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与勤奋的新闻学探索者

陈娜：刘老师好，首先，能否请您谈谈您的家庭背景、早年的求学经历以及大学刚毕业时的经历？

刘建明：尽管我在新中国长大，但我的人生有过煎熬的岁月。1942年我出生在辽宁营口市，四岁时母亲因病无钱医治去世。幼年丧母，贫穷、没有家庭欢乐，更没有父爱母爱和儿时的文化熏陶，使我从小养成孤独寡言的性格。直到解放后我才能吃饱饭，家里的日子稍有好转。苦难的童年总是在我心里抹不掉，我总想，不能让不幸再降临头上，于是立志改变人生，所以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阶段的学习不敢懈怠，常常想一些苦点子锻炼意志。

1960年，我考入辽宁师范大学（当时称辽宁师范学院），读的俄语专业，选修英语与日语。老师中有几位饱学之士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们讲课旁征博引，妙语连珠，逻辑严密，使我对学问、读书、写作发生了兴趣。大学期间，我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和西方哲学、经济学与政治理论家的著作，积累了一些理论知识和逻辑思维，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有了自己的思考。

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丹东市第一中学教书。在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后又被抽调到“四清”工作队在农村搞“四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又回到中学，如火如荼的大批判冲击了一切角落，学校更是重灾区。1970年学校革委会把我遣送到农村。我在农村白天干活，晚上在陋屋中读书、练习写文章，一晃三年过去了，1973年才回到城市的中学教书。

当“四人帮”倒台后，批判他们的极左路线活动掀起高潮，我几乎每周都写出一篇文章，刊登或播出在《丹东日报》《辽宁日报》的理论版、丹东广播电台的理论学习节目和一些杂志上，做了几个新闻单位的通讯员。1977年末，我调进丹东广播电台当了理论节目编辑和文教记者，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

陈娜：您曾经做过丹东广播电台的记者和广播电视局局长，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您先后两次走出丹东，进京求学？人到中年弃官不做，远离妻儿潜心钻研，您的这份人生抉择又是否遇到过艰辛或困扰？

刘建明：从事新闻工作后，特别是做了基层新闻单位的领导，我深感有关新闻工作的学识和理论修养严重欠缺，这方面的研究没有任何书籍可读，零星的文章又十分空洞、直白，我想掌握新闻学系统的理论知识和学术体系，遇到了困难。同时，我感到，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新闻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理论体系，基本属于学术空白。我想到权威学府深造，一方面想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想做出自己的探索，于是我先后两次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的研究生，读了硕士读博士，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陈娜：是什么样的契机和渊源让您走进了舆论学与媒介批评学的“学术荒原”去开疆拓土？

刘建明：在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期间，我读了很多书，有关新闻学及其相关的近万册书籍都粗读了一遍，对个别著作做了精读。我发现舆论学和媒介批评学两个领域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现象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评价问题，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能够加深对新闻理论的理解，有助于指导新闻报道的运作。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征得导师甘惜分教授的同意，着手研究舆论学课题，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舆论现象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

当开始研究舆论现象时，不得不首先对社会流行意见和人们日常的言谈做些观察和思考，自然就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舆论批判。那时处处都有舆论混战，每次政治批判都伴随舆论狂涛，舆论阴谋和舆论攻击在人们心灵中发生震撼。舆论和人心的同构制衡着社会变动，牵动每个人的思想变化。在一个没有舆论学熏陶的国度，不仅假话盛行，而且言论陷害被视为“政治义愤”，诚实的语言可能给人带来悲剧。这样，舆论岂不是需要研究一下吗？我思考着这类现象，为舆论利器的社会效应感到吃惊，也为新闻理论的贫乏和舆论学的缺位深感遗憾。就这样，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写作，我于1986年出版了《基础舆论学》一书。

