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百年历程，聚焦时代走向

2017年7月22至23日，由中国新文学学会、湖南省文联、湖南师范大学主办，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省文艺评论基地协办，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3届年会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境遇与走向”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张炯，中国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王庆生，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黄永林，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夏义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谭桂林、《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新华文摘》编审陈汉萍、《文学评论》编审刘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审王秀涛、《天津社会科学》编审时世平、《江汉论坛》编审刘保昌、《社会科学战线》编审焦宝、《福建论坛》副研究员陈建宁，以及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构、文学期刊的近300名专家学者、相关媒体的代表共同出席了本次学术研討会。

会议开幕式由张永健（中国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主持。岳凯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首先致开幕辞，对本次参会的各地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成就以及为本次会议所做的筹备工作，希望专家学者为会议的圆满召开、湖南师大文学院的更好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夏义生在致辞中首先感谢省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湖南文艺事业的关心，指出作为一个文艺大省，湖南的文学批评与创作在中国文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着重推荐了活跃于30年代的湖南批评家贺玉波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与《现代中国作家论》中作出的成就。他认为湖南的网络文学方兴未艾，也值得评论界关注。唐贤清（湖南师范大学纪委书记）对湖南师范大学及文学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进行介绍，并预祝大会成功举办。黄永林（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在致辞中回顾了中国新文学学会自1979年创办以来的风雨历程，指出中国新文学自开创伊始就面临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重担，在中西传统的激荡互渗中曲折前行。当前，面对着一个多元、开放的世界，我们的文学更应该秉持宽容、开放的心态，不废古今，不偏中外，在融会贯通中走出一条创造性转换之路。张炯在致辞中指出，从20世纪初到当下，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新文学的发轫期（1900—1930）；革命文学与战争文学蓬勃期（1930—1949）；文学走向新境又发展曲折的时期（1949—1977）；改革40年中西文化大碰撞下新文学空前繁荣期（1977—2017）。

大会主题发言议程由王庆生主持，谭桂林（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评议。凌宇（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精准而严肃地指出“精致的个人主义者”、“学阀”、“后学术时代”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当前境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与冀望以应对这种创作与批评上的困境与危机。陈晓明从当代文学的作品与理论出发，提出如何理解当代文学的“当代性”问题；并结合文学发展的历史与我们当下文学的实际，提出新文学如何在守护与变革中发展的重大命题。程光炜从当代作家的传记、年谱的史料整理中谈到如何对作家进行客观、准确、全面的评价问题，并由此谈到作为“文学的守护者”的批评家如何在历史事实与历史语境中完成对作家、作品的定位。郭宝亮（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通过对当代文学中具体作家作品的考察，提出新时期“谐谑-狂欢体”小说文体形态的历史演变，以此来强调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体意识”。方长安（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从现代诗歌经典化的现象提出文学“经典”的可能性与可靠性，并就“经典”的生成与传播之间关系作深入辨析。主题发言结束后，大会采用双会场、双主持、评议的形式，共计六个场次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中国现当代地域文学研究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境遇与走向”的诸多相关问题。

