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
时间：2021-02-25 08:02:5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而是与其周围各种因素密切相关的一种自然生态活动。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该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和选择“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程度的结果。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指导下，鲁迅译介域外革命文学作品的取材及翻译策略的取向适应了当时相应的“翻译生态环境”。
[关键词]适应；选择；鲁迅；翻译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39(2011)01-0045-04
“立人为本”和“立国为本”是鲁迅精神的灵魂。鲁迅早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指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此外。鲁迅留日学医期间，在电影的画面上看到一群中国人，一个站在中间被砍下头，而周围的许多人却神情麻木地看着时，他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在鲁迅看来，若没有健全的国民人格。没有个体之我的精神确立和人性的自由舒展，就无法实现“立人”、“立国”之目的。而且“立人为本”和“立国为本”的思想是鲁迅文艺思想的基础，也是他选择翻译作品的标准和尺度。鲁迅一生坚持这条译介路径，译介了诸多域外革命文学作品，形成了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独有的弱小民族革命文学翻译模式。对鲁迅译介域外革命文学作品的研究，学界以往多从历史学角度探究其产生的背景，很少用相关的翻译学理论对其取材与翻译策略加以细致的分析。本文针对此项研究的薄弱之处。以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基础，将鲁迅译介域外革命文学作品的实践活动置于中国当时特殊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对鲁迅翻译域外革命文学作品的选材和翻译策略的取向进行考究，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述
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文化转向发现了译者，译者的主体性成为了翻译研究的新课题。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翻译适应选择论从生态环境人手，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试图以译者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翻译理论，将翻译看作是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进行的选择活动，从而论证了“进化论”适用于翻译研究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凸显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根据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被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个定义表明了翻译活动中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者”完成的：“适应——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选择——是译者的适应性选择，译者集适应与选择于一身”。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文化、交际、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而且译者的“最佳翻译”是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适应和适应性的累计结果”，即“对于译者，适者生存、发展，对于译文，适者生存、生效”。从翻译适应选择论探究鲁迅译介被压迫、被奴役民族的革命文学作品的“最佳翻译”的取材，需要深入分析鲁迅“择当译之本”所适应的“翻译生态环境”，主要包括当时的国内外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
二、鲁迅译介被压迫、被奴役民族的革命文学作品
胡庚申教授认为：“翻译是一连串优化选择的决定，译文则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结果。”具体来说，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在加大对华资本输出的同时，还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900年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帝国主义列强组成八国联军，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此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使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中，存在两种文化思想倾向或潮流，第一种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要标志的文化思想，特别是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第二种是一些被压迫民族、国家的以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基本精神的文化思想，特别是俄国和东欧一些国家。与此同时，以梁启超、严复和林纾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竭力提倡西方的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化思想，他们认为这些发达国家是人类的自由世界。希望通过自由主义的文化思想启迪于民，改造“国民性”，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在梁启超等人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影响下，鲁迅顿悟到科学不是改造中国的唯一武器，在中国传播科学并不能医治中国人的“痼疾”，要全面改造国人的“国民性”，实现救国救民之理想，还需要用革命文学作品去启蒙国民。继而鲁迅开始转向翻译非科学小说的域外革命文学作品，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国内一些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曾对鲁迅当时译介革命文学作品以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国内鲁迅研究专家林非指出，“鲁迅企图通过科学与文学的启蒙，完成自己所向往的‘立人’的任务，这从大体上说来具有相反相成的两个侧面。即是一方面召唤和完成‘人’的觉醒与解放，另一方面又扎实地进行改革‘国民性’的工作”。透过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阐释，与梁启超等人主张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化思想改造“国民性”不同的是，鲁迅提倡引介西方第二种文化思想潮流，欲“借外国那些表现反抗黑暗统治、争取社会解放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文学”，鼓励、促进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不像当时有些人去翻译那些描写“伦敦小姐之缠绵和非洲野蛮之古怪”的作品。上述社会、文化语境是鲁迅当时译介国外革命文学作品时所依赖的重要的“翻译生态环境”。鲁迅着重译介俄国和东欧诸国反映抵抗压迫的文学作品来振作国民精神，唤起沉睡中的中国人，救国家于危难之中，达到改造“国民性”和“立人”、“立国”之目的。正如后来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指，“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一方面鲁迅对文学作品译介的选材是基于那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反映了被压迫、被奴役者痛苦的呼声和坚强不屈的反抗声，这些作品把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与社会的平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感，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鲁迅认定了中国“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身份，把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引为“同调”。这一切对于同样处在被压