陈娜：在中国舆论学领域，您不仅先走了一步，而且迈出了一大步，先后出版了八部著作，您能简要地介绍一下您的研究是否一帆风顺？您的研究成果究竟产生了哪些社会价值？

刘建明：1981年我在读硕士时，就在《新闻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舆论学初探》一文，今天读起来发现有许多幼稚和不准确的结论。我的舆论学观点是一步步发展的，是个不断探讨、不断演进的过程，无论《当代舆论学》《社会舆论原理》还是《天理民心》和《穿越舆论隧道》的出版，都经受了曲折苦思和意识危机的折磨。有些问题很敏感，提不提出来研究？我从邓小平著作中找到了解放思想的勇气。

我的研究成果，只是个人对学理的孜孜追求，对学界和业界是否有裨益，我个人无法评价。但有十多篇文章给予肯定，被引用的论断有几千篇次，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界也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些论著填补了空白。某些好友告诉我，我的成果对国家决策及其社会机制变革的借鉴意义，远远大于对学界的辐射。从1987年开始我在论著中就强调民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对民意的概念、性质和量化做出界定。我在198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舆论形态》一书中提出尊重民意是人民政府和先进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此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界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欣慰的是，1998年中共中央终于在十五大报告中写上了“尊重民意”的观点，2003年在十六大报告中又以整个段落强调遵循民意的理念，我的研究至少体现了治国方针。

1998年出版的《天理民心》一书，是我在199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舆论学：中国的社会舆论与舆论制度》的国家课题删节稿，对1949年后50多年我国意识形态与新闻报道中的正误和得失进行了总结，揭示了我国上层建筑、思想建设和社会舆论的关系和表现形式。有人对这本书持批评意见，是因为它提出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当时人们还不理解，总是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无限优越”的观念来判断问题，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需要社会和谐来克服政府体制、经济制度和人们道德上的不足。该书提出的“从舆论和谐达到社会和谐”的舆论机制（《天理民心》7-10页）、倡导“公正、公平、正义的道德舆论”（《天理民心》307-308页）、建立“社会痛苦指数、社会挫折指数、社会腐败指数、社会骚动指数”的预警体系（《天理民心》433页）等重大课题，当时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但后来和今天的国家治理政策表明，这些研究成果对政府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娜：您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媒介批评的研究专著，您那本《媒介批评通论》在十年后（2012年）又出版了第二版，此外您还相继带领团队（研究生）撰写了《西方媒介批评史》和《中国媒介批评史》，可以说您在中国媒介批评研究方面已经史论兼备。这种学术“拓荒”的意义受到了新闻传播评论者的肯定。那么，同为媒介批评和舆论学研究领域的“拓荒者”，这二者在您学术思想体系中存在什么逻辑关系？

刘建明：媒介批评是媒介的“医生”，是对媒介的评价，更是对媒介“病态”的医治。一个健康的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媒介批评。但我国的媒介批评比较肤浅，最广泛的批评活动是作品评价，比如每年开展的好新闻评选活动，而理论批评、体制批评、媒介市场批评就很少。业界和学者们对作品的评价往往缺少科学的操作规范和健全的评价标准。在2000年前后，西方媒介批判学派的著作和观点被大量引进，但有些学者把这些观点视为媒介批评学，把它同媒介批判理论画了等号，这就在逻辑上混淆了两个紧密联系而又确实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我想把这二者区分开来。正是以上两种动机，促使我着手媒介批评的研究，把新闻与传播理论的疆域向这个领域扩展。

媒介批评研究的对象是人们如何批评媒介，批评的规则、标准和方法是什么，西方的媒介批判理论的着眼点则是如何看待、认识媒介，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就是说，媒介批评学不单研究专家、业界和政府对媒介的批评，还包括广大受众对媒介的评价，后者主要通过社会舆论反映出来。媒介批评学在一定程度上渗透舆论现象和舆论规则，但它和舆论学并不是相互依存、各为其机理的学科。舆论学不仅是一门新闻传播学科，也是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和市场调查学的子类，覆盖的社会研究领域更为广泛。