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再思考

现代文学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端与走向成熟时期，而且以其自身巨大的成就构成新文学的一个“小传统”（相较于古代文学的“大传统”而言），因此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考察与审视成为对百年新文学考察的切入点。与会专家首先从整体、宏大的视野对现代文学思潮进行审视。李运抟（广西民族大学）认为，作为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现象，苦难意识由文学思潮导引，也成为相关思潮的一种思想标志。其中启蒙主义、左翼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可为代表。三种“主义文学”苦难意识的差异，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复杂性，也反映了文学和本土社会的多重关系。胡景敏（河北师范大学）指出，在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与审美风尚的变更下，西方现代艺术通过期刊与翻译著作等传播形式，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塑造中国新文学的文学形态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张岩泉（华中师范大学）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充满了形态各异的矛盾运动与张力结构，文论与创作之间“超前与滞后”的双向制约、“亲和与疏离”的态势，使得两者之间呈现出生动的“促进与促退”的面貌。温奉桥（中国海洋大学）指出，从五四“白话文学观”、30年代开始的“大众文艺观”，到新时期先锋文学，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伦理嬗变的历史轨迹。大众本位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语言伦理，并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美学风貌和审美品格。钟海波（陕西师范大学）提出，近现代之交，在民族生存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形下，中国启蒙作家从人类学角度对本民族生存进行深刻反思。这种反思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股重要思潮，它在“五四”至三四十年代出现高潮，余波衍及当代。毕海（中央民族大学）指出，现代文学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进，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坛的分化与作家群体的矛盾纷争，甚至文学空间中心的位移，都与文学论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钟名诚（南京晓庄学院）通过对朱光潜文艺思想的研究，指出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在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政治、过分依赖西方文学传统，导致现代文学先天不足。肖佩华（广东海洋大学）指出，“市井意识”作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相对独立性和系统性的文化精神、创作原则、话语特征和文学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学的起点既有其合法性，也存在着驳议。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集束点，现当代文学历程中出现的所有成就与问题，都能在“五四”那里找到渊源与回响。因此，与会专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聚到“五四”时期。许祖华（华中师范大学）指出，“五四”新文化中的科学信念主要是一种知识学上的模型信念，这种模型信念不仅具有强烈的理性特征与显然的逻辑推导的特征，而且具有完整的科学形式，这保证了“五四”新文化中的科学信念的“科学性”。赵东祥（吉林师范大学）通过对以《老鸦》、《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为中心的作品考察，指出胡适、鲁迅等人虽然在文化思想和文学理论主张上激烈反传统，但他们的作品却存在着“脱离传统”和“回归传统”的双重具体含义。张瑜（河北大学）经考证指出，现代传播空间的建构为新文学提供了独立的生存方式和广阔的传播空间，还开创了公共舆论空间，拓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促生了新式文体和白话语言。陈迪强（大连外国语大学）基于对1915-1923年间的小说杂志的考证提出，“五四”文学革命兴起之后，以白话小说为基础建构出“现代小说”，而文言小说退出历史舞台，但文言小说的现代命运为研究界所忽略。黎保荣（肇庆学院）从个群关系和启蒙思潮结合的角度指出，无论是“五四”作家，还是他们所书写的人物，都体现出“以众虐独”的艰难处境，成熟而理性的个人理念难以独立出来，个人价值也难以被真正尊重与认可。陈霞（玉林师范学院）以时间为线索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自我觉醒意识的过程加以呈现。周晓平（广东嘉应学院）通过对19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的考辨指出，中国新文学建构的复杂与厚重，“整理国故”在其过程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深刻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现代文学能够迅速地发展与成熟得益于众多社团、流派之间相颉颃、互渗与共融。这些相互龃龉又相互借鉴的社团流派，推动着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与发展。因之，对其进行研究梳理成为回溯现代文学的重要线索。岳凯华（湖南师范大学）探讨了《新青年》编委会通过建构文学创作主体的思维认知与价值诉求，来规约现当代文学的语言运用、文体样态、题材择取、叙述角度、抒情方式和书写手段，进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方向生成形成规训、制约和影响。李永东（西南大学）以创造社为中心，考察了清末至“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外民族的近距离接触和知识分子的跨国、跨文明经历，尤其是殖民观念和国族观念的纠缠互动下，知识分子深陷身份认同焦虑的问题。付建舟（浙江师范大学）指出，依托于南高—东大的“学衡派”以及《学衡》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保守的一翼，与北大《新青年》杂志作为激进的一翼一样，也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姜岚（海南师范大学）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探讨了1940年代革命文艺的形式选择是革命文艺的本质功能的逻辑展开，它意味着认识形式问题需要摆脱传统文学观念中的艺术本体论，而应着眼于文学的政治功利作用。佘爱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同样聚焦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他指出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仅促使了1940年代中国文学的转型，而且为中国当代文学秩序和文学制度的建立起到示范作用。同样是对左翼文学的研究，石娟（《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通过对以左翼电影《狂流》为中心的考察，来探讨左翼电影如何在商业与政治之间左右逢源，而成为当时的“摩登”潮流的。田丰（河北师范大学）则通过对左翼小说家的考察，来探讨当时的左翼小说是如何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完成对多重资源的整合，藉此来表达政治与文学的诉求的。李会君（湖北文理学院）以“后花园”（萧红）与“菜园”（迟子建）两个有着独特承载的意象，来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土叙事”的文化演进历程。王俊（宝鸡文理学院）指出，若从“自由主义文学”的视野重新进入19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仅意味着打破战争对文学和文学史的遮蔽，重新探讨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的魅力与活力、转型与转机，而且意味着打开一条重新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路径，重新感知文学与时代、作家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联。

