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中国新感觉派的“异端分子”
时间：2021-02-25 08:04: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施蛰存与中国新感觉派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但是相比该派的中坚分子刘呐鸥、穆时英的新感觉作风,其小说的新感觉特色并不明显,而是在新感觉以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最主要的是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仅仅用新感觉来概括其小说特色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他已经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异端分子”。
关键词:施蛰存 中国新感觉派 “异端分子” 心理分析
中国新感觉派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坛,主要代表作家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施蛰存与中国新感觉派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但与该派中坚分子刘呐鸥、穆时英的新感觉风格相比,其小说的新感觉特色并不明显。新感觉在施蛰存的小说写作历程里不过是一次牛刀小试,他的大部分作品是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创作的心理分析小说。日本新感觉派成员川端康成因其创作形成了不同于当时流行于日本文坛的新感觉派的独特风格被评论家伊藤整称为“新感觉派的异端分子”。作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一员,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在新感觉以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仅仅用新感觉来概括其小说特色是不全面的,正如吴福辉先生所言,“把施蛰存完全归入三十年代曾经昙花一现的‘新感觉派’,这个框子未免小了一点。”[1](P223)纵观施蛰存的小说创作,我们不妨借用伊藤整评论川端康成创作的说法,用中国新感觉派的“异端分子”来评论其小说特色。
一、中国新感觉派的缘起及其追求
(一)新感觉派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客观上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初战后的欧洲陷入一片混乱,虚无、绝望、颓废的精神如瘟疫般席卷各国,此时文艺领域中的现代派更是将这股思想推向极致,文坛上出现了意大利的未来派、德国的表现派、法国的达达主义等。这些现代派很快被引进日本,促使了新感觉派的萌芽;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给人们带来的颓废、迷茫情绪则给新感觉派的成长、发展提供了温床;而日本文学自身发展也要求对传统的革新与超越,于是以文学刊物《文艺时代》为主要阵地,汇集了横光利一、川端康成、中河与一、片冈铁兵等年轻作家,形成了新感觉一派。新感觉派这一名称最早来自日本当时著名的评论家千叶龟雄的评论,他在《新感觉派的诞生》一文中说:“我觉得《文艺时代》派的人们具有的感觉比起以前出现的不管什么样的自我感觉艺术来,是更新的、在语汇和诗以及节奏的感觉中生存的感觉。”[2](P119)这一说法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几年后,这股新感觉风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
虽然中国新感觉派作家们“对日本新感觉派的来龙去脉、性质及特色,一开始就不求甚解”[3](P62),甚至误解,但中国新感觉派正是在日本新感觉派的直接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新感觉派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发展,刘呐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他翻译的日本现代小说集《色情文化》是中国新感觉派作家模仿、借鉴的主要对象。1928年刘呐鸥、施蛰存等人创办的《无轨列车》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刘呐鸥第一篇极具新感觉派风格的小说《游戏》。不久施蛰存便创作了《在巴黎大戏院》、《薄暮的舞女》等新感觉风格的小说。随后穆时英一改流氓无产者式的普罗文学写作,出版了新感觉小说集《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转而成为“新感觉派的圣手”。1932年施蛰存主编《现代》杂志,尽管在《创刊宣言》中声称并不想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但实际上借助刘呐鸥的牵线搭桥,在日本新感觉派的直接影响下,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中国新感觉派已经悄然形成。
