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在西南联大旧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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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大学教育百年发展历程中，曾经有一所堪称是独一无二的令人高山仰止的丰碑，一段令人心潮澎湃的神话，它就是1938年至1946年，由当时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为躲避日寇的战火，南渡西迁至云南昆明市而合并组建的一所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于是，在昆明出差的我，结束了繁忙的事务之后，决定挤出一段时间，忘却当下与世俗的喧嚣，去寻访那片圣地。云南，有很多令人神往的地方，但是我对西南联大颇有兴趣。所以，在昆明“落地”之后，我就问起当地人西南联大旧址的情况，回馈是没有什么。

尽管“没有什么”，但我还是很有旧址一观的冲动。

一

第三天的下午，我来到了位于当年昆明城西北部地台寺附近的西南联大新校舍——就是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址。大门右侧是朱光亚先生题写的“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字样，左侧镌刻着当年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当年联大的大门，由于道路扩建早已不复存在。不过，2004年，云南师大根据校门原始比例在校内联大的遗址上重建了校门，再现了联大昔日风貌。现在，集中西南联大光辉历史的旧址展示地，更成为海内外所有联大学子心中的圣地。

从西南联大历史沿革来看，校园被一条铁路一分为二的云南师范大学的出身显赫，如果以前后为界，那么铁路线以前则是大学本部，为教育功能区，包括西南联大旧址。而铁路线以后，则是运动区与学生公寓。在昆明，唯一流淌着西南联大血液的，非云南师大莫属。

走进校园，先是见到西南联大纪念亭，然后顺着校道，经过文学院大楼，见到了闻一多先生塑像。瞻仰闻一多先生的塑像，夕阳之下，那种深邃，那种刚毅，令人起敬！

再往前走不远，一座门匾赫然在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站在校牌门额之前，油然而生崇敬之感。

据统计，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京津相继沦陷后到1938年8月底，中国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入停顿。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国家文化教育的命脉，东部地区的高校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迁移：106所高校进行了300余次搬迁，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迁校达4次。

7月下旬，为了华夏的文化科学与人才传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8000余名师生，先至湖南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2月，日军占领南京，战火逼近武汉、长沙，仅维持了4个月的长沙临大被迫于1938年2月再度西迁至离战区较远，并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通往国外，交通较为便利的昆明，4月，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圆满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上述三校复员北返，而其师范学院单独留在了昆明，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50年，改名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1999年，与云南教育学院、云南体育进修学院合并重组云南师范大学。

学校的成就成之于大师。进入当年的校门，也就走进了西南联大原来校园的位置。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联大的三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的半身塑像，顿生敬仰之心。

在那战事频仍，轰炸不断的西迁流亡岁月里，他们像老鹰护雏一样，含辛茹苦地护佑着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学生。正是因为他们这种竭尽全力地对教育的大爱，使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在最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其学术特色却达到了中国高校历史的最高巅峰，书写了那段在物资和知识极度匮乏的动荡年代最为耀眼的光芒。

战前，各大学的研究所，大多由各大学自动发展成立，1936年，共计有研究所22个，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战爆发后，大学大量内迁，多数研究工作中断。1939年，教育部认为“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开始从政策、经费上扶持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学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运转经费、设备经费、研究生的学费等各项费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负担。

将战时教育如平常时期那般维持的最大困难，是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大、中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养”的义务。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再向政府无息偿还。但抗战既系持久，学生毕业后并无正常就业环境，加之自1940年以来国内通胀日趋严重，“贷金制”在1943年被“公费制”取代。其发放范围也大大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私立学校，如复旦大学的学生，同样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费”。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者达5——7万人，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贷金制”和“公费制”不仅仅面向高等教育，同样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教师方面，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并无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课堂搬到了餐馆里。学生方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1940年以前“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当时，八块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

1940年，因日军的封锁，大后方物价暴涨。教育部及时制定《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时办法》。该办法要求财政部于每年的一、七两月向学生预发半年的救济费和生活费，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间和秋季七、八月间尽量购买粮食储存，以备青黄不接时的粮价高涨。该办法实施三年后，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订，负责救济大中学生膳食的部门，由财政部变换为了粮食部。如此修订的原因在于：各地粮价不同，荒歉地甚至无粮可购以及粮价持续上涨等因素，使得财政部的统一拨款无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粮食部向师生员工“免费发给公粮”。此一时期，大、中等学校师生的生活水准虽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补助的“平价食粮代金”，较之其他公务员（如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已算比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报》社论明言：靠薪水收入维生者，早已靠典卖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陈立夫曾说：抗战八年期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确非虚言。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战火纷飞中造就中国教育的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