二、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锐观察

相较于现代文学纷繁竞流的文学思潮与庞芜多样的文学成就，当代文学前30年显得僵化、单薄许多。进入新时期后，随着启蒙思潮的再度复苏与外国思想资源的爆炸式涌入，文学的成就相较现代文学不遑多让。与会的专家对当代文学进行了整体巡视与阶段性聚焦。龚举善（中南民族大学）以“延座讲话”为基点对当代文学史进行宏观把握，当代文学前30年文学及其历史书写体现为“延座讲话”规训之下的守正形态；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的撰写（以洪子诚、陈思和为代表）别开生面，在文学价值论、创作方法论、批评标准论等方面实现了应有的超越。有鉴于此，未来的当代文学史建构应努力增强知识视野的涵容性、结构体系的严整性和叙述话语的普适性。张堂会（扬州大学）指出，当代文学对自然灾难的书写，无论是在场景把控、形象塑造还是在内涵的揭橥上，都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影像与灾害记忆。罗长青（贵州师范大学）对“十七年文学”的概念缘起进行深入细致的辨析，提出在“重写文学史”的驱动下，我们依然可以化繁为简对现有概念进行突破。陈宗俊（安庆师范大学）以郭小川的“检讨书”为例，探讨了1950—197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思想的历史悲剧相关问题。陈进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从文学史著作中的“80后”作家流变（出场、转向、回归），现实中“80后”作家的写作路径（焦点、拐点、盲点）以及“80后”作家的入史姿态（争议性、合理性、可能性）深入探讨了文学史著作中的“80后”写作的书写研究。王宁（廊坊师范学院）探讨了在90年代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小说叙事的婚恋观虽然驳杂多样，但显著的特点是个人因素得到提升。王辉、郭名华（绵阳师范学院）通过综述的形式，力图较为全面、宏观地把握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内在脉络和理论前沿问题。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不断解放，外国现代、后现代文学思潮的涌入，以及现代文学传统的复苏，文坛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雷鸣（河北大学）指出，由于当下写乡土小说的作家多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他们往往以“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思想感受预设乡村，这样，乡村现实常常被都市想象或都市视野所置换。刘海军（重庆大学）从荒芜的乡土、衰落的文明等方面深入探析、反思了近20年来乡土小说的荒野想象问题。江磊（郑州大学）指出，新世纪乡村小说在中国文学“本土化”探索中走得更远，对于怎样讲好中国乡村故事，重塑乡村文学的民族形象、现代品质和在地样貌，特别是探讨小说的本土化叙事方式等方面，提供了诸多富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研究话题。徐勇（浙江师范大学）指出，“现代派”在1980年代的接受上存在着两极化现象。这种两极化在译介现代派的编选中有集中体现，虽然编选者意欲通过选本的前言、后记之类介绍文字设定读者阅读接受的方向，但随着阅读接受的语境的变化，导致阅读接受上的偏移现象产生，“现代派”正是在这种阅读现象中逐渐站稳脚跟，并获得广泛的认同。谢昉（苏州科技大学）认为199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的泛文化主义与“寻根”文学有着潜在的关联。张晓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指出，从地域视角谈论先锋小说的发起时，无论从先锋的理念、文学的创作实绩以及最先出现的先锋作家而言，西藏都应该比上海更为合适地被称为先锋文学的发源地。刘芳坤（山西大学）通过深入细致地剖析刘震云的《塔铺》与新写实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的某种罅隙，藉此来探讨作家“个体的记忆”与有着强大暗流的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的互动与背离。张宏图（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提出，现在“非虚构”已然成为了文学热词，但令人困惑的是，这么一个文类概念，却被广泛用作了文体概念，是否有滥用之嫌？所谓的“非虚构”和报告文学到底有没有区别？赵启鹏（山东女子学院）指出，诸如《亮剑》、《圣天门口》等作品对战斗英雄宿命性悲剧的反思性书写，虽然尚未完全摆脱主流意识束缚，终究还是呈现出了诸多超越性因素。王冬梅（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指出，新时期的干校叙述在虚构与非虚构的双重张力间确立起自身的艺术特质，从而完成了对于干校体验的多重性文學追述。