最早给中国新感觉派命名并对其作品特点加以评论、概括的是左翼理论家楼适夷,他在1931年《文艺新闻》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和<魔道>之后》中说:“写了这样在中国觉得新颖的作品的作者,也许是受了最近在法国流行的surrealism的影响,但比较涉猎了一些日本文学的我,在这儿很清晰地窥见了新感觉主义的面影……他们只是张着有闲的眼,从这崩坏中发现新奇的美,用这新奇的美,他们填补自己的空虚……”[4]围绕对新感觉的评论,主要是针对其创作的形式技巧而发,如谢六逸的《新感觉派——在复旦大学的讲演》、陈大悲的《新感觉主义表现法举例》等,这些都是赞同者的声音。与之相反,沈绮雨则在其《所谓“新感觉派”者》一文中否定了新感觉派的技巧主义、形式写作。针对日本新感觉派的缺陷,他甚至对中国出现的新感觉主义创作提出质疑:“别人走不通的路,我们还要去走吗?”[5]此外沈从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论穆时英》)、苏雪林(《新感觉派穆时英的作风》)也做了相关批评。前者并不十分欣赏这一派的作风,认为穆时英的近作(小说集《圣处女的感情》)就像“假艺术”,擅长的“是能使用那么一套轻飘飘浮而不实文字任意涂抹”;后者则认为作为新进作家的后来者穆时英等人的艺术表现很新鲜。而此后随着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感觉主义小说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80年代这一流派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再一次进入评论家、读者的视野。严家炎于1985年发表的《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继楼适夷之后再次将施蛰存并入新感觉派,并对中国新感觉派进行论述。由此,中国新感觉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之一成为文学常识。
(二)新感觉派对传统的革新与超越,首先表现在对当时作为日本文学创作主流的现实主义创作主义创作特点的判逆,创作之初就有较明确的理论主张。基本立场即反现实主义,否定自然主义文学的写实手法,主张通过瞬间的主观感觉把握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以感性的表现方式发掘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运用想象构成心理的现实;他们否定传统形式,追求新的感觉、新奇的外在形式和陌生奇异的词藻,采用西方象征主义、结构主义等现代派表现手法来展现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
中国新感觉派的创作继承了日本新感觉派的特色,追求新奇之美,进行小说形式试验。该派作家以主观的感觉、心理来描绘对大都会上海的印象,直观地把握事物的表象,借助通感、夸张等艺术手法描绘所见所闻,从而凸显都市底下情与性的混乱,深入表现人的颓废、迷茫情绪。他们笔下充斥着摩登的事物,特别快车、跑马场、舞厅……人们跳着“上海狐步舞”,听着Jazz,抽着“CRAVEN’A”牌香烟,做着各种各样的“游戏”……只是浮华背后满是都会人寂寞、迷惘的感伤情愫。作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一员,施蛰存自然难以摆脱新感觉派和刘呐鸥、穆时英对他的影响,一度创作出了极具新感觉倾向的小说。不过,钟情于外国文学、迷恋故乡松江小镇的施蛰存却力图在新感觉以外开辟自己的文学园地。事实上施蛰存也的确在新感觉以外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创作道路——心理分析小说,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异端分子”。
二、施蛰存对中国新感觉派的游离:走向心理分析
自左翼理论家楼适夷用新感觉主义认定施蛰存在“一个巨大的狂风之下”,“只图向变态的幻象中作逃避”之后,施便戴上了新感觉主义的“荣衔”,成了“所谓‘新感觉派’者”。毋庸置疑,他的部分小说带有明晰的新感觉主义倾向,但楼适夷没有注意到的是,他所说的“变态的幻象”正是施蛰存小说与其他新感觉派成员的最大不同之处,恰恰是在这样的“变态的幻象”中,施蛰存在心理分析小说领域取得了不小成就。施蛰存并不认同楼适夷封给他的新感觉主义头衔,他说:“因了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至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的头衔。我想,这不是十分确实的。……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6](P803)多少年后在与一些评论家通信、接受采访中谈到小说创作时,施蛰存也反复说自己的小说主要受弗洛伊德和霭理斯的影响,是心理分析小说。如果说刘呐鸥、穆时英的小说过多借助对都市的印象、感觉来揭露现代人的情绪、心理,那么施蛰存则以其敏感的气质,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切入都市隐秘的内部,用略显怪异的笔触剖析人的心理状态。实际上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已经偏离了新感觉主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精神分析学说、性心理学说对中国的文学创作已经产生了巨大冲击波。鲁迅、郁达夫等五四文学先驱都曾涉足心理分析小说的写作,如果说是鲁迅最早将心理分析学说运用到小说创作中,那么施蛰存则是将心理分析手法在其小说创作中很好地继承并做到完美体现者。其小说集《将军底头》、《梅雨之夕》中收录的小说以及广受赞誉的《春阳》都采用了心理分析手法,而更早一点的集子《上元灯》中的《周夫人》是作者最早透漏出心理分析影子的小说。施蛰存翻译了奥地利小说家施尼志勒的作品,正是在他那里,施蛰存接触了弗洛伊德学说并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添加了大量心理分析表现。霭理斯的性心理学说也被施蛰存演化到自己的写作中。