陈娜：您能否谈谈甘惜分先生对您的影响，以及在您的学术人生中，还有哪些人和事曾经对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的两个阶段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刘建明：到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硕士、博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甘惜分教授1981年出版的《新闻学基础理论》一书，甘老师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和犀利的文笔，这本书奠定了我的党报理论知识。如果我要写有关党报理论的文章，除了阅读党的新闻工作文件外，还要认真读一读这本书。此外，甘老师的为人和治学态度对我的影响很大。

甘老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他指导我们的学业，启发我们积极思考，自由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独立研究问题。在思想修养方面，他总是告诫我们老老实实做人，激励我们忠于祖国和人民，也尽量帮助我们解决自身的一些困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人品正直，没有任何市侩习气，敢于说真话，不顾个人的得失而建言献策。

这里不能不谈及我的硕士生导师何梓华教授。他是我新闻学理论的引路人，1979年我刚入学读硕士时，对新闻理论一窍不通，何老师的理论课我在不同课堂上连续听了三遍。当时没有教材，这三遍课我把他讲授的内容全部记录了下来，等于手里有了一部他的讲稿。何老师的讲课和讲稿注重知识，甘老师的那本书则注重理论，充满思辨。后来我多次反复研读何老师的授课记录稿，这对我后来写作《宏观新闻学》一书帮助很大。

陈娜：学界有些人认为，您在学术上经常提出一些预见性的观点，能否举例说明您提出的学说预见是否被实践所证实？还有人说，您的学术观点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性，不盲从、不迷信，敢于直面真理、挑战陈见，并且您有极其敏锐的批判性和前瞻性。您认为这种能力源自哪里？

刘建明：这些问题都有挑战性，但也是搞学问的人难以回避的。就是说，社会不断发展，学者将面对种种新的研究课题，在学术上不能及时提出新的见解、预言事变的走向，一味地重复落后于时代、脱离实际的理论，学术就一钱不值了。任何真正的学问都有科学的预见性，否则就称不起探索。

但预见不仅要有理论根据，而且要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随着我国加入世贸谈判获得进展，从1999年到2000年国内新闻学界和业界突然出现“传媒入世”的热潮，发表了几百篇文章预测传媒作为文化产业也要加入世贸：外国和港澳电视台要在我国落地几十个频道，外国电视节目将进入千家万户，外国传媒大亨将到我国来创办报刊和出版社，或投资、兼并我国媒体。一时说得神乎其神。我在《新闻记者》杂志2002年第2期发表了《传媒入世的杜撰》一文，不赞成这种望风捕影的观点和炒作。《传媒入世的杜撰》一文指出：“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就外国媒体准入和中国媒体进入外国新闻市场没有任何谈判和协议。即使在未来数年，某些西方传媒准许在中国大陆开放，也不是我国加入世贸的承诺。”“笔者不反对媒体开放，而是反对弱者向强者奉送财富的开放，反对外国新闻集团垄断中国新闻市场和广告市场的开放。”文章发表后就出来了几篇文章和我辩论，认为传媒入世势在必行，否则就是鸵鸟政策。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五年过去了，十年也过去了，直到今天传媒也没有入世。

我们对媒体和新闻现象的研究，需要认真考察客观实际，了解我国的新闻政策，对理论判断的合理性与后果要做出多种考量。我从事了五年的新闻工作，算是有点实践体验，这对研究新闻学理论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养成看问题要尊重实际，看问题的角度要全面，看问题的出发点要遵循党的新闻政策和国家利益。我的学术观点对实践不一定都有指导性，但很少盲从，不迷信，倒是真话，我更喜欢挑战陈见，提出过一些批判性和前瞻性的结论。我认为，搞学问就要有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一股热情，能不能发现真理又当别论。国家把我们培养成教授，让我们教书育人，就是要探索真理，把有用的知识和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告诉学生和广大读者。从小范围说，这是为了提升传媒理论的科学化;从大范围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道，这就是我追求前瞻性学术探索的动力源泉。