在以上的论述之外，专家学者还对当代文学的戏剧、戏曲、电影以及现当代文学教学实践的效果等方面有所探讨。刘欣蕾（北京师范大学）指出，以荒诞派戏剧为代表的一系列西方戏剧给孟京辉一批先锋戏剧创作者带来了世界戏剧的新趋势和新观念，孟京辉也正是在导演世界当代戏剧经典的过程中走上了戏剧之路。在对这些经典二次创作的过程中，孟京辉显露出自己的戏剧风格，同时也为此后在90年代末的戏剧转向做了铺垫。曾令霞（佛山大学）以《檀香刑》、《秦腔》两部小说为例，论述小说在戏曲形象之外，如何与以声腔为代表的声象互文。两者互文延续了话本传统，尝试着回到“听”小说的时代，证明纸上留声的可能性。王虎（铜川职业技术学院）提出近些年大量青春电影的出现，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人的青春宣言。这批青年人处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剧烈转变的时代，既受到传统文化和革命伦理的影响，又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使他们的青春历程显现出与上一代人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意义。孙晓东（盐城师范学院）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 多媒体课件作为一种教学辅助手段， 过多的使用会弱化课程的人文精神传输和审美教育效果， 弱化课程的有效教学过程， 进而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有效教学效果的实现。

三、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面面观

作家、作品是支撑文学思潮、显示文学实绩的标志。任何对文学的宏观研究、把握，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上。与会专家首先对现当代的作家思想、创作观念等进行研讨。张森（湖南师范大学）指出，上世纪40年代沈从文着力构建的神性，与庄子的“道”，均指向各自意旨的生命最高层次。尽管两者具体内涵不一，但在体道（神性）的路径、过程、巅峰状态上又有着极大的共通性。张慧强（河北北方学院）认为，以冯雪峰为代表的“十七年”批评家出于维护国家当时需要的“总体性”历史观、“总体性”思维，虽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赶车传》、《保卫延安》等作品并未达到所谓的“史诗”标准，他们也将其称为“史诗”。陈黎明（河北大学）指出，对于赵树理而言，1940年代迅速进入文坛中心乃至成为“方向”到1950年代以后逐渐失去方向性地位，其命运遭际充满着某种暗示性和神秘意味，成为一个镜像映照了上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转折变化的诸种信息。王勇（河北师范大学）从生平经历、思想历程、文学创作、中国古代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五个方面对公兰谷先生的成就进行评述，以期学界对公兰谷先生有更全面的认识。