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是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创作的代表,该小说集共收四篇小说:《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阿褴公主》,作为历史小说,作者在大体依照史实的基础上侧重描写人物内心的矛盾,展现人在理性与非理性面前遭遇两难选择时的内心挣扎,将历史人物凡人化。施蛰存曾在此集子的自序中声明《鸠摩罗什》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底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石秀》是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无论是道、种族、道德,当它们与爱、性相遇时,作为这些精神载体的身体却选择了背叛,走向了另一重人格。《鸠摩罗什》中的鸠摩罗什妄图成为得道高僧,然而他却娶表妹为妻,并将自己的堕落看成是菩萨降给他的诱惑、对他道行的考验。当所谓的孽缘随着其妻子自行消隐而结束后,二重人格带给他的苦楚并没有消掉。作者以完整的故事情节,设置层层诱惑,经过重重心理分析,最终揭露了鸠摩罗什的伪善面孔,字里行间透露出嘲讽之意。稍带唯美浪漫色彩的《将军底头》以唐朝名将花定惊为人物原型,花将军的祖先是吐蕃人,当他带兵出击吐蕃、思索投奔祖国的时候却遭遇了“凶猛”的恋爱,最终因为迷恋黑衣少女忘记了纪律、战争甚至祖国。施蛰存笔下的花将军有情有爱,战争、国家与爱的冲突构成了其心理矛盾,他的凡人本色也就得到了彰显。取材于《水浒传》的《石秀》更是一改人们心目中忠诚侠义的英雄形象,借助性心理分析解构英雄人物不为人知的本性。作者直取石秀面对美色诱惑与道德冲突时的变态性心理,因为得不到美色以及对海和尚的嫉妒,石秀在爱欲的蛊惑下,用杀人来满足其欲望,其被道德压制的性欲以极端变态的形式得到了满足。
同样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还有小说集《梅雨之夕》。《梅雨之夕》中与雨中陌生女子的邂逅使“我”想起了初恋的女孩,“我”的心理表露无遗,小说通篇是“我”的心理独白。备受批评的《在巴黎大戏院》、《魔道》等在新感觉风格背后,支撑文本故事发展的还是心理分析。《在巴黎大戏院》写已婚男子与单身女子约会时陷入了性幻想,一场戏终了竟不知道演的什么。《薄幕中的舞女》中的舞女素雯本来打算换一种生活方式,男友生意的失利让她不得不放弃这个希望,转而去约刚刚被自己拒绝的舞客。小说几乎全是素雯的电话独白,希望破灭的她也只有重回舞场,这正是生活带给她的悲哀。
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引进和演化为施蛰存的创作开辟了新途径,使他有别于刘呐鸥、穆时英,成为心理分析小说的集大成者。施蛰存钟情于外国文学,他的创作自然对其有所模仿、借鉴,充满现代情绪。然而只是“拿来”远远不够,文学创作离不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吸收、转化。施蛰存的小说融合了现代手法与传统情绪,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传统文化对施蛰存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其《上元灯》集子可见一斑,多是成年后对旧事的回忆,并且故事发生于小城小镇。如果说《上元灯》中传统意识的流露略显拘谨,《梅雨之夕》中现代思绪的飘舞过于前卫,那么到了《春阳》施蛰存已经熟练地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了。《春阳》收录在小说集《善女人行品》中,是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历来受到评论家的推崇。小说写了到上海银行取息金的婵阿姨在春阳的映照下想冲破苦闷的生活,于是做了种种心理挣扎的过程。牺牲了一辈子幸福换来的生活保障她哪能轻易放弃呢?她没有勇气牺牲现有的一切,于是被作者赋予象征色彩的春阳不见了,“眼前阴沉沉的……好像还要下雨”,从昆山来的婵阿姨终又“逃”回到昆山的牢笼里去了。
三、结语
施蛰存创作的新感觉风格的作品并不多,他是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实现了自己的文学追求。而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与刘呐鸥、穆时英作品中对人的动物性本能描写相比,他笔下变态的性心理描写更符合社会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施蛰存的性心理分析继承了五四思想解放主题,是五四性解放思想的延续。
运用心理分析,施蛰存具体生动地写出了现代与传统的极大反差,以及这种反差给当时人们带来的强烈痛苦。现代与传统结合下的畸形社会文化正是施蛰存创作的大背景,他一只脚迈进了现代化都市上海,接触了现代社会的声光电色,思想意识极为开化;而同时他的另一只脚却留在松江小镇,继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由此,作为新感觉派的一员施蛰存以其创作的独异与复杂显示着他的“异端”色彩,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异端分子”。
注释:
[1]吴福辉:《带着枷锁的笑·对西方心理小说的向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日]千叶龟雄:《新感觉派的诞生》,世纪,1924年11月号。
[3]王向远:《新感觉派文学及其在中国的变异——中日新感觉派的再比较与再认识》,《比较文学学科新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楼适夷:《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和<魔道>之后》,文艺新闻,1931年,第33号。
[5]沈绮雨:《所谓“新感觉派”者》,北斗,1931年,第1卷,第4期。
[6]施蛰存:《十年创作集·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参考文献:
[1]叶渭渠,唐月梅.日本现代文学思潮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
[2]杨迎平.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
[4]苏雪林.苏雪林文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5]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吴福辉.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魏李娟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