陈娜：您上面说到的例子涉及学术争鸣问题，不知您如何看待学术争鸣，能否结合您的亲身经历谈谈看法？

刘建明：学术争鸣是件好事，没有争鸣的学术是死学术，是停滞的学术。学术争鸣不仅能活跃学术空气，而且能给学术界提供新思想，得到一种新观点而茅塞顿开。但也有不好的争鸣，提出的反对意见没有很好地思考，对争鸣的问题根本不了解，也不查阅文献和调查，就随便做出结论，结果漏洞百出。更坏的学术争鸣是意气用事，与我不同者必黑，往往夹杂一些不雅的言辞。

我写过一些带有争鸣性的文章，有的是应约稿而为，有的是主动写的。但不管哪种情况，只有重要的理论分歧、对重要情况和发展趋势做出误判或把基本知识搞错了，有贻误读者的后果，我才拿出争鸣文字。究竟我争鸣得对不对，最终由实践和多数人是否赞成来评判，不能自恃高明。对一般不同观点的文章，我不会与之争鸣，应允许有各家的看法，学术有派是正常的。

写争鸣文章是件严肃的事，不仅对反驳的观点要有充足的理论、知识和事实根据，而且在逻辑上能经得起推敲;对涉及的概念要搞清楚，不能有任何无法自圆其说之处。这就需要认真阅读、研究与之争鸣的文章，找到它的错误之处，否则就会破绽百出。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时，我应约发表过一篇《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是传播学主要原理的首创者》一文，与我争鸣的人并没有认真阅读全文，把原理和理论两个概念完全混为一谈，认为像张闻天、陆定一、胡乔木这样一些党报理论家谈的都是宣传理论，他们怎么能提出传播理论问题呢？并得出宣传理论绝不是传播理论，党报只能满足党的需要，不可能满足受众需要的论断。他忘记了传播学的鼻祖之一拉斯韦尔就是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技巧的，也忘记了党的需要就是人民的需要这一根本原理（如果二者不一致，是违反党的政策和纲领造成的）。他更忘记了连孔子、柏拉图等古代学者都提出了一些传播思想而受到当代学者的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怎么就提不出某些传播学论断呢？他还把知识沟和信息沟、把关原理和把关行为视为同一种东西。尽管我的文章引用了张闻天、胡乔木等人的具体论述，但争鸣者根本不顾及这些论述而自说自话。

写争鸣文章一定要尊重科学，注意逻辑，同时也要照应对方文章发表的目的与环境。在纪念陆定一发表《关于我们新闻学的基本观点》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发表了《陆定一的历史遗产》一文，后刊登在《新闻大学》上。有人在网上发表批驳文章说，陆定一在1957年整过人，你的文章只说他好的一面，这是违背事实的，也是一种不老实的态度。这种争鸣实在可笑，我不得不在同一个网站上发表反驳文章正告：中国有句古训，对逝者不言其过，要求在纪念会上批评逝者的过错是不道德的。看来，搞学问不但要有丰富的知识，占有全面的资料，弄清每个概念的来龙去脉，还要有宽容精神和道德修养。

陈娜：上世纪80年代您博士毕业后，先后在国际关系学院和清华大学任教，两座知名学府的执教经历对您的学术研究是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刘建明：我在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九年，虽然担任国际新闻系主任，但我的精力主要用在治学和授课上，我也要求系里的其他老师都要把教书治学作为第一要务，其他事情再重要也处于从属地位。国际关系学院对教员管理相对宽松，领导很开明，向来要求教师要务正业，只要做好科研和教书育人工作就称职，这对我投入学术研究极其有利。