西南联大为后人称道的，不仅仅是大师云集、桃李满天，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坚持了教授治校、民主治校、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制度。西南联大设立了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原校长为校委会常委委员，主席相当于校长。

虽然按照学校制度规定，校委会主席由常委轮任，但蒋梦麟、张伯苓二位校长在推举了梅贻琦任首届主席后，为保持校长责任制的权威，均转入重庆任公职。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教授会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从未中断。所以，联大的实际校长一直是梅贻琦一人担任。梅贻琦是联大建设的第一功臣。

二

只存在了短短八年的西南联大，在此执教过的教授有300余人，打开联大教师的名册，其阵容之豪华，叫人瞠目结舌。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汤用彤，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吴有训，钱穆，华罗庚，朱光潜，李楷文，林徽因，叶企孙，张奚若，冯至，卞之琳……随意报出一个，都足以进入中国现代各个门类的历史，而联大的文科类，更是巨星闪耀，其中就有朱自清、陈寅恪、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吴晗、冯友兰。他们在联大校园里，书写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

教授们不光教书育人，很多教授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在此期间产生，钱穆的传世名著《国史大纲》即是一例。

联大不但师资力量强大，教学成果也硕果累累。从这里走出来的人们，许多都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栋梁。汪曾琪、殷海光、王佐良、许国璋、任继愈、朱德熙，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诚可谓数不胜数。这是一种何等的奇迹啊！

西南联大艰苦办学的证据恐怕只有现存于校园内的一间铁皮顶教室了。这是怎样的房子？眼前看到的当年这间长16米、宽5.8米的东西向长条形房屋，铁皮顶、木格窗、土坯墙的联大教室，真的是不能再简陋了。

就像云南卫视台首席主播耿嘉女士曾经给我介绍的一样：下雨天，教授讲课，学生就听不见了，有时候就说，咱们停课赏雨吧。其实好多人并不知道，这叮铛作响的铁皮顶（据说后来铁皮顶也给卖了，因为铁皮比较值钱，后来也变成茅草的顶。），周围用土坯砌成的校舍，是出自两位建筑大师之手———他们是梁思成夫妇。

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到了昆明。他们借住在尼姑庵里面，在这里，梅贻琦就请梁思成领衔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该方案被否定了，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粘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他再作一次调整。梁思成以为自己听错了：茅草屋？你跟我开什么玩笑？这样的房子，连农民盖猪圈都能做到，还用得着我来设计吗？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砸在梅贻琦的面前，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叹了口气说：“国难当头，用茅草来建大学是不得已而为之呀。我们能不能用茅草把校舍做得尽可能好看点，好用点？这还得靠你们支持……梅校长说不下去了，哪位校长愿用茅草盖校舍？梁思成默默无语。梅校长俯身将摔在地上的方案捡起交给梁思成说：“等将来战争结束了，我们迁回北平了，请你来设计世界一流的清华园！梁思成什么也说不出。“国难当头”四个字揪得他的心生生发痛。当晚，他和林徽因按照建茅草校舍的思路修改方案。林徽因一边改一边流泪，说不清是为她的国家，还是为她的专业而悲伤。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

推开教室一道缝，里面只有那种带有扶手可以写字的椅子，据说是为了节约课桌经费，扩大空间。有人还就造型特点为这种椅子起了一个雅号，叫做“火腿椅”。

这些，和它身旁的一幢幢现代化教学楼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正是这样简陋的教室里的火腿椅上，却走出了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171位的近现代中国脊梁，还有王希季、朱光亚、屠守锷、邓稼先等数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以及杨振宁、李政道等一批蜚声中外的一流顶尖科学家。

三

耿嘉还告诉我，战乱中的联大人，经过四季颠沛、万里跋涉，终于在昆明，这座四季如春的高原古城，找到一个可以暂时栖身的地方。然而，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岁月里，这里的和平与宁静，对于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联大人来说，依旧是那么艰难。