与会的学者们也从作家的创作历程、风格流变、阶段性创作进行整体的把握。胡明贵（闽南师范大学）指出，“参差的对照的写法”是张爱玲论小说的重要概念，包含了她对小说创作“不相干的事”的题材选择、“非斩钉截铁”矛盾冲突情节结构的设计、“不彻底的人物”塑造和“苍凉”悲剧审美经验的提炼等等，这些都是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开拓与发展。蔡莉莉（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同样关注张爱玲。她认为张爱玲终其一生都在作品中思考男女两性情感的问题，在爱情上既有透悟又有执念，这反应在作品上便是“葱绿配桃红”的爱情书写。孙淑芳（云南师范大学）指出，鲁迅小说的语言具有强烈的色彩感，这主要表现在色彩语码的广泛使用上。鲁迅赋予了这些色彩语码以独特的精神观念与文化价值，形成了其极具个性的颜色隐喻化认知思维方式。杨红莉（石家庄学院）认为，1960年代汪曾祺的儿童视角小说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成长”主题，是对民间民俗生活中成长仪式的象征性摹写，隐喻了作家在不同的时代对社会和文化精神的不同理解。邹理（中南大学）撷精取要地综述了对周立波作品近70年的批评历程，提出周立波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以及他的作品与翻译之间的关系还尚未被研究者所关注。周会凌（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提出，近年来，严歌苓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视阈中，其小说创作进入了对母国题材的回归，作品呈现出从“边缘”出发去想象历史、穿越“私人领域”展现红色记忆、性别叙事背后的“拯救”主题及文化想象的特点。王倩茜（《芳草》杂志社）从周李立在《芳草》发表的两篇小说《如何通过四元桥》、《八道门》透视其小说如何以敏锐的视角，带着哲理思考，讲述正在经历的中国故事，书写正在体会的中国经验，与时代密切接触。王泉（湖南城市学院）指出，廖鸿基作为台湾海洋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写作实现了从书写人与海的冲突到书写人与海的和谐的完美转身，融会了作家的家园意识的转变。孙俊杰（山西师范大学）认为，莫言小说中存在大量的志异因素，这种热衷背后自然有着齐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更体现出莫言对小说趣味的自觉追求和对神秘文化的迷恋，在这种美学观念和文化立场基点上，也不乏莫言对历史、社会、人性的反思和批判。

除了研究宏观整体的作家论、纵向的创作流变，专家学者常从具体的作品来见微知著。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再解读，把握作家的独特成就及其中呈现出的时代新质；同时对一些重要作家新作的追踪，更好地把握当代文学新动向。与会专家首先从现当代的小说作品进行研讨。周宪新（中共益阳市委）在周立波《山乡巨变》创作、发表60周年之际，提出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与农民生活的描写上具有的乡土性成为周立波文学成就的重要部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遗产。张帆（集美大学）指出，作为一部典型的“新时期”小说，《芙蓉镇》相当完整而深层地叙述出“新时期”人性论的起源，它对改革逻辑下的人和人性作出了新的阐释和定义，预示了经济人的历史性生成，同时也表征了新的生活政治和生命政治的出现。李建周（河北师范大学）通过张辛欣《同一地平线》所构建的公共讨论空间，阐释了新时期开始时“进城故事”中的性别表述。邱桐（贵州师范大学）指出，张承志的《老桥》是其“返回青春”的代表作，体现了张承志对“精神污染”的思考以及对人们的警示。周建华（赣南师范大学）指出，卢新华的《伤痕》在继承与新变的“文学品质”中产生了巨大的裂隙，正是这种龃龉催生了80年代小说叙事伦理的深刻变革。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在启蒙的视野中考察余华小说《一九八六年》，指出这部小说是余华书写历史暴力的巅峰之作。它以超现实的想象，揭示了历史暴力摧毁人类正常生活的恐怖情景及严重程度，启示世人不要忘记历史暴力。程小强（宝鸡文理学院）指出，上官鼎的长篇《雁城谍影》有效地平衡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性传统与现代小说的写意手法，传奇视野使该作的历史书写既饱含趣味又显得丰满而不刻板。左怀建（浙江工业大学）认为，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曲继承并发展了现代以来鸳鸯蝴蝶派感伤言情小说、先锋都市文学和通俗都市文学的某些传统，以“时代之小”折射了新世纪以来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生命存在的某些面向。徐成（贵州师范大学）指出，肖江虹的《百鸟朝凤》是一曲农村民俗之殇，乡村民俗文化在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无可挽救地走向消亡，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消逝，更折射出诗意乡村的溃散。张欢（暨南大学）试图通过梳理《废都》出版前后各种话语评价，来厘清90年代各种场域对文学之规约，并透彻理解《废都》波折起伏现象背后所显现的中国文化、思想状况。王效峰（咸阳师范学院）探究了《白鹿原》如何从家族史的角度，对建国前关中地区民众多灾多难的生活进行了充分展示。唐艳萍（贵州师范大学）借助本雅明的寓言批评理论，指出阎连科的中篇小说《朝着东南走》正是构筑了一个开放式的寓言结构，它借故事主人公对“太平快活日子”的盲目、执著而毫无结果的“寻找”，来表现对人生原初意义的探索。张立国（济宁职业技术学院）运用跟踪批评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桂系演义》进行研究，指出其通过历史的书写使得鲜活的历史重返民间。徐敏（燕山大学）指出，阿耐的《大江东去》作为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小说对历史的书写与人性的展现都值得学者去研究。杨文军（湖北师范大学）以教学实录的方式，从主题、叙事方法、象征意蕴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鲁迅《狂人日记》的深刻内涵。王学海（嘉兴美学学会）指出，海飞长篇新作《惊蛰》，是体现历史旧事与回顾新识之间的一种新型的认知关系的产生。小说对战争予以深度叙述时的独特描绘，可让我们最终看清历史中被遮蔽的和人性的多重场景中的變异以及留真。

