领事的张煜南，也以“钦加头品顶戴侍郎花翎”的殊荣身份提写对联，其文说：“君自故乡来，魄力何雄?竟辟榛莽蕃族姓；山随平野尽，海门不远，会看风雨起蛟龙。”两位先后担当朝廷驻槟副领事的官商，各自以官衔署名，用文字交织出他们对先贤英灵的崇敬，表达他们共同对华人开拓南洋的定位。两处对联，不论是在“风涛西紧”之中质问”藉谁伸手挽狂澜”，或者是在大海之滨北望中原，冀望“海门不远，会看风雨起蛟龙”，事实上都是“神道设教”，足可反映大清朝廷、他们本身、南洋华人共同的主流意识。
回顾历史，张弼士向朝廷请封大伯公的说法，较为人知，后来许多流传的文字都有提及。其中，当地文人汤日垣为海珠屿大伯公庙撰写庙史记载说，张弼士是提了一万两庙款向清朝请封其“嗣伯祖父”张理为大伯公，还导致张弼士侄孙婿邝国祥后来重撰庙史时隔着时代反驳，说“查张大仆系用嗣伯祖父名义，请封五属人士已都公认大伯公张、丘、马三公……而区区岛国之嗣伯祖父，亦未必能增光于公，而其所以愿巨金为之请封者，盖为灾黎以尽其子侄之职责耳!”[5]
不过，如果我们能将张弼士向清朝请封大伯公的事迹提升到超越“家族殊荣”或“地方庙史”的视野，也许更能接近张弼士处身晚清海外华人社会的心境。后人可能忽略，在张弼士有生年间，自他在19世纪90年代出任清朝驻槟榔屿首任副领事，到辛亥革命发生之前，他在槟城当地所作的公共贡献，居然都集中在宗教事业，至今成为地方文化遗产，而且不外是两件大事：为当地神明香火申请皇上封赐的殊荣，同时间扩建其庙宇。
今天看来，晚清政府当年通过张弼士努力推动槟榔屿的华人的宗教建设，可能并非随机性的结果，是源自晚清涉外官僚对当时国力、华侨华人与国际形势的考虑。
事实上，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在李鸿章于五月初五所上的一份奏折附片上，已经提到说，张振勋(弼士)当时初为副领事，曾经邀集“中国绅商道衔郑嗣文”等人赈济山西边外旱灾，事后各人不敢邀功请奖，仅是提及“该埠平章公所供祀关帝夙昔灵应”，要求“可否奏请御书匾额一方”，当时光绪朱批“著南书房翰林院书匾额一方交李鸿章祗领，转发郑嗣文等，并嘉奖。钦此”。[6]所谓“平章公所”即是当时槟榔屿与邻近地区华人的公众组织，对内以“平章政事”的态度调解纠纷，对外则形成向英殖对话的共同机构，这是从会党／方言群分裂时代演变为协商体制的组织，其初期领导人多涉及洪门帮会，崇尚关帝忠义而以“反清复明”为宗旨。[7]如上述“郑嗣文”，其实就是原籍增城的客家矿家郑景贵，在马来亚拉律内战期间领导着粤语系帮群的“海山”会党。[8]“平章公所”或当地人后来所称的“平章会馆”，演变至今成为“槟州华人大会堂”，至今保存1886年馆厦落成的《创建平章公馆碑记》，内容说“所愿一堂坐论，睚眦胥蠲，百代祥和，界疆勿限”。李鸿章交给张弼士转发给公所的匾额和嘉奖文书虽已失落，但至少有文献证明张弼士曾经做过当年南洋华人会党领袖的工作，将“忠义”道德从难以实现的“反清复明”寄托在当时唯一合法的政府，进一步促进了民族意识的统一，这已经让张之洞当年《奏槟榔屿宜添设领事疏》的主张向前一步。
但张弼士通过支持槟榔屿华人信仰扩大清皇朝的南洋影响，最明显发生在1904年。
这一年的农历四月，槟榔屿士绅先借平章会馆试办学校；十月，商部奏请由张弼士管理该校事务，并带给槟榔屿朝廷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光绪皇帝御笔题字的“声教南暨”；翌年五月，张弼士领着清朝“商部奉请供派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南洋学务大臣太仆寺卿”的头衔，到槟主持悬挂“声教南暨”御匾及珍藏御赐图书，他本身又带头捐款，促成当地闽广士绅联合建立南洋最早的现代化学堂“中华学堂”。[9]中华学堂依据张之洞等人于1903年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办学，内里设立孔庙，是延续着传统信仰文化的现代学堂。至此，张之洞想要南洋华人子弟“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仪彝伦之正”的理想终于实现。
也在同一年，通过张弼士斡旋，朝廷于九月初正式颁布《龙藏经》给极乐寺，带来了光绪皇帝题的“大雄宝殿”和慈禧太后题的“海天佛地”，并且下谕极乐寺开山长老妙莲法师“敕赐极乐寺禅寺钦命方丈，御赐紫衣钵盂杖銮驾全副，回山护国佑民”，之外也谕令“该馆领事暨人民等一体虔奉，加意保护，毋得轻亵”。[10]极乐寺自此由山区小庙发展成今日东南亚最大汉传佛教丛林，山上至今留存着韦宝慈于1907年撰写的《创建白鹤山极乐寺碑》，上边记载，妙莲长老在乙巳(1905)季秋“奉旨南旋”，即在当地广开四十九日连宵法会“表扬帝德，普拯沉黎，并利人天”。清廷通过“敕赐”极乐寺，向华侨表明国家“护国佑民”的宗旨延伸到南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