迫者地位的中国来说。是特别具有借鉴意义的。
为了适应“改造国民性”、“立人”、“立国”之呼声，鲁迅开始大量选译有关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文学作品，其中代表性的译著包括与周作人合译了《域外小说集》、《一个青年的梦》、《工人绥惠略夫》等等。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其文本的选材十分广泛，包括美、英、法、俄等国的文学作品，但更注重东欧和北欧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品，因为这些文学作品充满了被压迫民族的挣扎、反抗和怒吼。鲁迅后来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追忆道：“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1919年鲁迅翻译了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该剧本的主题是战争。原著的作者认为只要民众有觉醒的意识，人道主义得到广泛的认同，战争就可以永久地消亡。在鲁迅翻译《一个青年的梦》之前，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国人举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旗帜，要求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五四”运动点燃了无数个中国人的“立人”、“立国”之梦想，在当时国内爱国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鲁迅选译了《一个青年的梦》。另外，鲁迅那时对国人的“国民性”很担忧。他说：“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恐怖。”鲁迅在开译该剧本前认为《一个青年的梦》“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觉得“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1日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因此他寄希望于该剧本能够唤醒国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对战争的厌恶。1920年鲁迅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那时鲁迅认为中国也有许多致力于改造社会的改革者，且境遇和绥惠略夫颇为相似。所以觉得很有一译的必要，他说：“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
鲁迅在译介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时，翻译策略的取向也体现了一种“适应／选择”的过程。晚清民初时期，受以林纾、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晚清翻译家主张“意译”的影响，在当时的译界甚至出现了“胡译”、“乱译”和“误译”的现象。鲁迅对此十分不满，正如后来他在回复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的信中这样追忆道：“《域外小说集》发行于1907年或1908年(实为1909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鲁迅最初正式提出“直译”的主张是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他指出：“《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人华土。”这里鲁迅提到了“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昭示鲁迅“所采取的翻译路径同当时被视为正宗的严复、林琴南等人是完全不同的”，即鲁迅主张直译，反对以林纾、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晚清翻译家主张的意译。此后他在《(域外小说集)略例》中再次强调直译，而且还提出了音译的翻译策略，如“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还有他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指出：“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虽然他没有直接使用“直译”、“音译”的字眼，但他所说的“弗失文情”、“任情删易”和“逐字译”，即为“诚”，是现代意义上的“信”和“直译”；“留其同响”不失为现代意义上的音译。其实鲁迅的“异化”翻译策略早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即有所体现，即“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鲁迅当时翻译《域外小说集》是以西方文化或者说原语文化为取向，主张再现异域情调。保持原汁原味，“希望中国读者主动去接近、认可和接受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要求读者硬着头皮读下去”。此后鲁迅的“异化”主张在翻译《死魂灵》时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回忆说：“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躲在书房里，是只有这类事情的。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保存洋气呢?”鲁迅提出“洋气”的翻译主张，即为现在意义的“异化”，在他看来，为了“益智”，翻译要保存“异国的情调”和“洋气”，他还进一步提倡翻译要“兼顾两面”，不仅要“力求其易解”，还要“保存原作的丰姿”。鲁迅的“洋化”翻译方法适应了汉语世界对“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思想的内在需求。
三、结语
“翻译适应选择论”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为指导，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为基调，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是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基于“立人”、“立国”之理想，鲁迅特别选择那些可以适应中国“翻译生态环境”的域外革命文学作品，以借鉴、影响、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改造中国社会的外国文学作品。而且这与鲁迅一贯倡导的“拿来主义”不谋而合，即“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与此同时在翻译此类革命文学作品时，继续坚持“宁信而不顺”的直译路径，而且为了将域外文化引入本土，主张在归化的基础上，采用异化的翻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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