百年新文学中虽然小说的成就巨大，但是新诗在突破旧体文学的束缚、确立新文学的地位以及自身的承续与发展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对新诗的回望与反思正是本次年会的题中之义。赵小琪（武汉大学）指出，一方面，我们需要以整体性的视野重建中国现代诗学的科学理性思维论与中国现代文化的科学理性思维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理性思维方式的历史联系；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回到中国现代诗学思维发展的权力场域现场，揭示中国现代诗学中科学理性思维论与直觉感悟思维论既相互冲突、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发展态势。张立群（辽宁大学）指出，当下“先锋诗歌”反复出现，越来越呈现所指模糊、泛化的倾向，无论就客观层面还是主观层面，都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追本溯源，并在明确其生成、演变的过程中深入理解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先锋诗歌”及其系列相关话题。周思辉（贵州师范大学）指出，何其芳“新月”时期的作品表现出两种典型的思想：一是对爱与美的追求；二是迷惘而又对人生理想充满执着的追求精神。在这一时期何其芳已经开始主要倾向于浪漫与唯美，为他以后创作出大量唯美作品并成为唯美主义作家打下了基础。吉素芬（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通过对《玫瑰的故事》、《世界》、《智慧之歌》三首诗的解读，指出穆旦一生写了大量的“使现世的关怀和永恒的思考达于完美的结合”的诗歌，其诗歌有强烈的现代色彩。王永（燕山大学）通过对“九叶诗人”郑敏研究的综述，融史料、文献、评论、研究为一体，深入挖掘郑敏研究的文学史、诗歌史意义。丛鑫（燕山大学）指出海子的诗歌中存在乡土与城市两种题材，在对乡土的怀恋和质问、对城市的逃离中，海子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边缘的情感体验。孙德喜（扬州大学）通过对《灰娃的诗》与《灰娃七章》的研究指出，灰娃的诗直逼灵魂，既表现出灵魂的创痛，又显示出她灵魂的觉醒，进而由觉醒而体现出高贵和博大。

除了对具体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予以研读，与会专家还对现当代文学的史料进行钩沉与解读。宫立（河北师范大学）指出，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8卷本的《汪曾祺全集》，为研究汪曾祺提供了相对完备的文献资料，但仍有遗憾。其中《飞出黄金的牢狱》、《重写文学史，还不到时候》、《谈书评》等五篇集外文，是解读汪曾祺的文学史观、书评观，梳理汪曾祺与曹禺、铁凝等作家的交游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弥足珍贵。张占杰（石家庄学院）指出，《照例的话》和《编后记》是孙犁编《鼓》时写下的文章，属于佚文。孙犁在编辑实践中努力适应政治導向，但内心深处从来没有放弃对“五四”新文学理念的坚守。孙犁建立的“读者会”，不同时期强调的功能不同，体现了他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建构努力。肖太云（长江师范学院）指出，1949年后吴宓的四封轶信与同时期的吴宓日记构成一种强烈的共鸣、鲜明的互证、有力的互补，共同见证了建国时期吴宓艰难的生存处境，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生存心态，却又有一个不屈而顽强的灵魂。

