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向月亮的手指不是月亮
时间：2021-02-25 08:01: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第一次读雷蒙德·卡佛的小说要追溯到七八年前。那时候我跟青年时代的卡佛一样，注意力无法持久，没有尝试写长文章的耐心，甚至读长篇对我来说也是难事一桩，而选择写诗和短篇小说的卡佛正合我意——打开，合上。一次读完，不磨蹭。
在茫茫书海中选择阅读书目难免受名家或明或暗的指引，读卡佛即源于村上春树。村上自述用了十四年时间翻译推介他的“时代同路人”卡佛的作品，他的随笔集《当我们谈论跑步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更将卡佛的小说集题目《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致敬成了爆款标题。
尽管村上与卡佛唯一一次相逢给村上人生留下剧烈而真实的温暖，但村上见到卡佛时仍颇为意外，他说从未遇到过一个身材如此高大的作家（在卡佛朋友的回忆中，卡佛高大浮肿，脸常因毛细血管破裂变得潮红），尤其是他看到卡佛喝茶时的样子，“看上去好像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做一件错误的事”。这个句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读卡佛也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做一件错误的事”。与卡佛小说的初遇——第一本读的自然是《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不仅毫无愉快的阅读体验，反觉卡佛的小说无疑是被过度解读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罢了。后来知道是被过度肢解了，故事要么无头无尾，要么有头无尾，既无确凿细腻的描写，亦无直击人心的议论，更遑论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激烈的矛盾冲突了，那些人生巨大篇幅的省略、裁剪、留白，被生活遮蔽的局促、紧张、慌乱，生命最底层的无奈、麻木、悲凉，脱不了镜像式旧窠。所谓“极简主义”、“肮脏现实主义”、片段式写作、开放式结尾等等并没带给我新鲜的感情冲击和意外的智性惊喜，毕竟契诃夫、乔伊斯、安德森、海明威等人早已为卡佛留下了写作中的某些珍贵传统。
何况，卡萝尔·斯克莱尼卡在《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一书中也提到，卡佛的成功有其“偶然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图书出版业方兴未艾，规模迅速膨胀，业务逐渐提速，出版商被迫寻找新的——年轻、女性、亚裔、黑人——作者，同时尝试使用新开本版式，以适应忙碌的阅读人群。总之，卡佛赶上了美国实验写作已经消亡，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开始复苏的年代，时代需要他的极简主义小说，他的小说恰好吻合当时美国读者和评论家们的口味。卡佛笔下被生活埋没的小人物的种种不堪的生活片段，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时代标签，那是遭受挫折的时代难以抹去的精神标记。
现在我承认，那其实不过是我的短见和狭隘。
彼时我曾爱不释手的一些作品随着阅读经验的累积和阅读视界的拓延而渐行渐远，不断诞生的新思考新感悟反使之前疏离的很多作家变成案头挚爱，卡佛即是其一。卡佛写字台旁边的墙上有一张三乘五的卡片，上面写着他的文学偶像和写作导师契诃夫的一句话：“……突然间，一切对他豁然开朗。”真是太奇妙了，对卡佛的读者来说，也必定会有这种顿悟时刻——突然间，一切豁然开朗。
卡佛的意义正在于他为读者打开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他打破了读者对短篇小说的传统期待和固化鉴赏，赋予小说以焕然一新的解读姿态和阐释策略。抛开被反复阐释的极简主义和肮脏现实主义，评论家们对卡佛小说的不可靠叙述技巧却浅尝辄止，或许是担心自己对卡佛小说不可靠叙述的诠释亦要冒着沦为不求甚解的不可靠评论的风险。
上溯到十五世纪，英国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就出现了浅显的不可靠叙述。故事中不乏撒谎、贪财、言过其实、沉溺肉欲的妇女形象，在“巴斯妇”的故事中，叙述者说“她善织布，简直超过了伊普勒和根特（著名的比利时两个纺织中心）的技能”，“她的巾帕是细料的；我敢发誓，她在礼拜天所戴的头帕称起来倒有十磅重”。缺牙露齿、言行浮夸的巴斯妇嫁过五个丈夫，她还动辄断章取义误引《圣经·旧约》和《马可福音》部分章节，那个满怀厌女偏见的叙述者的叙述因显而易见的夸张戏谑令人生疑。
这类的不可靠叙述尚处于蒙昧阶段，与其说是叙述不可靠，不如说是叙述者不可靠，是隐含作者（真实作者在文本中创造的唯一一个“第二自我”）暗中操纵叙述者，借叙述者之口传达隐含作者的某些价值观和人生准则。表达方式尚拘于修辞技巧的“修辞术”，而非不限于修辞技巧的“修辞学”。
二
不可靠叙述手法在悬疑类电影中较为常见。《看不见的客人》《搏击俱乐部》《记忆碎片》《双重赔偿》《蜘蛛梦魇》《欲海惊魂》《异世浮生》《第六感》《秘窗》《美国精神病》《禁闭岛》《穷山恶水》等等多多少少都运用了不可靠敘述。一九五一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有一部获奖影片叫《罗生门》，此片改编自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悬疑短篇小说《竹林中》。小说讲述了一个武士带着妻子真砂在前往若狭的途中，遭遇大盗多襄丸，武士被缚，终死去，真砂被大盗凌辱，后逃到清水寺，多襄丸被抓。公堂之上，案件的证人樵夫、行脚僧、捕快、老妪和案件的关键人物多襄丸的供词，加上真砂在清水寺忏悔时对案件的描述以及被杀的武士借巫女之口对案件的回放，共同组成了整个案件的一个叙事迷宫。单就每个人的供词来看，均能自圆其说、无懈可击，然而，几个人的供词串联起来，却难免抵啎，无有佐证。
《竹林中》的不可靠叙述极大调动了读者的参与度，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并不希望悬念得到化解。无论读者如何推断，案件终究成为一场晦暗不明的“罗生门”。而芥川加诸小说人物叙述的模糊、虚假、荒诞、不确定性等成分，本身就成为了作品主题或主题的一部分。无论是多襄丸、武弘还是真砂，他们都是绝望的化身，这种绝望来自于生存的荒谬和自我超越的虚妄。不管他们怎样挣扎，都难以摆脱绝望的折磨。芥川以多重交叉的不可靠叙述方式诠释了存在主义哲学观——人活在无法逃避的绝望之中，人心不可测，人性是不可靠的，人生是绝望的，是令人生疑的，而世界是荒谬的，真理是不可知的，真相总是在所谓真相之外。
尽管芥川故意混淆了事实和虚构，可人物之间的交流正常无阻遏、无遮蔽。《竹林中》叙述群体的不可靠虽一目了然，但看似不可靠的叙述中必然殽杂着可靠叙述，但究竟谁的叙述是不可靠的，即究竟哪个叙述者的言行与隐含作者价值观相悖，隐含作者并没有暗示，观察者就这样被不同却又相通的事件构成的屏障挡在真相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