1995年我调入清华大学，兼任中文系副主任，主管新闻专业，我继续秉承科研为先的想法，在建立新闻与传播学院时就主动辞掉了行政职务，利用清华大学图书馆历史藏书浩瀚的优越条件，加强对各门学科的知识储备。学术视野宽广，才会有新发现，不断跟踪学科前沿，才能落实教书育人的职责。清华大学更为重视教学，新闻学院是新建立的科研教学单位，校方为其确定了“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教学方针。可是，拿什么“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只能拿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才能把教学方针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我的大量著作和几百篇学术论文大都是在清华大学在职工作的14年中完成的。

陈娜：作为20世纪40年代生人，您如何评价新中国这一代新闻学者的学术使命与学术责任？您如何看待这一代新闻学者的集体学术特征？

刘建明：我国新一代的新闻学者总体素质较高，要好于我们那一代人，所处的宽松政治环境更是我们那一代人无法获得的。许多人都很努力，富有进取心，学术成果累累，特别是在引进西方传播学方面有贡献。但很多人缺乏新闻工作实践的体验，对我国的新闻体制和演变的过程不熟悉，对新闻学研究不够深入，甚至对新闻理论不感兴趣。一些学者用传播学理论代替新闻理论，有些院系没有把新闻采访、编辑、写作的研究和教学提到重要位置，培养出来的人才到新闻单位上路慢，同现实的新闻工作需要有很大差距。这都需要我们深思，要想方设法改进我们的科研和教学。

西方传播学有些原理适用于新闻学，因为它本身就来自新闻学。比如议程设置理论，首先由李普曼在研究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时提出了理论雏形，1968年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对总统大选中的新闻报道进行定量研究，看到媒体议程同公众议程的相关性，于1972年提出了议程设置的概念。但大量传播学原理不能说明新闻规律，新闻学包含更多的人文因素和政治倾向，依赖所谓“中性”的传播学的“客观分析”，难以对许多政治新闻做出解释，注定产生严重的误导。

另一个令人遗憾的是，对新闻理论的研究忽视严谨的科学性，往往不在科学层面推演理论的逻辑关系，例如因果关系、条件关系、概念延至关系、结论推导关系等。这就不成其为理论科学，很难培养人们的新闻思维和认识新闻现象的深度。新闻理论，无疑研究的是理论问题，由一系列概念、原理、论断揭示新闻现象的本质，以科学论证确立新闻实践及实践方式的理性。理论论著没有提出理论问题，没有严密的论证，只是罗列简单的现象，正是新闻理论同其他社会科学的主要差距。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真正的新闻理论究竟来自何处？答案很简单，正确的理论来自新闻工作实践，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来自文件和西方传播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可以作为党报工作和现今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但不是新闻理论的源头。“理论来自实践”这个唯一源头，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说得非常清楚。

陈娜：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理论教学，对培养高水平的记者占有首要地位，掌握新闻理论也是做好采访、写作和编辑工作的必要条件。新闻官员只有掌握正确的新闻理论，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新闻政策，对媒体实施有效而科学的管理。您对新闻理论都做出过哪些探索，有什么成果，能否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呢？

刘建明：实际上我的很大精力都用在新闻理论研究上，我也总想在新时期政治与思想环境更加宽松的条件下写出一本像样的新闻理论著作，这方面的探索大体有以下几个设想：（1）用绝大多数篇幅研究新闻学的普遍原理和一般规律，把党的新闻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确定为一章的容量;（2）把新闻法治和新闻管理纳入研究视野，这是以往“新闻理论”和“新闻概论”的教材从没有系统研究过的内容;（3）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使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意识形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指导，互联网已成为强势媒体，新闻理论应当体现时代、意识形态的进步和传播工具的新变革;（4）新闻理论不仅要研究新闻运作的规则和规律，而且要探索记者观察和解释事件的法则、方法，指导记者正确观察世界和阐释世界;（5）厘清每一个概念的内涵和来源，归纳、界定知识单元和体系，确定应有的原理，并做出论证。