四、中国当代地域文学透视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中国文学的气质因地而异是自古使然。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资源、自然环境以及文学传统都有所不同，从而塑造了不同风格与质地的文学形态。刘保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指出，从历史的众数和文化生成发展的时空共性层面，结合“两湖”（湖南、湖北）人文环境与整体文化认知，两湖文化难分此畛彼域，“两湖是一家”，很有必要从区域整体的角度，研究其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系。谢廷秋（贵州师范大学）指出，谢挺的长篇小说《爱别离》填补了城市文学中贵阳形象之空白。它描绘了一座城的“浮世绘”，运用鲜活的方言表达了作家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对地域文化的强调，展现了小城市业已消失的神话。徐晓光（贵州师范大学）通过对黔东南清江流域苗族、侗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展示了当地民族的林业生计与婚姻习俗。刘起林（河北大学）指出，“文学湘军”的形成是一个既具连贯性，却又阶段分明的历史演进过程，20世纪50年代队伍未成阵势，60年代成就和影响“上台阶”，文革后期处于创作相当活跃的状态。凭借30余年的队伍培育和艺术修炼，“文学湘军”在新时期引领中国文坛的风骚。彭继媛（吉首大学）指出，“道”和“巫”构成了当代湘西作家在自然观上的独特性，使得他们构筑的理想的自然家园，成为具有现代性意味但又遗风依然、乡情醇厚的自然图景。曹源（贵州师范大学）认为，蹇先艾先生也写过不少以故都北京为背景的都市小说。这些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真实描摹了历史转型时期故都北京的时代画卷，深刻揭示了故都北京中下层人民的生存困境与时代悲剧。崔志远（河北师范大学）指出，作家刘绍棠为新时期文学作出了三大贡献：创造出集大成式的文学语言；对地域文化进行深入开掘；开地域风俗小说之先河，引领寻根文学潮流。张弛（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湘西作家黄青松的《毕兹卡族谱》延续了20世纪湖湘文学谱系从沈从文到韩少功作品中关于现代性文明与乡土世界的思考，以作为花桥世界存在意义符号的世俗/神性语言为镜，反思一元化、本质化的现代性文明。肖向东（江南大学）对阿来新作“山珍三部”进行解读，指出对自然、对生态的深切关怀与倾情，对人性、对人情冷暖晦明的揭示与拷问，构成了“山珍三部”的主旋律。赵坤（西南财经大学）以巴蜀文学为例，从文化地理学角度讨论了现当代文学。

此外，学者将关注点由地域文学拓展到台、港、澳文学，以及外国文学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论述了台湾现当代文学的生成与曲折发展的历程。徐诗颖（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以反映本土意识的香港小说为考察对象，深入论述了回归过渡时期香港文学的“混杂性”文化身份。张益伟（安阳师范学院）从风景书写角度审视日本当代华文文学。李雪（哈尔滨学院）指出艾特玛托夫作品中浓郁的人道主义情绪、对底层人民的关注、女性崇拜、生态意识，对张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张炜能够把异域作家的外来影响融化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直面现实问题，探寻新出路。

闭幕式上，余三定（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云梦学刊》主编）对此次研讨会作总结发言。他指出本次会议专家学者关于“现当代文学的境遇与走向”的研讨广泛而深刻，各种观点得到碰撞与交融，精彩纷呈，这对湖南文艺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赵树勤（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在致谢辞中感谢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以及全体会务组人员的坚守与付出，同时对与会专家、学者在酷暑盛夏中从五湖四海汇聚长沙表示诚挚地感谢。李遇春（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就中国新文学学会一年来的具体工作，包括财务、年检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并公布了经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会讨论决定新增理事名单。最后，会议在下届年会（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4届年会）承办方郑力乔（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文学院院长）的热情邀请中圆满落幕。

作者简介：王彪，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庄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