1942年至1946年间，昆明的物价飞涨了几百倍。为了能吃上饱饭，有的教师不得不当卖衣物、书籍；有的无法维持生计，狠心把新生儿送给别人抚养；师生兼职的工作包括会计、中学教师、家庭教师、报馆校对、编辑、邮电员，甚至电工、擦皮鞋匠等十几种。赵忠尧教授在乡下靠制肥皂来维持全家生活；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潘光旦夫人赵瑞云和袁复礼夫人廖家珊等人组织了一个“互助组”，自己推磨做糕出售。这种糕点，原型是上海点心。她们进行了改造，带上了天津的传统风味。糕呈粉红色，形状像银锭。由潘夫人在乡下磨米粉、煮豆沙，准备其他原料。韩咏华和袁夫人负责做成糕，再由韩咏华送到昆明老牌的糕点铺“冠生园”食品店去寄卖，来往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卖糕时，她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大家还是知道了校长的夫人挎篮卖糕的事。

当教授们到梅贻琦家议事时，常常受到热情招待。当他们围坐一桌，品尝梅夫人亲手做的糕时，深为韩咏华的坚韧精神和糕的美味所感动，便将这糕命名为“定胜糕”，意为抗战一定胜利。从此，“定胜糕”的名字，便叫响了西南联大和昆明城。

生与死对于书斋中的联大人来说，仅在咫尺之间。一天，日军飞机扔下的炸弹将梅贻琦的办公室连同旁边的一幢宿舍都震塌了，炸弹也将华罗庚的家炸毁了，幸好，华罗庚当时在防空洞不在家里。但是防空洞也被震塌了，把华罗庚埋了大半截。“投弹百余枚，雾烟大起，火光迸铄，响震山谷，较上两次惨重多多”，吴宓教授将这天的惨状写在了日记里。炸弹炸过的土由于空气的压缩，特别紧，一时不好刨，也不能用工具，最后大家硬是用手抠，把华罗庚救出来了。

正当华罗庚一家无家可归时，闻一多伸出了援手。华罗庚一家六口和闻家八口挤住三间平房。闻一多先生教书之余，便挂牌治印维持生计。一份“金石润例”上面三位校长和诸多学者的联合签名，是这批教育精英们“以文化战胜苦难”的真实人生写照。

从1941年秋天起，人们明显发现跑警报的日子少了，一架架涂着鲨鱼巨齿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1941年12月20日，因昆明防空初战告捷，被中国人誉为——飞虎队。）的飞机随美国退役上尉、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的陈纳德（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谴队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笔者注）进驻昆明巫家坝机场。

美军来昆明参战了！为了配合盟军作战，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征调应届四年级男生入伍为美军翻译。梅贻琦校长宣布，四年级同学服役期满发给毕业证书，低年级同学志愿应征期满返校，可免修一个常年的学分。结果，1940年入学的联大834名学生全部入伍，参加远征军，奔赴了前线。其中，就有梅贻琦的独子梅祖彦、次女梅祖彤和侄子梅祖培。

除了保卫昆明，飞虎队还担负着中国唯一的外援通道“驼峰航线”的危险飞行重任。500英里的航线上，到处是坠机的残骸，许多与盟军并肩作战的联大学生，魂归冰冷的山谷峡底。

西南联大，八年风雨，60余载后，其成就与精神，仍足以让那些推崇“教育产业化”之所有大学而汗颜。

四

离教室不远处，就是发生在1945年底的昆明“一二·一”运动纪念馆，敞开大门供人参观。我在里面细细地走了一圈，竟没有看到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看到除我之外的第二个游客，安静无比。

而在纪念馆入口的右边，则是一面经过重塑的西南联大壁报墙，墙上刻着“冬青”、“野火”等当年创作的文艺壁报。据讲解员介绍，当年这些壁报集中张贴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大门东侧的围墙上，这便是著名的“民主墙”，之后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壁报文化”。“民主墙”是当时言论自由的中心，是民主进步力量揭露反动势力的重要舆论战场。虽然“民主墙”的旧貌早已不复存在，但这里仍然引人入胜。每当联大校友重返旧址经过这里时，总会停住脚步，追忆往事。