1991年我出版了《宏观新闻学》，我的设想初步贯彻在了这本书中，但还不全面，特别是第2、3条没有体现。该书强调了宣传、新闻的阶级性和新闻没有商品性，这是不适当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新闻理论教学有严格的政治要求，也只能如此。1999年我又出版了《现代新闻理论》一书，更多体现了上述设想，复旦大学徐培汀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20世纪的新闻学与传播学》（166-168页）一书中认为：“刘建明的新闻思想，集中体现在《宏观新闻学》和《现代新闻理论》两本著作中……他创立了新的新闻理论体系。”2003年我出版了《当代新闻学原理》一书，全面体现了我的上述设想，对记者如何认识和阐述当代事件也做了深入探讨。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2005年又出了修订版。

此外，我还出版了《邓小平宣传思想研究》《新闻学前沿》《新闻学概论》《科技新闻传播理论》《新闻发布概论》等。这些著作力求从新闻宣传实践和受众需要中印证或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从全球化和人类文化发展方向探索新闻报道的规则，也试图在新闻研究的理论化方面做出尝试。

陈娜：您的新闻理论成果如此宽泛、丰富，而且重视社会发展新趋势对媒介和新闻报道的影响，确实难得。今天看来，传播的全球化和文化、经济全球化一样，是世界发展的必然前景，先进文化及其相关报道会不断扩大传播空间，您对西方的新闻理论是否有研究？

刘建明：今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出版我的《当代西方新闻理论》一书，就21世纪新闻学的前沿理论做出全面的引证和介绍，对观察和思考当前中外新闻现象有重要价值。在现实与历史语境下，该书重点引介了国内鲜为人知的200多位西方新闻学者的最新观点和73位著名学者的学术身份，力求呈现西方当代新闻理论的原貌。在第一章介绍了西方新闻理论的新兴学派，第二章就介绍了当代西方新闻理论在全球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提出的新观点，此后八章陆续演绎了新的理论和学说架构，许多新的概念在我国新闻界鲜为人知。

我认为，我们正在亲历全球化，新闻传播早已超越国家、民族的界限，令许多经济或文化屏障爆裂，强悍冲击了广阔的传播场域。西方对新闻法则的新发现，深入到技术魔力与传统观念的崩塌地带，闪烁着激浊扬清的锋芒。但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媒介体系自身也在重新整合和巨变。回顾一下历史，所有新闻媒介可分为感官互动控制和线性字语控制两类，由低级符号表达向视像表达演进。在网络时代，人类进入媒介化社会，新闻媒介成为社会的路标和窗口，沿着新闻同质化、碎片化，传播人性化，媒介全球化，媒介融合和大数据驱动五个路径向前发展。西方新闻的四种民主模式正在遭遇挫折，媒体与新闻已不是西方民主的保障，对新闻媒体的分析要有全新的视角。

陈娜：您从1985年读博士开始，到现在已经出版了35本著作，还有500多篇文章，科研工作量这么大，需要付出多么大的辛苦！更不容易的是，您的成果几乎都是别人没有或很少研究的领域。您的钻研精神体现了执着的探索、刻苦勤奋和博览群书的孜孜追求，这也使您有了宽广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对许多问题都有通达的领悟。不仅如此，网上还可以经常看到您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和经济学的文章，都是针对现实紧迫问题的独家之见。不知您的这股干劲来自何处？

刘建明：我是2009年退休的。作为一名学者，实际是退职没退休，离岗没离位，有许多问题正在研究，约稿也多，为国家的振兴和民族复兴做点工作也是一种快乐。国家培养了我，我应当回报，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学术和社会思潮方面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为各级干部的培训工作讲讲课，为国家的学术和思想建设出点力。这确实需要不断勤奋的学习，刻苦、执着的钻研，否则拿不出东西来。人云亦云地贩卖别人的东西和旧知识，我深感味同嚼蜡，不愿意这样做，好在各个领域都有大量误读误解和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有人去澄清。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