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京剧名角儿们
时间：2021-02-19 07:56:1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戏班要国营
20世纪50年代，梨园行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体制变化。而这个变化，也彻底扭转了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道路和艺人的命运。
那时的剧团多为民问职业剧团，它是由从前的业主班转换而成的共和班，其性质仍属民营。1956年，全国范围掀起了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梨园行也闻风而动。见大大小小的商店、药铺、饭馆以及像样和不怎么像样的作坊，都挂上了“国营”或“公私合营”的牌匾，所有的店员、伙计都拿上了工资，瞅着这番既光荣又实惠的景致，成不了“角儿”的演职员们眼馋了，说：“连资本家都穿上了干部服，怎么我们仍旧是艺人？”于是纷纷要求剧团改“国营”。
浪漫的艺人台下又都很现实。别说是跑龙套的想“国营”，角儿们也跟着动心。张君秋南下到武汉去演出，湖北文化部门接待他的人问：“您的剧团是国营的吗？”谁承想随便一句问话，正好捅到心窝子。能背大段唱词的张君秋，一时竟慌了，不知该怎样应答。还没“国营”的他，不能说“国营”，尚处“私营”的他，又羞于说“私营”。支吾一阵后，张君秋红着脸，含含糊糊地说：“我们是归公家领导的。”人家到底是角儿，事情应付了过去。一回到北京，张君秋立即要求“国营”。
尚小云剧团和燕鸣京剧团递上要求“国营”的申请书。新兴京剧团清点了物资，准备移交；鸣华京剧团梁益鸣把自己的戏箱捐给剧团，静待“国营”；几个评剧团及天桥地摊儿联合，急切要求合并。艺人们既是兴奋也是不安地等候上边发出“国营”的指示。
这样，在“剧团自愿原则下”，由政府有关部门出面协助“马连良剧团和市京剧二团（谭富英、裘盛戎）合并，成立了北京京剧团”。文化官员还告诉艺人，特别是告诉马连良这样的角儿：将来即使“国营”，也并不等于全盘包下来，依然是自给自足，按劳取酬，对艺人私有财产会采取定息的办法，也暂不改变原有的各项制度和工资份额——显然，采取这些做法是力图避免让松散自由惯了的艺人感到“国营”以后处处不方便。当然，也是让他们感受到共产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帮助是很现实的。
“鸣放”中李万春向党提意见
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吹拂之中，人们进入了1957年。像田汉、翦伯赞这样的大人物都在为戏曲打抱不平了，像《戏剧报》这样的刊物也在为京剧说话了，业内人士怎地不兴奋？那些肚子里有玩意儿的名演员，就不只是兴奋，他们从心底生发出一股冲动——诉说的冲动，表达的冲动，登台的冲动。
3月，马连良率领北京京剧团到武汉演出。经我父亲章伯钧给湖北民盟省委负责人马哲民打招呼，3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武汉市机关邀集了高百岁、陈鹤峰等一百余人，举行座谈会，欢迎来自北京的马连良、马富禄。民盟举办的座谈会，场面大，规格高，发言的水平也高。不仅有同行出席，还有知识界和政界人士，这给马连良挣足了面子。回到北京，马连良一打听才得知，是民盟中央的第一副主席章伯钧的关照，他特地登门道谢。
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与会者既有党内干部，也有党外人士。会议用了三天半的时间进行大会发言，共有61个人登台讲话。其中，曲艺界的曹宝禄和京剧演员李万春对文化工作提出了意见。李万春反映在戏曲剧团工作上，存在“重公轻私，重大轻小”的现象。《北京日报》在4月18日，全文刊登了他的讲话。题目就叫《重大轻小，重公轻私》。会议的最后，彭真到会讲话，他说：“怕放、怕鸣的人都是怯懦的入，是没本事的人。我们要欢迎齐放、欢迎争鸣。”“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得不够鸣得不够，要放手放，放手鸣。”台下听众两千八百名，个个热血沸腾。
马连良请客被盯梢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鸣放很快变成了反右。在戏剧界第一个受批判的是张伯驹，接着，是吴祖光。继他们二人之后，便是李万春了。
北京剧团在上级的布置下，召开了批判李万春的大会。马连良不仅必须出席，而且必须讲话。因为李万春是他收的第一个弟子。会前，上边已经跟马连良打招呼，一定要“立场鲜明”。
批判会开完了，大家走出了前门外中和剧院。走在最后的李万春，觉得袖子被谁拽了一下，抬眼看却是马连良。从递过来眼神里，他判断三叔（即马连良）有话要说，于是跟在了后面。出了粮食店，过了马路，爷儿俩一同钻进了马连良的小汽车。司机按照吩咐，一直把车开到了坐落在李铁拐斜街的鸿宾楼饭庄。马连良走在前，李万春跟在后，进了个单间。
上了菜，马连良不好意思地开了口：“万春呀，希望你不要记恨我，不是我要批判你，是他们要我批判你。我是没辙。我还听说，这回内定的右派本来不是你，是我。后来听说上边没批，才改了你。可是，不管是你还是我，谁也不敢反党不是？就是给咱们爷儿俩一人一杆枪，咱们也不会去反社会主义不是？你先受点委屈，总有一天能说清楚的。今儿个三叔请你吃个饭，是给你赔个不是。”
马连良自以为这顿饭吃得谁也不知道。其实，上边早派了入盯梢。很快，领导找马连良谈话，马受到严厉申斥。
鉴于李万春“态度恶劣，罪行严重”，北京市文化局决定在7月22日和25日连续两天进行批判，所有的京剧演员都到场，包括马连良在内有一百多人出席。北京市文化局还根据民间职业剧团的情况和艺人的表现，决定在反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对戏曲界的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辩论。他们选择的大辩论试点单位就是集中了全国最多名演员的北京京剧团。大辩论从10月11日开始到11月12日结束，整整搞了一个月。谁都怕当右派，会上没人敢讲话。这可苦了身为团长的马连良。
辩论分三个题目。一个题目是让大家就“外行能否领导内行”澄清认识。艺人已经知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右派分子的言论，于是有的说：“现在咱们这儿没有内、外行的区别了。”有的说：“只有共产党是内行，我们都是外行。”还有的高声喊：“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辩论的另一个题目是“要不要思想改造”。说到这个问题，艺人的话就多了。有的说：“我们不需要思想改造，就是改造也不要长期的改造。如果长期改造，就和犯人一样了。”
“民间职业剧团的方向”是辩论的最后一个题目，领导以为这个问题会有争论，恰恰对这个问题，艺人的看法很一致：剧团的方向就是争取改为国营。国营的好处在哪里？担任副团长的张君秋说得好：“李万春是右派，被斗倒了，没人给钱了，因为他是在民间职业剧团。叶盛兰也是右派，但是在国营剧团里照常拿薪水。李万春的罪行上报纸了，叶盛兰的罪行没登报，这也是国营的好处。”
这些“糊涂”认识，也被有关方面作为“内参”的重要内容反映上去。1958年，到了反右斗争的收尾。李万春、叶盛兰、叶盛长三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李万春调往内蒙古。叶盛兰留在中国京剧院。叶盛长则成了劳教人员。马连良没有划右派，但有人传出话来，说马连良在反右运动中，多亏彭真的保护和关照，才涉险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