往后行不远处，在校园东北隅，有座青竹和翠柏掩映的“一二·一”学生运动烈士墓。墓道前方矗立着两根石柱，顶端是鲜红的火炬；石柱基座上，刻有闻一多先生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墓后石屏为自由神浮雕：无数青年跟随自由女神，奔向自由，呼唤光明。浮雕下，刻有感情深挚的悼诗：“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哪一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哪一个爱自由者的脑里没有我们？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前看不见我们？”

烈士墓四周围有铁链栅栏，整个墓地庄严肃穆。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烈士们静静地躺在这片土地上。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时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的闻一多更是英勇地投身民主运动，反对专制的独裁统治。

1946年7月15日，在云大至公堂举行的悼念被云南省警备司令部特务于7月11日暗杀于昆明学院坡小巷内的“七君子”之一的民盟中央执委、社会活动家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

当天下午5点多钟，在昆明市西仓坡6号的西南联大宿舍门口被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指使的特务王子民（1951年1月10日，在成都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汤时亮、李文山、蔡文棋、吴传云等连开数枪杀害，闻一多之子闻立鹤也身受重伤。

昆明血案一起又一起，全国舆论哗然，举世震惊。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在庐山就曾当面向蒋介石查问此案。当时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一份备忘录中说：“马歇尔将军指出近于无休止的内战迹象和一些似乎政府方面的过格行为。他旋即极坦率地谈到昆明的两次暗杀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有害影响，这使委员长尴尬万分。”（《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

蒋介石更是火冒三丈，他从庐山给身在南京的毛人凤打去长途电话责问：究竟是何人所为？并下令严厉制止这类事情再度发生。

随后，时任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中央宪兵司令部司令张镇，陆军参谋次长冷欣，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程一鸣（1964年12月13日，由澳门回到广州后，历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并被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常委，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1986年，病逝于广州。）及总长办公室高参、陈诚系负责特务系统的昆明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张振国等先后飞抵昆明，由顾主持调查处理此案。

7月23日，唐纵通过云南省警务处处长李毓桢、昆明市警察局局长龚少侠和程一鸣等人的协力合作，认定李、闻之案就是云南省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霍揆彰（1946年8月25日，被蒋介石批示革职，交陆军总部看管。笔者注）指使部下所为。为了坐实此案，在唐的指示下，几人亲自到闻一多被暗杀的现场勘察调研，经过提取残留物证、反复测量查验，结合当天目击者的指证以及现场残存的军用吉普车的辙痕等蛛丝马迹，认定闻一多就是死于霍揆彰部下之手。

7月26日，唐纵悄悄乘机离昆明飞上海。次日，一路辗转由沪经京抵达九江，渡河，与蒋梦麟、毛人凤同车赴莲花洞，换轿上山到牯岭蒋介石官邸向蒋秘报昆明之行与侦查结果。“主席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见《南渡北归》，2011年湖南文艺出版社）

8月25日，昆明军事合议审判法庭判处李代桃僵的“凶手”——云南省警备总部特务营连长汤世良、排长李明山（出庭时，两人都换了名字，改为汤时亮和李文山。）死刑。次日，“中央社”发出消息：“枪杀闻一多的汤、李是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营的连排长，已在昆明枪决。该营主管熊福广管教不严撤职查办。”

台湾学者陈永发表示：“闻一多遭暗杀事件，是国共内战转折的重要关键。当时国民政府处理不当，被批为法西斯独裁，让红色政权赢得知识分子、学生支持，甚至连国际舆论、支持也开始转向。整个暗杀事件前后浮现出特务严重的问题，蒋中正已无法精准的掌控整个特务情报系统。”

在烈士墓右侧，竖有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这是在抗战胜利后，三校奉命北返时所立。与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复制品相比，真品在碑的外面加了像屋檐一样的东西，更具有一种沧桑感。这块碑由三位大家合作而成：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写碑文，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刻横额，中文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碑的背面，刻满了当年投笔从戎的834名从军远征的学生名字，被联大校友、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何炳棣称为现代的“三绝碑”。碑文约1100字，展示了“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的炽烈信念。

全文以文言写就，以极具历史感的笔触回顾了联大建立的经过，并总结了可以纪念的四个方面。文章气势恢宏，饱含浓情。其中有一段话，对此有精彩描述：“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联大的民主制度，不仅仅用于对内的治理，确实也是抵来外干预的堡垒。

1942年6月，民国政府为强化对大学教育的控制与管理，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教材内容、考试方式、课程设施等新规定。此举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教授们公推冯友兰起草《抗辩书》致函教育部，对此训令一一驳斥，使训令在联大最终无果而终。

民国时代的冯友兰，铮铮铁骨，令人钦佩。而其在1949年后，被视为“试图迎合现实政治需要而不顾学术和人格尊严的典范”而遭到猛烈的批判，成为阿谀领袖归顺权力的代表，令人错愕叹息。

五

大学是思想的源泉，国家的智库，也应该是社会的净土，大学更应该进行一场常识教育。不仅要反复告诉学生们，这个社会有一些常识需要知道，需要坚守；更要让学生们看到，坚守这些常识有价值有意义。

都说鲁迅先生有骨气，其实民国时候，有骨气的文人何止他一个？

想不明白，还是来看实例吧。

1928年11月，刘文典担任省立安徽大学（旧址现为安庆师范学院）校长期间，当时，蒋介石刚执掌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1935年起，潘光旦兼任国立清华大学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学组织工作。

有一次，时任安徽省主席的刘振华望潘光旦高抬贵手，让自己的儿子能够不经考试就能到清华当旁听生。对于这一并不合清华规定的请求，潘光旦回答道：“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经常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弊端做激烈的抨击，人称“傅大炮”。他曾多次要求罢免孔祥熙的行政院长职务，对孔提出质询案。蒋介石为了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

在宴会上，蒋介石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傅斯年回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说。”

说到这里，傅斯年有些激动，在座的人都为他担心，蒋介石也为之动容，最后只得罢免了孔祥熙的包括行政院长在内的一切实际职务。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到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省警备司令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

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前的一块青草地是联大“民主草坪”的历史存留，草坪当时的面积有现在的10倍大，周围松柏翠竹，茅屋草舍四面环布，形成了幽雅的广场。广场可容纳上万人，正前方垒有一个约1米高的讲台，被称作“露天讲台”，是联大师生集会及活动的地方。联大进步学生社团“群社”首先在这里召开了成立大会，紧接着，联大剧团大型话剧《祖国颂》的首场演出在此举行，随后，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联大师生声讨汪精卫投敌叛国的火炬游行等活动都在“民主草坪”进行，这里成了昆明学生民主运动的指挥中心。

由于校舍不足，西南联大的旧址和大师们的故居以云南师大纪念馆为中心，几乎散布于当时的整个昆明城，以至于有了“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的说法。

据史料记载，西南联大刚成立时，校舍散布各处，理学院在昆明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工学院在拓东路迤西会馆，总办公处设在城内崇仁街46号，文、法学院租在远离昆明的蒙自海关。当时，联大一些研究所也分设于昆明各地。如，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龙泉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20余里；清华文科研究所设在北郊司家营；有一段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曾在青云街靛花巷安家；清华在西仓坡5号的教师宿舍建了办事处；而南开办事处在文化巷8号。但仍不敷应用。

1938年7月，学校以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新校舍。次年4月，联大新校舍落成，文、法、理三学院便首先迁入新校舍上课，有学生宿舍36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砖木结构。联大终于有了较为集中的办学场所。

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人，没有自由就没有价值观、没有判断力，没有自由就没有想象力，没有创造力。西南联大留给昆明的记忆绝不仅是一座纪念馆。在春城的大街小巷，都曾留下联大名师辛勤办学的身影，而联大的8000多名莘莘学子，更为地处西南边陲的昆明带来了民主、科学、进步之风，并一直影响到现在。

这一切，都无声地验证着80多年前，梅贻琦先生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仪式的演说中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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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余载匆匆过去，西南联大早成历史陈迹，文林街非复旧观。那些哲学大师、历史学大师、文学家、小说家早已沉埋地下。唤醒故人，唤醒历史，是要向世代以后的人告示这里曾有过辉煌和灿烂，更是近代中国一代文化精英的灵魂游荡过的地方。

如今大师踪影难寻，望民国先生风骨，今人当惭愧而自省。“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语），追思实为纪念，当然又不只是为了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